年度散文家 李修文
作品《致江东父老》
李修文，作家、编剧，影视监制，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著有《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多部小说，曾获茅盾文学奖新人奖、春天文学奖等，散文集《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担任编剧和监制的作品有《十送红军》《疯狂的外星人》等，编剧作品曾获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
[ 授奖词 ]
李修文的散文饱满、酣畅、正大。经岁月历练，破除自我滤镜，他直面广大而真实的世界。在《致江东父老》中，每一个个体，都如此的生动而具体，那些在宏大叙事中闪烁微弱光芒的人物，上升为他的江东父老。李修文找到散文的大道。他一路行走，一路歌唱，在知道了世界的寒冷阴暗后依然歌唱、他赞美人民，赞美风也不在、雨也不在的信念，赞美绿树成荫、华灯初上的伟迹。
南都：网络上有人对你评价很高，认为你小说、散文都得心应手，属于文学天赋极高的作家。你自己怎么定义？
李修文：小说、散文、剧本，都是我所热爱的文体，早年，我多写小说，其后写了很久的剧本，但是能拍摄的甚少，一部剧本如果不能拍摄，某种程度就不算完整的创作，但正是因为这段写剧本的经历，一面使我不断扩大着生活的疆域，一面又促使我不断地反观自身，于是就很自然写起了散文。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我是文学天赋有多高的作家，但我确实在一直捍卫着生活和写作的有效性——我得确信，我并不是在自说自话地写作。为了这种有效性，我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是有“我”的，就像屈原和杜甫，无论是对着九天发问，还是匍匐于荒寒小路，“我”都在，如此，我写起了散文，并且通过散文写作越来越获取了这个时代内部涌动的人格力量；而今，写了几年散文下来，我的虚构热情反倒被重新激发了出来：通过虚构，另一种逼近生活本质的真实又变得迫切了，所以我又开始写起了小说。我想，无论哪种文体，它们首先呼应的是我们的存在遭际，是存在遭际在呼唤着它们来到我们的笔下。
南都：从《山河袈裟》到《致江东父老》，我们知道你的足迹遍布很多地方，感觉你对日本文学似乎有偏爱。这种偏爱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李修文：相比日本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戏曲似乎对我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或者说，自我开始写作，我所一直面对和处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和古典资源之间的关系。年轻时，我既深受古典资源影响，却又有莫名的反对之心，写作了不少戏仿古典资源的小说，其中情形，就像一个无路可逃的逃犯；之后，我想恢复某种说书人传统，想将话本和传奇的气质注入小说，但也不免于自说自话：在当代生活中，古典资源和价值并不是无效了，它的有效，正在于它的搏斗和闪躲，它的存在和延续之难；最终，在经历了漫长的写作困顿以后，还是古典资源拯救和解放了我：想要真正地继承传统，其道路并不在于甘受美学的笼罩，而在于像它们诞生之初一般具备创造力。
事实上，对古典最好的继承，其实就是直承古人心意，在命运中明心见性，说白了，就是李白苏东坡吃过的苦受过的罪，你都要跟着去受，然后，你还要去相信，哪怕一己之力，你仍有创造一个完整自己的可能。
南都：你20多岁就崭露头角，《滴泪痣》《捆绑上天堂》让人印象深刻，被提名当年度最具潜力新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推出了《山河袈裟》。这些年你的创作状态如何？
李修文：感谢南方文学盛典，设立之初，我就被提名过年度新人，其后多年，写作的真正困顿降临了，我甚至有很长时间写不出一个字来，然而我从未像热爱写作一样热爱过其他任何一件事，所以，写不出来的时候，说是心如死灰也并不夸张。好在是，只要热爱之心未死，奇迹便总有一天会从天而降的：在我写《山河袈裟》之时，我几乎变成了一个刚上学的小学生，忘了自己曾经是个作家，重新认识字词，重新打量自己和世界——我自己，还有这世界，到底有什么值得一写？这些文字在成书之前大多都没有发表过，但对我继续抱有对生活的信心却疗效显著，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发表和出版使我和写作联系得更紧，而是写作的失败将我与写作牢牢地连接在了一起。
有许多年，为了谋生糊口，我都在影视圈里东游西荡，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费尽心机去建设某种对生活本身的相信和热情，现在看来，其中磨折，似乎比纯粹写作上的变法要重要得多，现在看来，彼时之我并不是孤立之我，而是世界在一次次以生存的面目真正地涌向了我，因此我也许甚至可以说：我写的那些文字，自然是从我的身体里长出来的，但也是从这世上的种种偏僻与荒寒所在长出来的。
南都：谈回《致江东父老》这本书。本书写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为小人物写书立传是你的一个梦想吗？你为什么想到要写这种题材？
李修文：在写作这本书之前，我并没有为小人物写书立传的愿望，原因是，这些年，在我的生活里，从来也没有出现什么大人物，在过往十余年里，惟有这些“小人物”和我同吃同住，走在同一条夜路上，但我的发现是，只要我认真地凝视他们，就能听见或看见：在他们的体内，有深渊和暴风，也有沟壑和呼喊，他们无一不能自成世界，一如我在自序中所言：“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天下可爱人，都是可怜人。”
说几句闲话。这几日，演员沈腾正好在武汉演出，每晚他演完之后，我们总要聚在一起喝酒，现在的沈腾，早已是大明星，但在我们相识之初，他也是租住在便宜小区里的小演员，这几天，每晚分别的时刻，看着他离开时我都非常有感触：十多年里，多少我认识的演员、编剧、场工全都消失不见了，因为沈腾的到来，这些面孔却在我眼前倍加清晰，所以，十分有必要提醒自己再一次记起我在《致江东父老》的自序里写下过的一段话：“那些被吞咽和被磨蚀的，仍然值得我泥牛入海，将它们重新打捞起来，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只要我的心意决了，他们便配得上一座用浪花、热泪和黑铁浇灌而成的纪念碑。”
南都：读《致江东父老》，文字的“散文感”让人印象深刻，似乎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主题，思维跳跃灵动，这是你特地选择的一种写作方式吗？
李修文：让我们以李敬泽的《会饮记》为例，书中的那个“他”，时而在机场里吃牛肉面，时而在论坛与对话会上语含机锋，时而在他乡雨夜里见故友，时而在山岗上的小餐馆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你看，“他”在一次次奔赴世界，世界也在奔赴“他”，通过“他”，世界得到了存在，这便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今日处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就是最大的战场。以我自己为例，东奔西走的那些年里，我时而在小旅馆里被服务员大姐给我讲的故事所震慑，转过头来，大雪中却开出了一朵花，我时而在陪护的医院里百无聊赖，刚刚上路，一位盲人就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他早已在头脑中为自己虚拟了另一座世界——时间久了，我便开始相信，我，那个奔走在各处的我，即是山河大地本身。
李修文获奖感言
首先感谢南方文学盛典和各位评委，许多年前，当这个奖项创立的第一年，我曾经作为一个小说作家被提名过当年的新人奖，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作为一个散文写作者获奖的时候，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个奖项的纯粹性：它验证了写作之难，也验证了隐藏在写作之难中的、那些微妙的可能以及被这些微妙可能渐渐累积而成的个人解放。
这些年中，当我写作散文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在使用一种非虚构创作式的方法去接近我所要写下的人事——凡是我要写下的，我都竭力使之成为自身命运的一部分，并希望以此获得我们时代内部涌动的地理和人格力量。也因为如此，我既相信铁打般的事实及事实本身所呈现出的力量，另外一边，我也不是完全信任它们：在我的家乡，许多人都能将死去的亲人乘愿再来之时描述得言之凿凿；在陕西榆林，我也遇见过一个同路的盲人，他告诉我，为了鼓励自己活下去，他早已在头脑中给自己虚拟了另一座世界，所以，他既在与我们同在的世界中活着，也在他自己虚拟的世界中活着，对他而言，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是假的，那个虚拟的世界才是真的。
如此，我会经常提醒自己，在今天，散文其实存在着许多崭新的可能和重新生长的契机——在事件真实与美学真实之间，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过去，人们大多认为，各个文体的中间地带才是散文的主体性，而今，当外部世界越来越被分割，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成为了一座最重大的战场，与生命遭际休戚与共的散文，又如何重建自己今时今日的主体性？还有，那些光芒四射的中国文章道统，如何再次擦亮今日的生活，让汉语其来有自且继续静水深流，更让我们自己再次成为中国面孔的描绘者和中国问题的处理者？这些问题的浮现，至少对我个人是一种提醒，它们提醒着我：写散文，其实是一件大事。
我的家乡，是楚国故地，那里至今还有众多古墓，在许多墓主人的棺椁中，都留存着一张“告地书”，它们都是由活着的人写给那个幽冥的地下世界的，这些“告地书”既是身份证明，也是通关文牒和祷告书，它们一边视生死为无物，一边却又携带着巨大的相信，我想，如果我的散文写作继续下去，我就应当写下今时今日的“告地书”，视生活与创作的边界为无物，同时，还要去相信道统不绝，一己之力不绝，中国式的面孔、情感和伦理虽然屡经冲刷，也仍然绵绵不绝。
在论及一个文人应该如何践行自己所思之时，南宋的朱熹曾经说出过简单的“充实”二字，按照我的理解，“充”，说的是我们必须不断延展扩大自己的生活疆域，“实”，说的就是实在，而非虚在，这实在，将迫使我们用遭际、用命运去验证和亲近那些被我们写下的字词，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但它值得我们的信赖，我们也终将得到它的护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