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翠社区居民参与制止餐饮浪费的立法论坛。
↑刘先媛到林叔家收集立法意见。
9月11日上午10时，江门市江海区江南街道江翠社区。一棵大榕树下，近百名居民聚集一起，参加制止餐饮浪费专项立法的社区论坛。立秋后的江门，阳光仍不减威力，居民们的热情则更加火爆。
从退休老人、家庭主妇，到小学老师、幼儿园园长、企业雇员，居民们纷纷举例说明自己身边的餐饮浪费现象，表达对制止餐饮浪费立法的支持。
2020年7月，江门市江海区人大常委会被正式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络点，是广东省唯一一个基层立法联络点。这意味着，在江海区搜集的民情民意，可以层层上达至全国人大，成为全国性立法的重要依据。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立法，各基层立法点要对有关问题和情况进行调研。这也是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启用后接到的首个任务。
50多岁阿姨爬六楼上门收集民意
早在2015年11月，江翠社区和广东大冶摩托车技术有限公司便成为了广东省人大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络单位。
江翠社区作为基层立法联络点，目前运转已相对成熟，居民的高参与度和对议题的高认知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9月11日的社区论坛上，退休工人、江翠社区议事委员会委员麦棠的意见颇为具体。他提出，一是要明确政府执法部门，“到底是工商局呢，还是食监局呢？”二是餐厅应该为食客提供更多样化的分量选择，“能不能多提供半例牌？”
江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余志坚认为，餐饮浪费立法涉及多层次、全方位的民意，大到餐饮巨头，小到平民百姓，都对餐饮浪费有看法，他们的意见都应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因此非常需要江翠社区这样“接地气”的基层立法联络单位，客观全面地收集民意。
在社区论坛举办的半小时前，社区义务民意搜集员、五十多岁的刘先媛爬上六楼，被满脸带笑的“林叔”林盛堂一家人迎进家门。刘先媛打开笔记本，笑着解释：“今天我们上门是为了餐饮浪费专项立法，社区在收集民情民意，希望你提供宝贵的建议。”
林叔一开始有些腼腆，但在刘先媛的鼓励下，他逐渐打开话匣子，“我觉得这件事光靠个人是不行的，关键要在餐厅落实。还有，只有那些政府机关部门先以身作则，下面的群众才能自觉。”十几分钟的谈话结束后，刘先媛记了满满一页纸。
刘先媛并非江翠社区的“原住民”。2003年，她跟随女儿来到江翠社区。带孙辈之余，热情外向的她积极参与多种社区的志愿服务。
刘先媛一开始没想过参与立法意见收集。2017年，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一位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低头系鞋带时被狗咬伤，为了省钱没去注射狂犬疫苗，没过多久就因狂犬病去世。这个新闻让她十分痛心，开始和其他居民一起要求文明养犬，呼吁立法保障，想要“为群众的安危做点事”。
年逾花甲的退休工人“榕叔”何树榕则是江翠社区首批立法意见收集员之一。平日里，他的摩托车后座上总是绑着扫把和垃圾铲，因为他走在社区里，看到垃圾，总会打扫一番。而且，他擅长电工、水泥工，经常排查社区和居民的用电用火安全隐患、检查辖区内健身器材的破损情况，为不少独居老人上门修水电。这位名声在外的“江门好人”，在江翠社区号召力颇强，能收集好多大家的立法意见。“榕叔一句话，大家都会听。”
60多人成为立法意见义务收集员
其实，江翠社区并非从一开始便是一片基层民主的“沃土”。多年来居民自治的实践，社区和基层立法工作者的悉心培育，才使基层民主得以生根发芽，更好地为“开门立法”提供群众基础。
将江翠社区的志愿服务进一步拧成一股绳，为居民自治和立法联系点搭建制度基础的是该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凤鸣。陈凤鸣在2015年4月来到江翠社区，此前已有十三年的社区工作经验。
江翠社区共一千多户，七八千人，主要楼房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是城乡结合部。社区周边有金羚集团、华彩塑料印刷等多家企业，有一千多企业退休工人居住于此。由于社区相对老旧，老人小孩多，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较大。
陈凤鸣说，自己有个习惯，一到社区就会通过留心观察谈话，寻找热心民众。她告诉南都记者，其实每个社区都有这样的热心民众，在自己前一个工作的社区，她就曾发掘过两个义工，这两位日后成了江门十大金牌义工。
陈凤鸣就任后，江翠社区成立了志愿服务委员会和议事委员会，前者主要组织筹办社区志愿服务，后者则成为居民们讨论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
社区服务体系促进了基层立法联络点工作的推进。一开始探索立法意见义务收集员模式时，陈凤鸣在楼长中召集了十人。后来，她发动自己认识的热心群众继续寻找合适人选，现在已发展到六十多人。这些人基本是社区服务活动的“积极分子”。
麦棠说，自从当选议事会委员，他总是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记录最为“原汁原味”的社区民意，带到议事委员会中讨论，并由社区和基层立法机构整理上报。同为议事委员会委员的何树榕则说，自己完成的是从立法到民意“最后一米”的工作。
2017年，《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在江翠社区征求意见时，麦棠结合社情民意，提出律师违法犯罪后应当重新考取资格证，该意见最终被调研组采纳，相应修改了第九条内容。
余志坚认为，不仅居民要参与居民自治和立法意见征集，人大代表更应该将社区治理和立法联络工作结合起来，亲身参与议事委员会和社区论坛，充分了解基层情况。
在参与中提升“主人公意识”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络点工作规则，基层立法联络点的职责包括就立法草案征求意见建议、开展调研；邀请联络点代表参与立法座谈会、论证会；跟踪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收集关于修改完善有关法律的建议；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活动等。
2015年11月，基层立法联络点还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尚无具体的工作指南。江海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朱学军上网搜索资料，发现全国范围内可供借鉴的社区落地经验比较有限。如何确保收集的民意足够广泛和有代表性？如何让群众理解收集民意的意义？
从事过二十多年政法工作的朱学军和同事们把立法机关的普遍经验“移植”过来，通过研究政策文件中规定的立法联络点职责，一点点摸索工作方法。
在收集民意环节，江翠社区先后探索了问卷调查、座谈会、议事委员会、社区论坛、入户收集、居民找人大代表反映、网页征集、微信公众号征集等多种形式，尽可能地疏通民意传达渠道。而为了提升民意的质量，社区通过培训立法意见收集员、议事会委员等居民代表，在社区举办法治宣传，逐步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居民的法律意识。
引进社区律师是江海区在培育社区法治土壤方面的重要举措。律师黄冠广2016年开始在江翠社区驻点，属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居民提供普法讲座和法律援助。按司法部门要求，他每个季度需至少举办一次社区普法讲座，但他实际上一年会举办七八次。
黄冠广告诉南都记者，社区的普法工作要注意结合热点，并切实回应居民的需求。比如，他会在妇女节和儿童节举办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专题讲座。《民法典》征集意见期间，他也召开了许多物权法相关的讲座，居民反响热烈，常常找他咨询婚前财政公证、遗产继承等问题。
每次需要就立法执法征集民意时，他都会担任社区论坛和议事委员会的会议主持，向居民介绍相关法律法规，并和委员们进行讨论，最终形成更为完善的意见。
“希望议事委员会的功能进一步细化”
“这几年，社区居民在参与中得到了成长，”黄冠广说，一开始，就连议事会委员们都对立法座谈会将信将疑，但参与几次，发现自己能学到法律知识，自己的意见受到尊重后，他们的热情很快就被调动，逐渐培养出“主人公”意识。
朱学军则认为，让居民意识到民意能够影响立法，能培养居民自豪感和使命感，进一步促进他们积极参与。
黄冠广还说，基层立法机构和民间意见不是单方面采纳或者拒绝，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比如江门市制定“养狗条例”时，江翠居民们提议政府部门应该监管流浪狗，黄冠广便提醒他们，政府部门可能面临人力不足的困难。居民便进一步提议，在流浪狗威胁人身安全和公共卫生时先由居民管制，再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军表示，江翠社区这样的基层立法联络点打通了民意由下至上的渠道，实现立法全过程的民主化，同时使由上至下的法治宣传落到实处。此外，立法联络点还促进了立法机关内部区、市、省三级的合作，对国家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作为新晋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络点，仍有诸多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黄冠广提出，希望议事委员会的功能进一步细化，成立细分小组，委员们根据自己的背景和兴趣，定向征集某一类型的民意。
陈凤鸣和朱学军则强调，由于以前讨论的都是地区性议题，如果想要参与全国立法，需要全国性视野，需要区、市、省三级人大的互相协作和立法资源的共享。
采写：南都记者 吴璇 实习生 蒋模婷
摄影：实习生 蒋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