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法院、上海市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司法局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的若干意见》，并随即开始施行，明确提出上海中小学应至少配备1名法治副校长，参与学生欺凌治理和罪错学生教育矫治等工作。
早在1996年，广东阳江从政法部门中选派干警担任中小学兼职法治副校长，堪称法治副校长制度的最初尝试。当时即引发了热议，随后也有一些地方跟进和借鉴。但围绕这一制度并不是完全没有质疑的声音。在广东佛山的一次“两会”上，一位来自教育系统的人大代表表示，“设立法治副校长，从客观上是能促进学生提高遵纪守法意识”，但问题是多数法治副校长并不上课，“给人感觉更多是个空职。”另一位人大代表则认为，根据人大调研，多数学校法治副校长均为兼职，“这些校长是否有合格的资历，他们的学识究竟符不符合教学要求，能否达到效果？”
看来，仅仅设立一个制度，相关部门派出一名法治副校长进行挂职，很可能无法实现制度的初衷。
现在上海重提法治副校长，有何新意？从《意见》中已可窥出端倪。意见明确，法治副校长要督促学校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涉及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入职前查询和从业限制等制度机制，依法妥善处理在校教师、学生违法犯罪案件，配合相关部门严肃查处侵害师生合法权益和滋扰校园的案件。同时要掌握学校周边地区治安动向，积极参与组织开展学校周边治安秩序整治。还要主持或参与学生安全事故纠纷的协商调解；参与学生欺凌治理和罪错学生教育矫治等工作。
熟悉校园的人就会知道，以上每一条规定都牵涉到大量具体、繁杂的事务。如果说，过去的法治副校长能够抽出时间到学校上几堂法治课就可以获得好评，换到今天的语境中无疑远远不够。
不是务虚而是务实，对法治副校长提出更高要求势在必行。当下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远较过去复杂，他们可能面对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个好的法治副校长，必须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通过法治课上的生动宣讲，使法律常识、守法观念于不知不觉间注入孩子们的大脑。除此之外，他更需要在孩子们遭遇冲突甚至侵害，最痛苦最困惑最茫然的时候提供及时的帮助。
实际上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法治副校长的作用才最能凸显。因为不论是校园欺凌还是性侵，都敏感而复杂，要进行及时、妥善的处理，把孩子们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往往不是文化课老师甚至家长所能胜任。
最近几天，广东吴川的一起校园欺凌事件让舆论十分震惊。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在一楼梯间内，一名女生遭到多人掌掴，并被逼迫吸烟，其间被打女生多次大声哭喊。广东省吴川市公安局于9月14日通报称，9月12日，一名13岁女生在楼梯间遭到5名在校女学生殴打，5名打人者已被警方依法传唤。
9月12日事发，9月13日视频传播而震动网络，9月14日警方通报，吴川警方的处理可谓迅捷。但仍然不妨设想另外一种场景：如果学校有一名法治副校长，而这位副校长又由于工作出色、善于和孩子们交流而广受学生信任，一旦发生校园欺凌，被欺凌的学生有无可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抚慰和疏导？如果一所学校真的有了这样一名法治副校长，校园欺凌现象是否会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新的环境下，法治副校长制度有望成为一种标配。甘肃省更提出了检察长担任法治副校长全覆盖的要求。高规格代表着重视的程度。而在规格之外，对一个优秀的法治副校长来说，专业背景、爱心和耐心则尤为紧要。因为有耐心才能对庞杂琐碎的事务不厌其烦，有爱心才能热爱这一岗位，也才能赢得孩子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