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一线城市，深圳蜕变背后有哪些秘诀？站在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关口，深圳如何继续领跑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南都专访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张建平通过长期观察总结到，深圳“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创新意识，正是深圳又一次被委以重任、成为先行示范区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如今面临房价上涨、外贸环境恶化等挑战，深圳应该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服务好企业，以技术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驱动下一阶段发展。
谈政策优势：
打破空间局限，管理体制继续变革
南都：很多地方提出要学习深圳的经验，用一些关键词来总结，深圳经验到底是什么？
张建平：首先是开放。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打破中国计划经济僵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外部要素，激发了国内的发展动力。这其中，开放非常关键。
其次是创新。创新不止是技术创新，也涵盖了理念创新、体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全国从过去的出口导向模式切换到创新驱动模式，深圳发挥了引领作用。对于深圳来讲，面临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环境，以及自身的短板，需要通过进一步创新去寻求更好的国际竞争优势。
南都：有观点认为，深圳现在拥有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四区叠加”的优势。深圳应该怎么去用好这些优势？
张建平：自贸试验区主要是集中在前海片区，并不能覆盖整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和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两者是完全覆盖深圳的管辖范围；粤港澳大湾区是需要深圳与广州、珠海、香港、澳门等城市协同合作，与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形成良好互动关系。
不同的城市中，各种要素的配置是不一样的，比较优势也是不一样。当我们能够形成这些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产业良性互动，让地区活力迸发出来。深圳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增长极。国家唯一提出要把深圳打造成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实就是着眼于放大深圳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未来的发展就需要更多的联合协作，打破目前的空间局限，以及在管理体制机制上继续突破和变革。
南都：您多次提到自贸区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贸试验区在深圳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
张建平：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形成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自贸试验区所承担的一个功能，就是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新型政企关系等方面进行探索。深圳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走出了一条道路，即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转型。当前，深圳要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要依靠自主创新。自贸试验区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塑造公平透明竞争环境等方面承载着艰巨的探索任务，就是怎么样能真正让市场经济活力迸发出来，让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爆发出来。这个背后需要通过自贸试验区去不断形成体制和机制的突破。
谈高质量发展：
生活上也需要高品质服务
南都：新时代深圳要站在更高层次上放眼世界。对标国际一流城市，深圳还需要做好哪些功课？
张建平：我认为从经济实力、高科技产业影响力、国际贸易影响力等来看，深圳已经足够被称为国际一流城市。比如在高科技领域，现在代表了中国在参与全球竞争的华为、腾讯、大疆等企业，都是位于深圳。国际贸易方面，早在2014年，深圳的国际贸易规模已经占到了全国的1/8，非常惊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深圳外贸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高附加值的电子信息产品，也侧面反映出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深圳一马当先走在了全国前列。
未来深圳想要真正跻身国际一流城市，不仅需要高科技的支撑，同时也需要高品质的服务。这些服务既包括生产性的服务，也包括生活性的服务。通过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休闲、医疗健康等产业，来满足深圳居民、大湾区居民，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世界各地人民的服务需求，实现高质量发展。
南都：近年来深圳人口快速增加、房价上涨，创业者或多或少都感受到压力。如何破局？
张建平：深圳现在面临着新的转型难题。目前深圳已经拥有一大批创新主体，形成创新生态体系。未来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至关重要。但是近年来深圳进一步开发的空间有限，地价、房价扶摇直上，这对年轻的创新创业群体来讲，就会构成非常大的压力。
即使深圳有高房价的因素，但从目前态势来讲，深圳仍然是对年轻人最有创业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国内有些其他城市制定了更加优惠的条件去吸引人才，这对人才来说是好事。市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竞争，人才作为一个要素也是有市场的，也需要空间的优化配置。各城市之间的这种竞争，会促使城市想办法为创业者创造最佳环境。深圳面临这样的竞争，就需要对自己的城市发展空间、产业结构等进行优化配置，以适应高技术化和服务化发展方向的需要。
尽管深圳确实在创新驱动方面有很大进步，但它是从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目前的经济结构中，这种“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还是占有一定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需要逐渐调整产业结构，有些产业可以向中西部地区或东南亚去转移。这样的调整就意味着能够释放出城市空间，同时人才结构也能够相应地去调整。
南都：今年来受全球经济环境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外贸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深圳作为一个外贸大户，应该怎样应对挑战？
张建平：其实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外贸会遇到的困难和挑战都是有预判的。加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因素，深圳这样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城市，会最先感受到“寒意”。国家层面上稳外贸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工作。深圳作为自贸试验区，政策落实的效率非常高。总体上全国的外贸已经呈现逐步复苏的势头，特别是六七月份的外贸数据有明显的好转，深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下半年困难依然是存在的，因为全球疫情有不确定性，全球市场可能会有波动。所以要服务好企业，现在各种政策落实都不能放松，像深圳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城市，更要在各个方面抓紧政策落实。相信深圳今年能够克服困难，稳住外贸。
谈政企关系：
“来了都是深圳人”不是挂在嘴上
南都：过去深圳在平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找到了一条较为成功的道路。接下来深圳应该怎么做，去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
张建平：深圳有两条重要的经验，造就了今天的辉煌。第一，深圳有一个有名的口号叫“来了都是深圳人”，这句话可以温暖无数创业者的心。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这个口号背后，是深圳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等各个方面，不断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在努力。这也是为什么40年间，一个小渔村能够发展成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能够成为亚洲创新中心的关键原因。
第二，深圳政府的亲民、亲企业不是单纯挂在嘴上，实际上体现在政府的每一个行动当中。“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这种官僚作风在深圳是很少见的，深圳的干部总体作风也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愿意平等对话，这就让企业有踏实感。在这里有政府支持，可以放心创业，这是非常重要的。
前两年我在深圳特别调研了几家高科技企业，规模都属于中小企业，但能够感受到很强的产品创新能力，以及年轻员工的干劲，这是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营商环境方面深圳已经走得很快，凭着上述两点经验，未来可期。
南都：区域协同发展有时会遇到一些行政壁垒。要带动地区城市群发展，深圳应该如何去破解这些壁垒？
张建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规划，是着力于打破现有的行政壁垒及市场壁垒，使经济要素能够更加自由、充分地流动重组，向统一大市场的方向去努力。这确实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过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渐进推进的。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政府部门的数量在不断缩减，地方上也在不断简政放权。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要简政放权，另一方面也不能一放了之。过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经常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就需要推行新的管理模式。总结起来，就是“事中事后”的监管模式。“事中事后”模式在自贸试验区中已经证明是非常高效的，就是把事前的要求尽量简化，让企业能够很便利地注册登记。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政府部门会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则，会去监督是否合规达标，这样逐渐把管理体制理顺。
国家现在已经把事中事后监管以及“放管服”改革提到了很高的位置。我认为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下去，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就会越来越少，联合协作会越来越多。跨省、跨地市的配合也会在一体化规划指导下有序推进。
南都记者马嘉璐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