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与王季思先生商量《全元戏曲》编选的问题（摄于1987年）。
□ 黄天骥
近期，常从新闻画面上，看到一些年青人照顾老人的情景，我不期然想到了三十年前的一桩往事。在中山大学康乐园，到了暮春三月，岭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蚊乱飞。最可怕的是，有一种花斑蚊，人若被它叮了，会染上“登革热”，若引发并发症，危险得很！很不幸，这种病，竟发生在我们的老师王起(季思)教授的家里。王老师是著名的古代戏曲研究权威，培养了我们好几代学人，在建立中大的戏曲研究团队方面，作过卓越的贡献。
我记得，在1990年春夏之交，一位校友来访，送给我两小包“海蜇皮”。我一想，这东西最宜下酒，王老师是每饭必饮的“高阳酒徒”，不如转送给他。第二天早上，便打电话和王老师联系，他清晰地回答：“好吧”！我立刻骑车前往。
自行车刚转入“马岗顶”，远远看到，有人抬着担架走出，再细看，抬担架者，是康保成、董上德和王老师的女儿王小雷。我心里一阵发慌，王老师刚刚才和我通电话，怎么忽然出事了？走近一看，原来在担架上躺着的，是师母姜海燕先生。我立刻跳下车，一看姜先生脸色苍白，昏迷不醒，便赶忙把自行车扔在一旁，和大家一起，把姜先生抬到学校的医务室。
我们七手八脚把姜先生抬上病床，医生发觉不妥，赶紧叫来救护车，把病人送到附近的广州河南医院急诊室。经诊断，判定为被蚊子叮着，染上“登革热”，引发急性心肌炎，要立刻抢救。可是，迟了，到晚上七时左右，姜先生不幸去世。
我们接到消息后，急忙赶往医院。让守在母亲遗体旁的小雷，当晚先不要回家，听候我们的安排。因为，王老师当年已84岁了，又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他怎么样也想不到姜先生起病只有三天，早上还在一起，离开不到十小时，便天人永隔。如果我们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他，这猛然的打击，他能抵受得了吗？万一心脏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果不告诉他，又实在不可能，万一走漏消息，他更受不了。这又怎么办？真教人左右为难。
情况特殊，我只好通知各位师兄弟，到大海兄的家里，共同商量。晚上十点左右，我们围坐在一起，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告诉王老师？二是怎样为姜先生办后事？而关键在于：怎能让王老师身体不出现特殊的状况，平安地接受不幸的现实。围绕着这一难题，大家左思右想，一筹莫展。
忽然，有人提出：坏了！现在王宅只剩下老人家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怎么办？于是决定，让当时最年轻的上德，骑上自行车前往探望。大家吩咐他，如果楼上没有灯光，说明王老师已经睡了，那就不必惊动，赶紧回来报信；如果楼上有灯亮着，说明王老师没有睡，那么，立刻上楼和他聊天，稳住他，安排他休息，并且打电话过来通报。上德二话没说，受命飞奔前往。
那年代，手机还没有出现，我估算一下，上德骑车抵达王宅，约需十分钟；如果王老师睡了，马上回程，一来一回，顶多需要半个小时。上德是十二点左右出发的，无论如何，凌晨一时，我们便应该知道信息。
谁知道，直到凌晨两点，上德还没有回来。这一下，我们慌了，上德一向办事认真，这是什么回事？再一想，不好！莫非他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故？深夜飞车，撞上什么东西，那真就祸不单行了！我们越想，心里便越发毛。我沉不住气了，正想让大家分头去找，又不知上德走的是哪条路线？正在踌躇之际，门打开了，只见上德满头大汗，刚好回到。原来，他的自行车，半路上坏了，鼓捣了半天，依旧没法把车修好，只好步行走到王老师家。一看，楼上没有亮灯，又只好徒步走回来。我们听着，也都松了一口气。
我们又讨论了一会儿，依然找不出应对的办法。眼见快近四点，曙光熹微，大家都有倦意，便决定先各自回家休息，等头脑清醒些，再作决定。我回到家，立刻睡觉。起来后洗了个澡，冷水一冲，突然灵机一动，有了！记得前两年，校党委某领导的家属，突然去世。她患有心脏病，校长便先对她封锁消息，让她到医院住院体检，并和院方沟通，在做好抢救的准备后，才告知她。这办法，颇有效果。
我便想，我们对王老师，不是可以如法炮制么？主意已定，立刻向校党委书记张幼峰请示，他很同意我的想法，并立即通知校医室，给予配合。我便和校医室王坤儒主任联系，请她准备车辆，并以学校组织老教师体检的名义，送王老师到河南医院。但我们又怕引起王老师的怀疑，便把真相告诉王老师的同乡好友：哲学系刘嵘教授和图书馆连珍馆长，请他们也装着参加体检的样子，和王老师乘车一起前往。同时通知王小雷，让她立刻回家，装着没事，告诉王老师，妈妈也在河南医院，没有大事，并悄悄替父亲准备住院的物品。当然，我们也请学校方面，迅速和河南医院取得联系，告知意图。
一切安排妥当，刘、连两位教授坐上面包车，一起来到王老师的家中。起初，王老师真不想去，但刘、连两位告诉他，老教师体检，是学校统一安排，他们俩也得参加，不去不好。何况姜海燕也在那里留医，彼此方便照顾。王老师想了想，同意了，和大家一起上了车。一路上，大家说说闲话，强颜欢笑。
到了医院，医生很配合，首先给刘、连两位做了检查。轮到王老师，东弄西弄，便说他心脏不好，肝部也有问题，必须立刻住院留医。王老师愕然，我们则不由分说，连哄带吓，把他送往住院部。一住下来，他便要看望妻子，我们告诉他，姜先生正在好转，但不能干扰，请他放心。王老师老了，行动不便，也不知姜先生住在哪号病房，只好作罢。
我们回到校里，大家又一起商量，姜先生的追悼会，应该在六七天后举行。至于在什么时候，才把实情告诉王老师，则要看情况而定。我们一面通知系领导，要求系里的老师配合，绝不能走漏消息。一面决定，在王老师住院期间，早、午、晚三段，由戏曲研究团队的师兄弟，轮流值班陪侍。晚上一段，则由当时未婚的黄仕忠，以及不用照顾家庭的林健负责；我则重点负责各个方面的协调工作。大家又想到，医院伙食不算好，便规定每位同志，凡是轮到值班看护时，必须带上有营养的汤品。家里没有开锅的，便到附近饭店买上一盅。由于营养充足，后来王老师出院时，体重反而增加了。
王老师住进了医院，大家安心了。第二天早上，我和王小雷，要与院方共同研究采取什么方式并在什么时间向王老师“摊牌”的问题。到医院后，我们先到病房看看王老师。他一见我，便追问：“海燕怎样了？”我们支吾以对，说情况还好，请他放心。然后匆匆离开。
我们从院长室里出来，已经十一点多了。我又跑到病房，看看王老师的情况。还未进门口，轮值陪侍的师颷，瞄见了我，对我说：“王老师焦急得很，说天骥办事，从来不会一来便走，刚才，他还要我到处找您。”我立刻进入病房，只见王老师坐在床上，一见到我，立刻就问姜先生住在哪幢楼？哪号房？我说不能去，他有点生气了，还是一个劲儿要求带他探视。这下子麻烦了，我沉吟一会，横下心来，索性告诉他，姜先生病情突然恶化，刚才和医生商量，已经把她转到省人民医院治疗。王老师急了，又提出赶着要去看她。我立即正告他，不可能。医生不会批准他离开等等。总之，我编了许多理由，硬是劝他不能前往。王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
我回到学校，和大伙说了王老师的情况，决定采取时松时紧的策略。一会儿说：姜先生好转了，隔天又说姜先生出了问题。消息时好时坏，反反复复，让王老师有一个思想准备的过程，然后再抓住时机，告诉他有关不幸的消息。
谁料过了四天，邱世友教授到了医院，径直探访王老师。邱老师是王老师的老学生和老同事，他学问很好，有时却有点迂气。那天，他去问候王老师，两人谈心。谈着谈着，邱老师忽然谈起老庄哲学，还大谈庄子丧妻，鼓盆而歌，说到庄子坦然的态度等等。王老师是何等聪明的人，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当时，轮值看护的师弟，大惊失色，却又不能阻止侃侃而谈的邱老师，眼看着王老师默然发呆，只能暗自着急，却束手无策。
也真凑巧，在王老师住院后的第三天，隔床住上一位老干部。他是某造船厂的厂长，“文革”时，曾到中大担任过工宣队队长，对学校知识分子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他看到了我们师兄弟的奔忙和种种情态，早就明白了。邱老师离开后，晚上，这位作为“病友”的厂长，便对王老师说：一年前，他在住院留医期间，老妻去世了。可是儿女们一直瞒着他，过了两个月，才告诉他，他很不满。但回头一想，子女这样做，其实正是为他好，怕他伤心，影响健康。厂长又说：后来想通了，只好接受现实。王老师听了，也点头称是。显然，厂长把一切看在眼内，已经自动地帮助我们做了思想工作。那晚值班的师弟，赶紧把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一听，时机到了，立刻决定，隔一天，就可以向王老师说明真相。
那天，院方把一些医疗设备搬进了病房，几位医生也做好抢救的准备，然后，王老师的女儿小雷，穿了黑色的衣服，与王老师的挚友连珍馆长，还有我和两位师弟，一起进入病房。王老师一看，便明白了。跟着，小雷正式告诉他：妈妈逝世的时间和情景，连珍馆长也简单安慰了他几句。只见王老师泪流满面，过了一会儿，一位医生握着王老师的手，检查他的脉搏和血压。回过头来，向我们示意，他心脑没有异常。于是，我们只留下小雷陪伴父亲，大家默默退出。当走出病房门口，又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来听小雷说，王老师哭了一会，便睡着了。我们知道了，也稍稍安心。
尽管王老师情绪渐次好转，但暂时还不能让他出院回家，否则他睹物思人，又会感情波动，因此，大家决定让他继续住院。每天，我们依然早、午、晚三班，轮值看护，陪他聊聊天，或者推着轮椅，让他到处走走，散散心。那时，天气渐热，下午值班者，还必须替王老师洗澡。有一天下午，轮到我和师兄苏寰中教授值班。到四点钟左右，我俩扶着王老师进入沐浴间。王老师腰腿不便，我们不敢让他跨进浴缸，只能替他脱光衣服，让他站在淋浴器下面。苏兄搀扶着他的左侧，谁知王老师身高体重，苏兄顶托着，非常吃力；我则一手扶住老师的右腋，一手打开水龙头，替王老师从头到脚，冲洗搓擦。等到把他搀回病床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全身巳被汗水和自来水打湿，弄成落汤鸡了。
又过了若干天，我们看到王老师情绪已经稳定，便和他的家属商量，决定让王老师出院后，先不回到中大的家，而直接送往深圳，让他在女儿王丽娜的住处，继续休养，然后再回康乐园。主意已定，连忙请医院给他做一次全身检查，准备办理出院手续。
过两天，我们接到王老师体检结果，一看，坏了！体检书写着：胃癌晚期。并建议，由于本院设施不足，尽快到省人民医院复检。这事情，王老师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却惊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紧急和王老师子女开会商量。他们都决定，如果复检属实，只好消极治疗，不再开刀，让病者舒服离世。话虽如此，大家的内心，实在非常伤感。八十多岁的老翁，癌症晚期，看来日子无多了！
怀着凶吉未卜的忐忑心情，我们请学校备车，由王老师的儿子王则柯教授，以及欧阳光和我，三人一起，把王老师送到省医复查。在等候结果时，我们如坐针毡，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直等了三个钟头，王老师被护工推送出来。过一会，复检证明也拿到了，我们抢前一看，哎哟！阿弥陀佛！原来王老师根本没有癌变，一切正常。我们则相视而笑。悬着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地。
王老师住院，前后共二十多天。出院赴深圳前，我打电话给当时《深圳特区报》的社长许兆焕校友，告诉他：“老师交给您了。”他朗声回答：“没问题！”当王老师抵深那天，老许召集了七位校友接车。那时没有电梯，他们便轮流抬着王老师，硬是爬着楼梯，登上了王丽娜居住的七楼。我们知道了，都十分感动。这就是中大的校风！但愿这尊师爱生的校风，能发扬光大，传之久远。
经过二十多天具有戏剧性的奋战，王老师安然无恙。我们虽然心力交瘁，但也都觉得值得。“有事弟子服其劳”，这是中国人应有之义。此一役，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自我教育，大家也更紧密团结，为后来完成一桩又一桩的重大科研项目，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