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文化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化批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等。出版著述《“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等。毛尖新著《凛冬将至》一书序言的作者。
南都：电视剧对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有何影响？当下知识分子普遍对于以电视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
贺桂梅：电视剧作为一种最具大众性的叙事媒介，与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的关系，毛尖在后记和我在序言中都提到过。上世纪80年代，人们都不大看得上这种叙事形式，认为是一种比电影、文学要低级的通俗文化。这种态度背后是一种文化等级的区分，认为高级文化、精英文化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关注和追逐的文化形态。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电视剧叙事艺术自身的发展和成熟。毛尖在后记和多次访谈中都谈到电视剧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作为一种叙事艺术的影响已经有超过电影的趋势，不仅在中国，在好莱坞也是如此。我这里想更历史化地描述这个过程。中国电视剧业在上世纪80年代刚刚起步，当时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是港台电视剧和日美电视剧。比如后来回想起来确实构成我们青春记忆的是港台的《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霍元甲》，日本的《排球女将》《血疑》，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豪门恩怨》等。1981年拍摄完成的第一部国产电视剧《敌营十八年》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四大名著改编的国产电视剧影响比较大，不过依然难敌日剧、韩剧。但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成型，许多电视剧比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也风靡一时。不过知识界关注电视剧可能要到1999年的《雍正王朝》，以及稍后的《走向共和》等历史正剧成熟的时刻。在我的印象中，21世纪初是中国电视剧类型化并走向成熟的时期。那时除了历史正剧，还有张纪中的金庸古装剧、海岩的言情剧以及家庭伦理剧等，主旋律电视剧也开始变得非常亲民。如毛尖所说，发展到2009年，确实是国产电视剧的高峰期。各种类型的电视剧都推出了几乎可以说水平最高的作品。
与电视剧的这种发展相关联，我身边此前对电视剧嗤之以鼻的许多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电视剧。比如1999年的《雍正王朝》，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老师们有空聚集在一起聊天，以前聊的都是新出的文学作品，那段时间人们开始谈论这部剧的历史观，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联。越到后来，谈论电视剧的人越多。学生当中，电视剧也开始成为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认为电视剧自身作为叙事艺术的成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它在叙事形式、叙事内容和叙事影像方面的成熟度和复杂性，已经足以使其成为知识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所以，与电视剧的发展相关联的第二个变化，是知识界研究界对于电视剧看法的变化。在一般的观念中，电视剧被视为不入流的低级文化。毛尖说，当年她是看不上为《渴望》流眼泪的父母的，那其实是我们这代人的常态。后来因为接触了文化研究这个新领域，才有意识地要去关注构建了社会意义体系的大众文化，因此，才会去自觉地关注电视剧。这是我的变化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读着金庸长大的，上世纪80年代是读金庸的盗版小说，90年代是看各类金庸电视剧，他的英雄谱系和江湖世界其实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我们的世界观，可是我们自己为什么非要觉得一定要看英格玛·伯格曼、小津安二郎才叫有文化呢？有了这样的自觉，就会非常有意识地留意电视剧，而且也不会觉得看看电视剧、沉迷在电视剧的情绪里自己会不好意思。
当然，像我这样的可能还是比较特例。知识界的许多人还是会觉得看电视剧是“傻瓜”的“弱智行为”。比如我有时说起看了不少电视剧，听到的人常会觉得不可思议，可能我长着一张比较“学院”的脸吧。不过，我觉得这种因为观念上的轻视而忽视电视剧的人，其实在知识界研究界是越来越少了。比如我自己从2015年以来，一直持续地开一门叫“21世纪文化前沿”的课，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前一年构成现象级的文化现象，讨论对象涉及电视剧、电影、畅销书、纪录片、学术著作，其中电视剧往往是学生们最愿意选择和讨论的对象。不过，以学院研究者或知识分子的身份来研究电视剧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说轻视电视剧是观念上的问题，那么如何讨论电视剧才算“有效”则涉及方法上的问题。
南都：那么，文化研究者到底是怎样“看”电视剧的呢？
贺桂梅：把电视剧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大众文化来加以讨论，常常见到的是两种不同又相关的方法和态度：一种是高高在上的批判姿态，对剧情的把握、人物内涵的分析、叙事结构和影像风格的讨论等，常常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分析来分析去，其实是循环论证，就是电视剧是“大众水泥”，到处都是漏洞百出的陈腐意识形态的表现；而另一种则是以一种粉丝般的热情到夸张的投入姿态，完全沉浸在电视剧的叙事世界里，以人物和叙事自身的逻辑来论证电视剧的读后感式体验。
前一种分析方法当然是太“隔”，后一种分析方法又太“贴”。如何能找到一种同时克服这两种分析方法的讨论电视剧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难题。不过，这正好是我特别欣赏毛尖这部《凛冬将至》的地方。毛尖的剧评既有文化批评的敏锐，又不是一种居然临下的批判；既有对电视剧的情感体认，又脱离了粉丝式认同，所以我读起来觉得很舒服。这也是她的文章既不是学院派理论文章，也不是粉丝式宣传帖的原因。
我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毛尖的方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许是她把握住了电视剧的大众性、日常化、普通性这些根本特点。毛尖的文章读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爽快，“爽”是因为她直接从电视剧传递的“快感”本身出发谈论问题，她非常投入地像一个普通观众那样去认真体认电视剧的情感世界，然后从这里出发，对这种“快感的政治”本身做出分析；“快”的原因是她的文章短小精悍、直截了当地切入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认为这才是毛尖剧评的特点，既亲民也不失批判性。她风格化的文字表达本身也极大地增强了她文章的可读性。毛尖文章的“接地气”是这样来的，她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不高调”也是这样来的。这也是毛尖文章雅俗共赏且极具可读性的原因所在。当代作家孙犁曾评价赵树理说他能“通俗达远”，知识分子写作的东西能够做到通、达到俗、远，其实是很难的。对电视剧的情感功能的把握和体认是其中的关键。这是毛尖的成功之处。
说到当下知识界对以电视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普遍态度，我觉得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一种文化等级观念的人还大有人在。我觉得需要摆脱两种“高调”，一种是教化意识过度明显的官方腔，这往往是一些“主旋律”电视剧不亲民的原因，关键还是把电视剧简单地看成一种传播“工具”，而体认不到其中情感结构的复杂与细腻；一种是精英姿态的教化腔，总觉得文化一定是高级的，普通人没文化、电视剧是垃圾文化等等。实际上，我认为好的电视剧永远有一种“健康的常识”，它们会直面事物本身的实质性内涵，是普通文化、日常生活、平常人家在平凡健康的生活中遇到的情感与人事及其价值观。如果知识界或研究界的大多数人能以这样的态度和立场看待电视剧，我觉得我们对于时代生活和文化的理解会深入得多，对电视剧的重要性也会体认更深。在这个意义上，毛尖的《凛冬将至》其实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讨论和关注电视剧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
南都：你怎么理解毛尖这本书的题目《凛冬将至》？在该书中，哪一篇文章或作者的哪一个观点最让你有共鸣？
贺桂梅：毛尖这本书的题目确实是书的亮点之一。在我的理解中，这也是毛尖风格的具体表现之一。毛尖有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直觉，她不是通过理论分析或具体解释，而是通过直觉就到达了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虽然说不清楚，不过她很肯定。这是我对她感到好奇也佩服的地方。她最开始就确认了这个书名。
我没有问过她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我的理解大概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层当然是因为这本电视剧笔记有多篇谈到了美剧《权力的游戏》，而且这也是毛尖最喜欢的几部剧之一。因此用一部最喜欢的电视剧的核心台词来作为一部谈电视剧的书的题目，当然是个好选择。第二层意思与毛尖对国产电视剧的忧患相关吧。这一点她在后记中做了说明。她对国产电视剧的现状并不乐观。不过正如她对世界观的理解一样，不能说这是她对国产剧的简单否定。从2009年到现在，国产剧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高潮段落了，因为有期待，所以有凛冬的体认并相信国产电视剧的原力仍在，也是表达一种希望吧。毛尖采用这个题目，我认为第三层意思是对她自己新的世界观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本书中《至死方休》是我喜欢的一篇，毛尖在这部剧中领会的是一种她这个年龄、心境特别能体认的世界观，就是面对命运的无情、生命的剥夺时那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原力：永不放弃、永远斗争、永远享受活着的欢愉，只要生命一息尚存。我把这种体悟理解为一种人到中年的生命感悟。人年轻的时候，总是有许多浪漫的梦想，实际上是过度美化地看待他人与世界，并且总是怀着不切实际的理想向世界期待着、渴望着什么。但是人到中年之后，会变得比较现实，也大致懂得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这也不值得感伤和颓废。因为现在不是我们去找世界要什么的时候，而是无论世界、外界多么荒凉残酷，只要生命的原力还在，我们就可以一直战斗也一直活得很好。
我在序言中用王安忆在《乌托邦诗篇》中描述的“逆行的路线”来解释这种对生命的理解，我相信这和年龄、心境有关，也和毛尖变得更硬朗、朴实有关。不过，毛尖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中年感悟、对生命的体认，那种面对“凛冬”而原力充沛的生活意志，不正是此情此景下的读者所需要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