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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行录》与想象中的明清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06月14日        版次:GA14    作者:林颐

《从汉城到燕京》,吴政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版,49.00元。

□ 林颐

明清两代,到中国来旅行的朝鲜文化人,特别是使团成员,写下了很多在华时的见闻,这些文字记录被统称为《燕行录》。当时人写当时事,鲜活生动,涉及面广,随着历史学界近年来对中国周边的关注与对亚洲联系的重视,燕行文献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比如邱瑞中、孙卫国、徐东日等中国学者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还有一些年轻的博士生对这项研究也极感兴趣,这一领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吴政纬就是其中一员。吴政纬研究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朝关系史,他自述,他在研究过程里感觉到朝鲜知识人有太多太多吸引“明遗民研究者”的地方,遂有了写作《从汉城到燕京》此书的念头。《从汉城到燕京》的副标题是“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1780”。这个副标题包涵了三层意思:

第一,这本书是朝鲜使者的视角。一般读者通常接触的是中国视角或者日本视角的亚洲史,还有一些汉学家的研究视角,就朝韩历史书籍相对贫乏的状况而言,朝鲜视角的作品是新异的,何况还有朝鲜官方立场的使者的观察,作品的主旨就是极有意义的。

第二,作品的空间指向,即东亚世界。研究东亚史的知名学者孙歌曾指出,何谓“东亚”,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地理概念,但人们会无意识地将它定位于中国、日本和朝韩。比较通行的东亚视角,是传统儒家的视角。这种视角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把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通过儒学的框架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且力求论证儒学中最基本的抽象价值观念。第二种关于东亚的视角主要受到日本的影响,即“现代化”视角,把东亚视为一个赶超和对抗西方以求实现现代化的区域。第三种视角,即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视角。

《从汉城到燕京》这部作品很难简单归入哪一种视角,而它同时又糅杂了以上三种视角。

第三,作品的时间指向。1592年,那一年是壬辰年,日本挥师进攻朝鲜,朝鲜历史称之为“壬辰倭乱”。中国历史亦有记载,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日本则以天皇的年号命名为“文禄—庆长之役”。三种叫法,三种立场。对于后两者,这场战争都只不过是统治者在位期间的军事行动,尽管丰臣秀吉的落败也影响到了日本国内的局势,但从严重程度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而言,这是朝鲜半岛存亡旦夕命悬一线的时刻,所以明军的驰援与解救,让朝鲜君臣铭记于心,感恩戴德。1780年,是乾隆四十五年,也是乾隆的七十大寿。朝鲜筹组使团进京庆贺。这次燕行的后果之一,是以朴趾源、洪大容等人为首的“北学派”主张改变“思明”风潮,清朝的文化和商贸,卷起一场旋风,混乱而有序地掀动了朝鲜。

根据葛兆光在《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的梳理,近年来朝鲜燕行文献资料是很兴盛的。吴政纬擅长的是,从大量纷繁的记载里,提取重要时期的关键人物,围绕他们展开讲述。《燕行录》除了史学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从文学体裁角度,可以归入为旅行文学。这些使者怀揣着美好向往,从汉城到北京,不辞辛苦,有时甚至遭遇海难,一路走一路看,写下这一路他们对天朝的政治、社会、风俗、人情的观察,这些书写处处流露着域外之人的好奇之心,常常能够冒出一些本地人习以为常的疏忽了的细节,今天读来也是颇为有趣的。现在重读这些文本的目的,更多在于考察当时朝鲜知识分子在应对敞显在面前的,在他们看来代表了先进文明、学习对象的国度时,他们所做出的反应,由言语、著述而及于感情、情绪、心态、思想的表达方式,从他们对于政治生态、官员品性、学术风气到衣冠穿着、市井民生、街坊游戏的品藻评议,都可显现明清中国社会之侧面反应和异域之眼的特殊感受。经由吴政纬精彩的叙述文笔,变得更加生动形象。

正如吴政纬所指出的,《燕行录》其实是学界的习惯称呼。这种称呼流行于清代,对于景仰明朝的朝鲜人而言,朝见天朝上国的见闻,原先是称为《朝天录》的。“朝天”这个用词,不仅表明了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李成桂取代高丽王朝之后,奉行“事大”国策,国祚延续五百年的李朝与明、清两朝维持着长期稳定的宗藩关系,儒家思想亦是朝鲜伦理秩序的基石。“尊明”的思想渗透入朝鲜文人日常生活,汉族的大明衣冠成为习惯的象征,乃至中国明清易代之后很久仍未有改变。比起改弦易张的汉族官员,朝鲜使者更具大明遗民气质,从“朝天”到“燕行”,传递朝鲜文人对明清的不同接受心理。

使团来京,除了政治、外交目的和军事情势的暗中考量,还有商贸目的,考察商贸环境。《燕行录》的记录人员是复杂的,内容也庞杂。一个使团的组成,除了使节,还有马头、译官和混入其中的商贾等人。吴政纬提及一位朱姓人家重金贿赂随行使团,前往大明购买中国商品回乡贩售的故事,亦可得窥燕行的巨大商机和赴京使行的多层意义。朴趾源的《热河日记》是流行最广、引用广泛的燕行文献。朴趾源是有名的文学家,文笔优美细腻,对于礼仪接待、人文风景等有出色描写,并且兼具两番眼光,轮番审视中朝两国,观照自身,因此该书既有文学价值,也有思想史的意义。《热河日记》开篇仍用崇桢纪年,申明了朝鲜读书人对于明朝制度的遵守,但在1780年的这次随行中,朴趾源不像他的族人们那么抗拒满清,他在《热河日记》里推崇满清为中华正统,颠覆了朝鲜文人的汉学正宗血脉的观念,这实际上也是朝鲜有见识的文人在18世纪面对现代化、面对更先进的文明所抱持的实用态度。

《从汉城到燕京》提供了理解东亚的一种方式。这部作品并不是艰深的论文,而是吴政纬“学院身份”之外的创作,有点类似史景迁的风格,既讲故事,又说历史,文笔通俗,不油滑,不戏说,学术闲读两相宜。在格局、气象和理论分析上稍显不足,以作者的身份、眼光和史料整理能力,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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