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国华
新冠肺炎疫情下，人们一度不得不面对一种隔离式的生活情景，宅居家中，不相往来。憋闷不过，便开始寻求种种放松、解脱方式。我不禁想起明代著名学者陈献章在其家乡实施的静坐，史称“白沙静坐”。
一
陈献章（1428-1500）出生于广东新会县都会村，10岁时迁往江门白沙村（现属江门市蓬江区），世称“白沙先生”。21岁时，乡试名列第九，进京会试中副榜，入国子监读书三年。此后两次参加会试均落第。28岁到江西临川府师从著名理学家吴与弼学习儒家经典，“其于故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与赵提学佥宪》）。于是，29岁的陈献章回到了家乡白沙村，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闭门静坐：“坐小庐山十余年间，履迹不逾于户阀”（《龙岗书院记》）。不只是宅居春阳台不出门，而是自己“独扫一室”，“家人穴壁馈飱”，形成一种与家人也隔离开来的极端化宅居，而且是整整十年！正是在这种自己选择的“宅居”中，陈献章铸造了自己的“静坐”概念——一种包含了生存、求学、思考、提炼、涵养、追求等诸种内涵的独特的人生概念和治学概念。
陈献章的“静坐”不是空坐，它是以广泛的、刻苦认真的读书为前提的。正如他的学生张诩《白沙先生行状》所记，他“闭门读书，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彻夜不寝，少困则以水沃其足。”
陈献章的静坐更不是呆坐，在长时间的独处中，他融汇自己的读书所得和社会阅历而进行着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诗学观、教育观等多方面的根本性的思考，经过“舍彼之繁，求吾之约”的归纳、提炼，形成自己所认可的结论。于是，“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复赵提学佥宪》）
陈献章的“静坐”还是一个充分发扬怀疑批判精神和开创精神的思维过程。正如他后来所总结的“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道学传》）他明确提出“学贵知疑”：“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与张延实主事》)否则，盲目诵经崇古，“徒诵其言而忘其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道学传》)。但陈献章认为，“知疑”并不是目的，“自得”才是目的，而“自得”又是反复进行的：“夫学贵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见张诩《白沙先生行状》）正是在反复的阅读—知疑—自得的过程中，陈献章所标举、所实施的“静坐”之功才得以完成。
为防止坐而不静，陈献章的“静坐”还要求保持“虚明静一”的心理状态，要求排除各种嗜欲杂念。这里的“嗜欲”便是指“贫贱而思富足，富足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禽兽说》）等种种人世欲念。如果缠夹于其中，便很难在静坐中达到澄明的思想境界。
在上述前提下，陈献章给“静坐”规定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善端”：“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与贺克恭黄门》）“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文理于书册，则书册有时而可废，善端不可不涵养也”（《与林缉熙十五》）。可见他所说的“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的“端倪”即指“善端”。其弟子林光在为他撰写墓志铭时亦明确指称“先生教人，其初必令其静坐，以养其善端。”（《明故翰林院检讨白沙陈先生墓碣铭》）培养善端即通过静坐中排除杂念的阅读和思考，提炼出根本性的哲学观点和人生指导法则。正是在这种对“善端”的积极追求中，陈献章将易于陷入烦闷、寂茫的十年静坐化作了一个“鸢飞鱼跃”生动丰富的人生境界，成为了一生获得丰硕思想果实的起点。
二
天顺八年初秋的一个月夜，三十七岁的陈献章走出了春阳台，“自我不出户，岁星今十周。”（《初秋夜》）他结束了十年闭门静坐，开始了面向社会，以江门执教为主的后半段人生。他从思想到实践，坚持“静坐”中形成的“善端”，并不断地通过自我反省、自我升华来扩展这些“善端”。从而成为一位在中国心学史和岭南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
首先，他在程朱理学处于回光返照的背景下，多方面吸取了儒、道、释的思想元素，开创了岭南心学。他虽然打着理学旗号，但他以作为主体的“心”来取代“理”，并寄“心”于物，使之成为万物的主宰。他认为“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他不像宋代陆九渊那样将“心”看作一种先验的伦理性实体：“仁义者，人之本心也”（陆九渊《与赵监》），而是指一种“鸢飞鱼跃，其机在我”（《赠彭惠安别言》），主宰万物，驾驭万理的能动主体。他借鉴了唐代同是出生于广东的慧能的心性论和顿悟论，但他的心学又不像禅宗那样归于先验的佛性，走向空寂。他的心学既以事物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天下事物，杂然前陈。事之非我所自出，物之非我所素有——然事必有所不能已，物必有所不能无”（《论前辈言金玉》），又要求对客观事物进行高屋建瓴的抽象和把握：“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白沙子古诗教解卷之下》）他希望通过掌握事物的规律，努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事机成败我当算，天命去留人得知”。（《读张曲江撰徐聘君墓碣》）他继承了儒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大自然的一禽一兽，一草一木“夷狄禽兽草木昆虫一体，唯吾命之沛乎盛哉！”他向往通过天人合一的“真乐”境界，保持一种心态的镇静和从容，甚至能冷静超然地看待生死：“生死若昼夜，当速何必久？即死无所怜，乾坤一刍狗。”（《梦观化，书六字壁问曰：造物一场变化》）这些根本性、洞达性的认识正是陈献章从静坐出发养出的首要“善端”。
陈献章由“静坐”出发提炼、涵养的另一个重要“善端”便是继承和发扬了早期儒家的仁爱观念和重民观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爱国爱民思想。尽管他一生总的来说对入仕持疏离态度，十年闭门静坐即是对仕途的一种疏离。55岁被荐应诏赴京，他也以奉养母亲为由呈《乞终养疏》请辞回乡。甚至连作为朱子理学圣地的白鹿书院聘他为山长，也被他断然回绝。他公开表示“天下功名无我关，只缘我自爱江山”（《挽钟太守美宜》）但是疏离仕途、淡于名利的陈献章却将爱国爱民视作自己终身的“善端”：“士不居官终爱国。”（《命孙田》）正如他的学生张诩所说“先生之心无一日不在天下国家也。”（《白沙先生行状》）崖山南宋爱国君臣死节是新会的一个突出的历史亮点。在这一悲壮的史实面前，陈献章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他“少读宋亡崖山诸臣死节事，辄掩卷流涕。”（张诩《白沙先生行状》）。他一生中常与弟子游崖山凭吊英烈。他首倡在崖山建大忠祠和慈元庙，亲自参与主持建祠、建庙工作，并执笔为之题匾和撰写祭文，表达了对爱国死节的英灵的无限崇敬：“俨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谓正气，至大至刚”（《祭大忠祠文》）。他的一生正是充盈着这种堂堂洋洋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又是与爱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明确指出，为政者应该“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得民之道也”（《复陶廉宪》之二）他认为“得民之道”应该是“树公道，明赏罚，去故即新，使人人尽力于所事而民被实惠”(《与丘侍御》），响亮地提出让人民“被实惠”！
在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孝道是一万众共重的突出内涵。在爱国爱民的前提下，陈献章一生重视亲情、友情，并高扬孝道。他认为：“夫孝，百行之源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望云图诗序》）他“多病一生长傍母”（《病中写怀》）。“孝悌出于天性，事太夫人甚谨。太夫人非先生在侧辄不食，食且不甘。”（张诩《白沙先生行状》）。因老母长寿而健朗，自己却体弱多病，陈献章甚至担心自己走在母亲前面。于是，在母亲70岁以后他便每晚“具衣冠秉烛焚香，露祷于天曰‘愿某后母死’”（张诩《白沙先生行状》），即希望自己能一直亲自侍奉母亲到最后！
陈献章既是一位心学开创者，同时又是一位诗人。“静坐观群妙，聊行觅小诗。”（《四月》）他的既重性情、又重理趣的诗学思想正是他从静坐开始逐渐提炼出的“善端”之一。陈献章深爱张九龄、杜甫等人的诗作。他远兆张九龄开创的清淡诗风，近兆明初高启“发乎性情之不能已”（高启《缶鸣集序》）的文学思想，提出了重性情的诗学观：“其言皆本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赞毁。”（《送李世卿还嘉鱼序》）他认为诗歌创作的理想境界应该是“率吾情盎然出之。”（陈献章《认真子诗集序》）在重性情的前提下，他也重视诗的风韵，并提倡“雅健”“平易”的风格：“大抵诗贵平易，洞达自然，含蓄不露。”（《批答张廷实诗笺》）。明中叶主盟文坛的李东阳便认为“陈白沙诗极有声韵。”（《麓堂诗话》）明末清初对明代诗歌作过系统研究的钱谦益也明确表示：“人亦有言，白沙为道学诗人之宗。余录其诗，则直以为诗人耳矣！”（《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从“静坐”出发，陈献章还逐渐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这是他精心培养出的又一“善端”。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以来儒家的重教思想，明确地阐述了兴教办学的目的和意义：“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是故学校之设，其重在于得人。”（《新迁电白县儒学记》）“天下风俗美恶存乎人，人之贤否存乎教”。（《程乡县社学记》）并明确指出“社学之兴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风俗、扶世教之第一义也，何可少哉！何可少哉！”（同上）
陈献章还将自己静坐的批判精神引入教学中，强调“学贵知疑”，甚至希望弟子们对自己的教学也不盲从，也应持分析态度。他一生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阮榕龄《白沙门人考》便开列了其弟子170人。这些学生又遵循他的教育理念，在广东和其它省份兴教办学，继续传播并推展他从静坐开始形成的“善端”，代有开创，形成了勃勃有生命力的岭南学风。其中陈献章的衣钵传人谌若水更是利用其入仕后的社会地位前后建立书院达44座之多，收有弟子四千余人！他的“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思想不仅与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思想相颉颃，广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形成岭南文化特色起了重要作用。
三
令人惊叹的是，尽管陈献章一生获得的最高职衔只是一个翰林检讨，而且还未正式入职；尽管在那将儒家经典奉若神明的中明时期，陈献章持“以我观书”，“师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的“自得”态度，但他却在万历13年被入祀孔庙，或为封建时代广东唯一享有此殊荣的大儒。当他静坐十年再入京城时竟被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邢让“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明史 陈献章传》）“一时名士如罗伦、章懋、庄昶、贺钦辈皆乐从之游”（张诩《白沙先生行状》）在广东，他更是受到广大民众的崇敬和追捧：“白沙初应聘，至广州，由城南至藩台，观者数千万人，图其貌者以百数十计。”（屈大均《广东新语》）“道出羊城，所至观者如堵，至拥马不得行。”（张诩《白沙先生行状》）这种盛况简直胜过当代文体明星的境遇！我以为这一切决不能仅仅以生存智慧和学术谋略来解释，陈献章的成功有其值得重视的独到之处：
首先，他的静坐成果及其社会实践延伸表现了很大的包容性和开创性。在明中叶思想学术领域趋于萎弱的形势下，他秉持“吾儒自有中和在”（《夜坐》）的包容态度，广泛地从先秦以来儒、道、释三家吸取营养，在承认客观事物的前提下，以“心”为中心范畴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便使其虽然不系统但旗帜鲜明的心学具有了活跃的生机，打破了理学衰微期的沉闷局面，为广东士人打开了思想天窗。正如顾宪成所谓：“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小心斋札记》）对明代中叶以后的思想解放思潮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同时，陈献章在贯彻怀疑批判精神时，不是持极端化的态度。他十分注意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吸取爱国、爱民、重亲、重孝的精华，他的一生具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正因为这样，他的静坐不是狂躁的胡思乱想，更不流于猥鄙的自暴自弃，他“养出的端倪”有着崇高的道德人格准则。于是，他的心学和人生便有一种无愧于大至国家民族、小至于学生乡邻的正大之气。正是这种正大之气，他奇迹般地赢得了广泛的仰慕和拥戴！
康有为评价道：“白沙为广东第一人……广东学术之正，人才之盛，皆出白沙。”（《南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2年）尽管陈献章的心学表述得还不够体系化，还留下一些历史赋予的矛盾的、多元的痕迹，但是，他一生摒除浮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次韵呈长官，赠邹汝愚》）”的静坐之风，他努力吸取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正大之气，他始终坚持爱国爱民的人格取向，他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冷静求实的开创精神，他努力保持的“平生不戚戚，衰老犹嬉嬉”（《月坐》）的乐观、真诚的童心都闪耀在岭南的历史屏幕上，对形成岭南包容、开创、务实、求真的文化品格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鸢飞鱼跃”一语多次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这是他一生特别欣赏、一直追求的境界，他从静坐养出端倪起便不断地实现了这一境界。陈献章原居住的碧玉楼上“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这个取之于其诗作《与林郡博》的楹联正是他追求的思想境界和人生境界的总结！
疫情渐散，山环水绕的江门又将是人们踊跃登临之地，或去圭峰陈献章讲学亭背依高松，仰望江天；或到小庐山、白沙祠庄敬地慢踱沉思，从白沙静坐中流出的那股思想人格清泉会在人们心中潺潺流淌，化作新时代、新思维、新实践中的鸢飞鱼跃……
◎阮国华，原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广东古代文论研究会会长、广东技术师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