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广州黄大仙祠建筑。 资料图片
□ 陈晓平(广州/学者)
九龙黄大仙祠为香港民间信仰的突出代表，名动海内外。黄大仙祠起源于1897年广州番禺大岭村普济坛、1899年建成的芳村花地黄大仙祠。正是在1899-1913年间，广州黄大仙祠“香火极盛，倾动一时”，成功塑造了黄大仙“有求必应”的灵验形象，才有了后来在香港的辉煌。1913年广州黄大仙祠改作他用，这15年间的历史也逐渐模糊，其间三水郑家的贡献也湮没无闻。
花地黄大仙祠
香港黄大仙祠供奉赤松子(皇初平、黄初平)，将起源追溯到晋代的浙江金华，但严格来说，从1897年番禺普济坛算起，岭南黄大仙信仰只有122年历史。
花地黄大仙祠建成后不久，普济坛道侣梁仁庵回到老家南海西樵稔岗设立普庆坛。1915年，梁仁庵恭奉黄大仙画像南下香港，1921年在九龙建成“啬色园”，后发展成闻名遐迩的黄大仙祠。
香港黄大仙祠兴旺发达之后，对道统进行追述，承认番禺大岭村塾师陈启东的首创之功，也大力表彰梁仁庵父子家族的中兴业绩，唯对三水郑润煇、郑润深兄弟的贡献不着一字。
2006年，香港啬色园出版《香江显迹——啬色园历史与黄大仙信仰》，详尽记录了岭南黄大仙信仰的方方面面。遗憾的是，三水郑氏兄弟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该书征引普济坛《惊迷梦》第三集一篇1899年由“悟虚道者”郑润深所写的序言，称：“……业二年于兹矣，然而化不限一隅，众惟期共济，爰于是年春，改建观于城西之花埭。”(《香江显迹》第20-21页)。这篇序文由郑润深执笔，揭示出他是广州黄大仙祠核心人物。
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以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兴办新式学堂，然而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不得已借鉴康有为、张之洞提出的思路，实行“庙产兴学”，将庙宇祠观改为学堂，把庙产拨充办学经费。
1903年，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倾向维新，到任后，大力实施毁庙兴学方针。时有芳村本地绅士郭泽乾，光绪四年举人，看到这是一个办学良机，向岑春煊提议：“花地黄大仙祠积存捐款颇多，拟拨充学堂经费，藉资作育人才。”黄大仙祠神董郑润煇迫于压力，将账册缴呈给番禺县令审阅。不久，番禺县令批复：“本案现奉学务处委员来县会同传讯查办。”(1904年2月6日《香港华字日报》)
至此，郑润煇、郑润深两人在广州黄大仙祠中的重要性，已初步呈现出来。这两兄弟，乃是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之子。
三水郑家
晚清广东洪兵起义的叛徒郑绍忠(1834-1896)，原名郑金，绰号“大口金”，广东三水人，长身广膊，孔武有力，据说嘴巴极大，可塞得进拳头。咸丰年间，郑金加入洪兵起义中的陈金釭队伍，因骁勇善战，迅速成为起义军重要将领。1863年清兵攻陷起义军根据地，陈金釭被杀，据记载，是由于郑金的出卖；郑金降清，改名郑绍忠，所部改编为“安勇”。郑绍忠率领安勇，参加了镇压太平军馀部的多次战役，平定两广地方“盗匪”，迭立战功，1867年升南韶连镇总兵，历迁广东陆路提督、湖南提督，1891年任广东水师提督，1895年赏加尚书衔。1880年，因广州治安不靖，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请以郑绍忠所部常驻省城，再增募二千人，从此到清末设立警察为止，省城治安主要由“安勇”负责。
1896年，郑绍忠去世，两广总督谭锺麟上奏：“遵查故提督郑绍忠有子四人。长润煇，应承正二品荫生；次润深，应承从一品荫生，均未入京考荫；三附生润梁；四润濓。孙五人：应韬、应麟、应元、应燊、应奎，均幼。”(1896年7月28日《申报》)接着，朝廷颁发上谕，长子郑润煇“着赏给员外郎，分部行走。”员外郎为从五品京官，相当于部委副司局级，在地方上威风赫赫。次子郑润深随后也取得道员职衔。
花地是广州后花园，园林遍布，广植奇花异卉，从城区坐船过来十分便捷，因而成为官员、文人、富商、洋人的度假胜地。郑润煇兄弟定居省城，饶于资财，拥有官衔，可与官场打交道，由他们出面筹款兴建花地黄大仙祠，比之大岭村塾师陈启东来说，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
1904年，当时的报刊曾这样描述：“广州花埭有黄大仙庙，其神祀黄石公，乃数年前好事者所建，香火极盛，倾动一时，乡曲小民往往有扶老携幼走数百里路来祈福者，是以庙产极丰，庙中执役之人皆成小康。”(《大陆报》1904年第2期)所说奉祀“黄石公”有误，其它的看来都比较真实。
普济坛《惊迷梦》第四集记载，花地建祠出力最多的果勇子卢桂郁，为三水禄步龙坡人。另据《移民的神祗：香港黄大仙》一书作者罗斯教授调查，西樵稔岗黄大仙祠兴建时，也有一笔大额捐款来自三水县的某个有钱人。这一切，都令人联想到三水郑氏兄弟，原因无他，晚清时期郑氏家族就是三水县的最大豪绅，他们兄弟出面号召，其他三水绅商积极跟进，花地、稔岗黄大仙祠自然容易筹集到资金。
郑氏兄弟虔信神仙，似乎是受到乃父的影响。郑绍忠在刀枪丛中讨生活，生死常在毫发之间，1894年他在故乡三水大旗头村营建规模宏大的“尚书第”，内设“大仙楼”，祀奉不知名的“大仙”，因他打仗多年，曾几次遇白发老人指路，得以化险为夷，遇难呈祥。(中山大学中文系《三水县大旗头村郑金地主庄园调查》，1974年5月《中山大学学报》)
善堂与学堂
1903年起，两广总督岑春煊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贪风暴，参劾大小数千名官员，阖省官员重足而立，郑氏兄弟在岑春煊高压政策之下也锋芒尽敛。1904年2月初岑春煊命番禺县令吕道象、两广学务处委员刘士骥前来查办，他们也只好乖乖配合。
吕道象、刘士骥当月下来调查，发现黄大仙祠居中建筑供奉黄大仙，左侧建筑为善庆善堂，用来赠医施药，右边空地则准备兴建“蒙养学堂”(小学)。经了解，仙祠历年收存捐款及香油钱等有三万多两，除用于建筑费及举办慈善事业外，尚结存六千多两，若要建设学堂，这笔款子仍然不够，需要继续募捐。
不久，郑润煇领衔报告，善庆善堂经已经办理立案手续，先后办理施医药、讲善书、设立救生船等多种善举，并解释说：供奉黄大仙的缘故，乃是前一段时疫流行，虔诚祈祷之后，疫情渐退，颇著灵验，故而树立神像答谢神恩；至于学堂的筹建，等新楼建成后，按学堂章程办理，请学务处提供学堂建筑图纸；学堂落成后，“将来聘教习、订课程、定学级、收学生各事，均请由学务处主持。”当时的报纸在发布报道后评论道：“学务处以兴学为禁革黄大仙祠之谋，黄大仙即以兴学为搪塞学务处之计。”(1904年2月22日《安雅书局世说编》“黄大仙祠禀复学务处”)
由两份报道可知，当时以黄大仙祠、善庆善堂负责人身份出面与官府打交道的，一直是郑润煇。为应对新政压力，黄大仙祠设立善堂、主动提议兴办学堂，是十分巧妙的策略，第一是把黄大仙祠塑造成公益慈善机构，第二是兴办学堂以适应新形势，避免被没收的命运。就在下一年，岑春煊抓住一个机会，将历史悠久的西关长寿寺全部变卖筹措学费，为当时十分轰动的事件。郑润煇的应对尚算机敏，成功逃过一劫。善庆学堂成立后正常招生。到1907年，该校学生经学务处安排转学到东关学堂，善庆学堂随之空置。
内讧与结束
1912年3月，同盟会员陈景华出任广东警察厅长。适有一婢女到警厅投诉遭主人虐待，经医生验伤发现浑身伤痕累累。陈景华大发善心，发愿保护众多受虐婢女，并培训其谋生技能，遂将空置的善庆学堂改为广东女子教育院，聘请真光学校教师梁慕贞担任院长。
是时，省城内外，孤苦无依的女童、逃亡婢女甚多，陈景华尽量收容，不久教育院的学生总数竟达到400多人，其中幼龄女童100多人，房舍已不够用。陈景华向黄大仙祠主事人提出，租用仙祠后楼为女生寝室，被神董所拒绝。不久，“仙祠执事以数目内讧，诉诸警厅”(梁冰弦《青衣红泪记》，载1917年《天荒》第一期)。
陈景华趁此机会，利用警权将仙祠人员
全部赶走，没收祠产，除安排课堂、寝室外，还将第一进建筑给女子教育院办工艺场。1913年9月，龙济光督粤，枪毙陈景华，女子教育院解散，黄大仙祠建筑空置，原在西关的孤儿院随后迁入。1916年底潘达微重掌孤儿院后，增建了一些西式建筑。(1917年《广东公立孤儿教育院第一次布告书》)1938年广州沦陷，孤儿院荒废，仙祠建筑被拆毁(现在的芳村黄大仙祠是改革开放后复建)。
黄大仙信仰能取得今日的崇高地位，离不开芳村时期郑氏兄弟的贡献。他们在自己捐款之外，还动员更多绅商参与，与坛中道友一起苦心经营，以树立黄大仙“有求必应”的形象。黄大仙祠声誉鹊起，选中芳村花地这个靠近省城的位置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扶乩请得黄大仙“仙方”治病救人，树立起黄大仙十分“灵验”的口碑。
梁冰弦是潘达微办理孤儿院的主要助手，属于事件的亲历者。他在《青衣红泪记》中提到仙祠主事人之间“以数目内讧”，估计是发生在三水郑氏兄弟与另一派弟子之间，双方就此分道扬镳。香港黄大仙祠、啬色园自己的出版物几乎不提郑氏兄弟，或与此次内讧有关。
慈善与信仰的共生
有意思的是，郑氏兄弟与陈景华都觉得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慈善事业，双方却水火不相容，其间的对立，凸显了清末民初新旧交替时期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在陈景华看来，用虚幻的“神仙”来吸引信众，用中医中药治理瘟疫，属于愚昧落后，必须加以驱逐；在郑氏兄弟看来，借助神仙信仰来行善，适应了民众的心理需求，有利于筹集善款。
香港可能是中国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然而时至今日，香港黄大仙祠依然门庭若市。香港道教目前依然活跃的金兰观、青松观、省躬草堂、抱道堂等等，都是近代道堂运动的产物，它们也都举办各类善举。近代善堂与道堂往往是一种共生关系。
近代道堂运动的兴起，是本土主义对鸦片战争后新形势的回应，他们认识到单靠儒家思想资源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张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提出新的“救世”方案。这些道堂多供奉吕祖、关公、观音、文昌帝君，也供奉一些地方神明。他们从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认为瘟疫的产生来自人间的道德败坏，需要重振信仰以消灭瘟疫产生的根源，用道符配合“仙方”治病，举办仪式“禳灾清疫”。在同时涌现出大批道堂的情况下，谁家的仙方、灵签、乩语特别“灵验”，就能吸引到更多信众，汲取更多资源办理慈善事业。黄大仙祠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一个佼佼者。
迄今为止，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精英思想史”，对广泛渗透中下层社会的道堂运动所产生的思想成果不屑一顾，思想史学者也几乎都不读道堂运动产生的巨量文献。与此同时，慈善史学者缺乏对民间信仰的了解，既有成果也不免狭隘。对中国道堂运动的研究，此前主要是宗教学者、人类学者在做。笔者认为，道堂运动文献所蕴含的思潮，代表了近代中下层社会的“本土主义”思想主流。只有打破学科界限，借鉴宗教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融合思想史、社会史视角，全面梳理解读各地道堂运动文献，对现存道堂作“田野调查”，才能理解中下层社会对鸦片战争以来世变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