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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19年底，中国总人口超过14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生育水平却在面临持续走低的压力。怎么样看待今后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他同时也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对于低生育率问题，王培安提到，当前，我国的生育水平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必须引起足够重视，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此外，他还向南都记者披露，根据测算，“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平均每年将增加60岁以上老人1000万左右。他认为，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配套，包括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年金体系、建立灵活就业制度、调整法定退休年龄等。
谈人口总量
生育水平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南都：你怎么看未来中国人口的变动趋势？
王培安：目前，我国大陆总人口超过14亿，我国人口规模比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还要大。预计我国将在第十五个“五年计划”期间达到人口峰值。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在13.5亿以上。
南都：我国今后人口发展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培安：从长远趋势看，我国人口总量将趋于下降，但规模和结构是一对矛盾，总量下降宜缓不宜快。如果规模降得太快，老龄化就会太快，抚养比也会很高，就会削弱经济社会活力，加重经济社会负担。只有让规模变动平缓一些，才能确保结构问题处在可控范围内。
因此，努力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是未来一个时期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应该认识到，人口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当前，我国的生育水平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必须引起足够重视，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谈生育水平
生育水平存在进一步走低的风险
南都：生育水平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共识？
王培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群众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特别是全面两孩政策效应集中释放过后，生育水平存在进一步走低的风险。国际人口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生育水平下降、人口老化、劳动力减少是共性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已经形成了内在稳定的低生育机制，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南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生育水平下行趋势呢？
王培安：一般认为，造成低生育的经济社会原因，一是从经济学角度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子女的潜在养老保障价值持续下降，而为生育子女所需的投入持续增加，情感慰藉、传宗接代等功能大为弱化，少生优生成为人们理性选择。二是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现代社会女性经济社会地位提升，接受高等教育和进行社会参与的机会多，更加重视职业发展和个人生活追求，年轻人组建家庭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生育孩子。同时，现代避孕节育技术普及很大程度避免了非意愿妊娠的发生。三是从人的生命周期看，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年轻人处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时期。婚育与个人价值实现、传统文化的冲突日益突出，婚育延迟成为普遍现象，不婚、不孕不育等群体也在增加。
南都：你怎么评价现在的生育水平？年轻人真的不愿意生了吗？
王培安：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已婚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为1.9，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六成以上因为经济负担、太费心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二孩。所以说，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环境对生育行为有较大影响。
南都：过去大家更多关注生育政策，现在很多专家还建议我们要完善家庭政策，你怎么看？
王培安：必须主动回应群众“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好”的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推动建立涵盖生育养育子女期间的薪酬补贴、税收减免、公共服务、社会支持以及鼓励女性职业发展的各项制度。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可以帮助职工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积极提供婴幼儿照护、儿童早期发展等服务，普及优生优育知识，构建一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型婚育文化。
谈劳动力总量
人口结构成为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
南都：我国的劳动力会面临短缺的问题吗？
王培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出现了重大趋势性变化，人口结构成为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但总体来看，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2020年，我国15-60岁劳动年龄人口9.11亿，据测算2025年为8.86亿，2035年为7.94亿，2050年为6.44亿。
南都：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劳动力总量的问题？
王培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第一阶段，无论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量还是存量，都不存在严重的短缺现象。相反，周期性失业还将发生，“4050”人员、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环境依然比较脆弱，仍然是就业政策的重点帮扶人群。
随着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加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普通劳动力需求趋于下降。同时，新增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培育新动能、打造新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欧美发达国家的1/8，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很大。为此，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拓宽劳动收入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培育新的消费需求，形成经济转型升级新动能。
谈老龄化大潮
2048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5亿
南都：你谈到人口结构成为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老龄化是不是最主要的人口结构问题？
王培安：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工业化使得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民众能够延年益寿，这是人类奋斗追求的结果。对个人而言，这是个福音；对社会来说，赡养老人虽有“净消耗”的一面，但历史地看，这是老年人应得的“回报”。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新中国成立之初，平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现在已达77岁。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现的几个出生高峰，特别是1962-1973年的第二次高峰，自然增长率高达25.6‰，12年间净增2.44亿人。这一时期出生的人口将在今后十几年逐渐进入老年阶段。当年的出生人口数扣除一定的死亡数，就是今后每年新进入老年群体的人数。
据测算，“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加1000万左右，2025年将达到3亿，2033年达到4亿，2050年达到4.8亿。我国人口老龄化还有速度快、持续时间长、“未富先老”、“边富边老”等特征。
南都：我们的社会对此要做好哪些准备？
王培安：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构较晚，社会保障基金存在显著压力，养老支持体系仍显薄弱，养老金支出压力和医疗负担较重，是我国面临的突出挑战。为此，一方面要转变发展方式、减轻抚养负担，尽量把蛋糕做大；另一方面要更加关注分配问题，把蛋糕分得更为合理。
当前，低龄老年人在所有老年人中所占比例较大，应抓住这个机会，推进积极老龄化，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的民生，健全养老服务、养老保障、老年健康支持体系；加快适老设施和环境的改造，提高老年人的独立性和参与能力；努力延长老年人的健康寿命，发挥老年人的潜能；进一步做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试点，帮助解决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护理问题等等。
谈人口迁移
预计还有两亿多人需要实现生活、工作地的永久性迁移
南都：我曾经采访过一位人口政策官员，他谈到，中国区域人口的变化，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今后受到迁移流动的影响将大于生育。你怎么看未来人口的迁移流动？中国还会有这么多的流动人口吗？
王培安：2019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总量2.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8%左右。改革开放以来，6亿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比欧盟27个成员国人口总规模还要高。从现在起到2035年，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人口现象。
南都：未来人口流动迁移的规模还会这么大吗？
王培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第一阶段，人口分布向城市集聚、农村人口向中心城镇集聚的趋势不会改变，预计还有两亿多人需要实现生活、工作地的永久性迁移。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后，我国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届时，现有的流动人口大多数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在城市居住并稳定下来成为新的城市市民、享受城市生活。
南都记者 吴斌 发自北京
人物名片
王培安
现任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曾是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