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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物上的外文品题——从约翰·杜威跋廉泉旧藏《罗汉渡海图》卷说起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04月19日        版次:GA15    作者:申闻

《罗汉渡海图》题跋。中部上方的英文为杜威所题。

  □ 申闻

1919年四月三十日,日本熊野丸号轮船停靠到上海吴淞口码头,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相约一起赶来,迎接老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一家,自此开启这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为期二十六个月的中国之旅。直至1921年七月离华,杜威的足迹遍及小半个中国。胡适作《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为老师送行,称“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诚然。近数十年来,对杜威的研究成果甚多,惟目前所知,对于他在华期间的日常生活未见太多细致的记述,如对于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欣赏与品评,似乎当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距杜威来华倏忽已逾百年,新近在浏览书画时,偶然于一卷佚名绘《罗汉渡海图》拖尾,见到四行钢笔书写的题记,恰如传统的东方美人,尝试施以西洋粉黛之初,给人一种一开始诧异,既而惊艳的感觉:

It seems impossible to suggest the movement and evanescence of life with greater delicacy and certainty.

John Dewey

谛审之,当为约翰·杜威亲笔。此卷外签“龙眠居士白描罗汉渡海图”由王揖唐题,卷前署名“芝瑛”的“龙眠罗汉渡海图”七字引首,从字迹看恐系孙揆均代笔。画芯绘十八罗汉渡海场景,前由力士相送,后有观音接引,卷后有云门佛弟子王元甡书《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另有明崇祯十四年(1641)王建章题跋:“十方苦恼何艰险,相见交芦性即真。哀愍海鱼不知淡,白衣居士现龙身。紫玄进士出示龙眠《罗汉渡海》卷子,率赋似教,浮沤大千,安得尽如白衣者引诸沉冥也。崇祯辛巳浴佛日,砚田庄居士。”并钤“王建章印”白文方印、“仲衣父”朱文方印。此卷纯用白描,人物如生,衣带飞动,描摹精整,但无落款,王揖唐、吴芝瑛等定为宋代李公麟(龙眠)作,显然受到卷后王建章题跋影响。杜威的英文题记,就位于王氏跋文前方。此卷中除了王元甡、王建章两家印记早至明代外,其余鉴藏章如“泰州宫氏珍藏”“泰州宮氏鉴藏金石书画之印”“宫子行玉父共欣赏”,“小万柳堂收藏金石书画印记”“小万柳堂”“南园”“吴芝瑛印”“写经室”“万柳夫人”“帆景楼”“金匮廉泉桐城吴芝瑛夫妇共欣赏之印”等,主要为清末泰州宫本昂(子行)、宫昱(玉父)昆季和廉泉、吴芝瑛夫妇所加。

王建章系明末画家,清顺治间东渡日本,擅画佛像,著名于海东,国内转鲜为人知。据姚茫父《题画一得》(三笔)“己巳开岁,廉南湖见访,以王砚田先生画属题”条记述,廉泉藏王建章作品甚夥,王氏自作《砚田山庄图》也在小万柳堂中。王氏题跋中的紫玄即宫本昂的祖上宫伟镠,与梁清标、魏裔介、恽向、陈维崧等交好。宫紫玄富收藏,传数世不散,家有春雨草堂,王建章为绘《春雨草堂图》。至清末宫本昂兄弟时,藏品始陆续散出,大多归于廉泉。端方在《小万柳堂藏画记》说:

其戚宫先生子行精鉴赏,与廉有同好,为海内收藏大家。尝汇集名人扇面凡千余叶,编为书画扇存六集……宫先生病卒时,遗嘱将扇册归廉氏。……先生殁后,南湖如约购归,即《明清两朝名人书画扇存》六集,凡一千零五十三叶也。……宫氏自明紫元(即宫紫玄)太史即精鉴古,所藏书画世世子孙保守勿失,有泰州宫氏珍藏印,知其流传有自。子行兄弟所最欣赏之件,所钤小印有二,曰“宫子行同滴玉甫宝之”、曰“宫子行玉甫共欣赏”,志此以备考证。宮氏兄弟相继殁,箧中精品强半归小万柳堂矣。

这卷《罗汉渡海图》无疑就是归小万柳堂的精品之一,它既是明末清初王建章、宫伟镠交往的见证,也是宫本昂、廉泉两家藏品递相授受的例证。那么,杜威的英文题记是为何人所作,写于何时呢?从时间上推测,这四行无年月的题记必作于杜威来华期间,此时《罗汉渡海图》为廉氏小万柳堂藏品。在王建章题跋之后,有罗瘿公题记可作参照:

黄山谷为冯当世题王右丞画《渡水罗汉》云,罗汉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带水如此。使右丞作罗汉画如此,何处有王右丞耶?伯时此卷极游戏欢喜,入上乘禅矣。伯时独不令山谷见之,何耶!南湖得此,亦是夙缘,赞叹无尽。庚申正月,顺德罗惇曧。

庚申为1920年,杜威观此图或亦在本年。

明清以降,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尤其是文人学者之间,共同鉴赏古物、字画之属,或一道留影,或联袂题跋,以为纪念。不过,目下所见东亚文化圈里的中国书画上,尽管能看到日本、朝鲜人的手迹,却一律用汉文书写,欧美学者的墨迹相对较为罕见。欧美人用本国文字写题记,更是少之又少。或许杜威并不了解宋代大画家李公麟以及如何鉴赏中国古画,故他的题跋只是礼节性地赞美《罗汉渡海图》本身人物的灵动,然而不可否认,他这四行英文题记,要早于我们熟知的十五年后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在宋拓碑帖和唐代文书上的法文题记。

1935年四月三日,吴湖帆听闻伯希和来华,与叶恭绰一起借张葱玉家,宴请伯希和,以所藏宋拓《化度寺碑》出示索题,盖敦煌本《化度寺碑》残拓即由伯希和所发现,故请他题记,意义自然不同凡响。伯希和题跋用法文横向书写,连其签名在内,共计十二行。吴湖帆特请精通法语的陆云伯译成汉文,合装于册中。

其实,伯希和此次上海之行,用法文作题跋不止这一次。据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载,日本奈良的宁乐美术馆收藏有一宗三十五页蒲昌府文书,包在一个很大的锦缎书函内,函内有1935年四月二十四日伯希和法文题跋二纸,并附有不知名者的汉译文。又有张克龢题字及题跋二纸。从伯希和跋文所述,知此项文书系上海藏家顾鳌(巨六)相示索题,距为吴湖帆跋《化度寺碑》宋拓本不过二十余日。顾氏与吴湖帆相识,《绿遍池塘草图咏》中收录1939年中秋后一日他为吴氏题写绝句二首,呼为“湖帆道兄”。只不过顾鳌收藏的蒲昌府文书没有《四欧宝笈》之一《化度寺碑》那样幸运,能够一直留在上海,而是辗转经过数位藏家之手,最终流落东瀛。

另外,还有一位在《化度寺碑》拓本后写下英文笔记的汉学家,他就是与廉泉有密切往来的加拿大籍收藏家福开森。福开森在华五十六年,与收藏家如端方、景贤等均有交往。他曾从廉泉处购买欧阳询《千字文》拓本和宫本昂旧藏的印章、召夫鼎拓本等。据聂婷《福开森与中国艺术》一书记录,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保存福开森旧藏之物中,有一套1933年他整理的端方旧藏《化度寺碑》拓本照片,附装有杨守敬的题跋墨迹,福开森本人则用英文作了注释。宽泛地说,这页多达二十四行的笔记,与伯希和的法文题记面目近似。不过,浸淫中国文化数十年的福开森本人或许并不这么认为。1940年,福开森将历年积累的青铜器拓片,整理成《陶斋吉金拓本》册,并加中文题跋:

册内古器拓片三十六张,皆有“陶斋校勘金石文字记”印章,鉴别之精,殊深钦佩,因名之曰《陶斋吉金拓本》。其无印章之二十九张,系他处搜集,虽原器未尽目睹,而文字俱见于著录,堪与陶斋所藏媲美,故并存之。庚辰初夏,福开森识。

聂婷说“他采用干支纪年法也是将自己投入到清朝古物学家行列中的方式”,可谓知之甚深。于此可见,在福开森看来,使用毛笔、墨汁从右自左竖着书写汉字来为中国古物题记,并加钤印记,才真正领会到文人题跋的妙处,在鉴赏中国古物上算是窥得门径。此时距杜威用英文在《罗汉渡海图》上写题记,已经过去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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