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日重庆《中央日报》第四版所登“徐悲鸿蒋碧微结婚启事”。
1941年4月2日重庆《中央日报》第一版所登“蒋碧微启事”。
热恋时的徐悲鸿与蒋碧薇。
□张向东
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婚姻裂痕由来已久。抗战期间，由于徐悲鸿想扫除他与孙多慈（韵君）正式结婚的障碍，遂于1938年7月31日在桂林《广西日报》登载“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薇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徐悲鸿此举可谓“鸡飞蛋打”，他不仅没有娶到孙多慈，反使他与蒋碧薇渐行渐远，以致他日后有家难归。此后几年，徐悲鸿辗转南洋各地，倦鸟知返，多次托亲友转告蒋碧薇，希望与蒋碧薇能够重续旧缘。可此时原本倾慕蒋碧薇的张道藩，在战时陪都重庆与蒋碧薇再次相遇，二人迅即陷入热恋之中。但作为国民党要员的张道藩不仅使君有妇，又有诸多政治上的顾虑，遂使有情人难成眷属，仅为“秘密的爱人”。在重庆文艺界的朋友圈里，很多人洞悉蒋碧薇的窘境：若与徐悲鸿破镜重圆，就失去了与张道藩的秘密爱情；张道藩可以给她至诚之爱，但不能给予她稳定的家庭。真可谓“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进退两难。于是，在这种苦况之下，蒋碧薇与她的朋友苦中作乐，合演了一个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愚人节”。
1941年3月31日，蒋碧薇从重庆磁器口任教的四川教育学院来到重庆，当晚住在中国文艺社，与当年留法时期的老同学徐仲年，还有张菁英、陈晓南、华林一班朋友相谈甚欢，不知怎么，话题突然转到徐悲鸿当年在桂林登报宣布与蒋碧薇离婚的事。于是徐仲年兴冲冲地说：“明天是西俗的愚人节，我想开个玩笑，替你和悲鸿登广告，说你们订于四月一日在重庆结婚！”蒋碧薇觉得这种玩笑开不得，但在座的各位好友一再撺掇怂恿，徐仲年果然拟好广告并自付广告费，蒋碧薇也决定演一回双簧，拟好一份否认此事的广告。于是大家拍手叫好，事情就这么半真半假地决定了，由陈晓南自告奋勇去《中央日报》登广告。于是1941年4月1日，大家见到了重庆《中央日报》登出的“徐悲鸿蒋碧微结婚启事”(蒋碧微即蒋碧薇，下同)：
兹承吴稚晖张道藩两先生之介绍，并征得双方家长同意，谨订于民国三十年四月一日在重庆磁器口结婚，国难方殷，诸事从简，特此敬告亲友。
1941年4月2日《中央日报》又登出了蒋碧薇澄清此事的“蒋碧微启事”：
昨为西俗万愚节，友人徐仲年先生遂假借名义，代登结婚启事一则，以资戏弄，此事既属乌有，诚恐淆乱听闻，特此郑重声明。
1941年4月1日《中央日报》在第四版用特号字登出这个“结婚启事”后，凡知道张道藩和蒋碧薇关系的人，纷纷向张道藩探问详情。不知底细的人则认为，这说明“至少徐先生和蒋女士是相爱的，别人才会开这种玩笑。”也有知道内幕的人说：“假如登载徐悲鸿和孙韵君的结婚启事，大家一定相信。”而“介绍人”之一，又是徐仲年舅父的吴稚晖则说：“这样好嘛，他们也许可以借此和好起来！”蒋碧薇远在成都的友人郭子杰、刘伯量等，竟然写来专函祝贺。甚者还有人登门道喜……
张道藩看到这则广告后，他虽疑心这十有八九是徐仲年他们开的玩笑，但还是有些妒意，派人打电话到《中央日报》询问此事真相，并写信给蒋碧薇说：“我认为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中国人懂得愚人节把戏的，一千个里面难得有一人，平白无故地惹出许多闲话，实在是犯不着！同时我又担心，万一闹得谣诼纷纭，你一定会大不高兴的！”
此段插曲，并未如吴稚晖所期望的使他们“和好”起来，而他们之间的“登报启事”，还得继续上演。为了与廖静文结婚，徐悲鸿于1944年2月9日在贵阳《中央日报》又一次登载他与蒋碧薇的“离婚启事”：
悲鸿与蒋碧薇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申明。
直到1945年，徐悲鸿与蒋碧薇分别委托沈钧儒、端木恺两位律师为代表，交涉离婚事宜。1945年12月31日，在重庆大学教授张圣奘家里，徐、蒋二人签字离婚，终于了结了他们的这段旷世姻缘。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