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美人》，水天同著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1月版，75.00元。
□乔纳森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过许多中西学问造诣颇深但因著译数量较少、流传不广而声名不彰的学者。水天同就是其中的一位。其翻译的《培根论说文集》，因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读者多一些，至于其他文字，就很少有人知晓了。最近，水天同的著译选集《黑美人》作为“兰大百年萃英文库”的一种推出，使我们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水天同其人其学，是值得欢迎的。
这部选集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水天同的译作，二是水天同的文章，三是亲友弟子的回忆文字。现分别论之。
译作部分所收两种，分别为安娜·休厄尔的《黑美人》和乔治·吉辛的《乡居杂记》，均为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华书局所刊英汉对照读物，其后未再版者。《黑美人》现通译《黑骏马》，是有名的以动物为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乡居杂记》，现一般译为《四季随笔》，有李霁野、郑翼棠、刘荣跃等多个译本。水天同的译文，流利可喜，《乡居杂记》中偶有保持原文语序者，留有一丝别致的涩味，与李霁野等的译文相比，未必逊色。只可惜，水天同所译《乡居杂记》非全本，故难替代通行版本。
水天同译作已出版者，除《培根论说文集》《黑美人》《乡居杂记》外，尚有约翰逊博士的《王子出游记》（缩写本）及《英语语法要点》。《黑美人》是儿童读物，《王子出游记》经缩写，《乡居杂记》为节译，《英语语法要点》则是极普通的语法书，总的看来，水天同所译之书多较浅，未能展其长才。只有《培根论说文集》，作为古典名著，最值得重视。时下培根随笔译本甚夥，而我始终认为水天同的这一译本仍是无可取代的，其中的一个理由便是，许多译本将培根之文译得流畅至极，却不知培根为16世纪学者（约与晚明袁宏道同时），像水天同那样译得多些波粼，方存其真，而不流为滑易。有人盛称王佐良以浅近文言译的几则培根随笔，其实王佐良自己并不擅写文言，其吐属未能尽雅，而其文字色泽尤不能与培根相匹。我并不觉得王佐良译得比水天同更好。
这部著译集最可贵的，是水天同的论文这一部分。其文不多而散在各处，现在重要文章基本上都入选了，我们发现，水天同可说是民国时期一位颇有特色、颇有造诣的文艺评论者和翻译评论者。
长文《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是此集最有分量的文字之一，1929年9月连载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后收入《学衡》杂志。卡斯蒂利奥内《侍臣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名著，迄今仍无中译，而写于九十年前的这篇长文，居然将卡斯蒂利奥内（即加斯蒂辽尼）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时代背景、后世影响评介得相当充分，且文章通篇以文言写就，浑成尔雅，诚属难得。此文发表时，水天同才21岁，尚在清华大学就读，若为独力撰作，则其才是甚可佩服的。不过，当时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及《学衡》杂志均在吴宓先生的主持之下，而水天同又是吴宓的弟子，尤其《加斯蒂辽尼逝世四百年纪念》的结论部分掊击“高贵的野蛮人”，反对“礼教吃人之说”，不赞赏“鲁迅之战士”，其立场、措辞甚似出于吴宓者，因此我们评价此文的成绩，或许不能不考虑吴宓的潜在作用。
水天同在文艺理论上得当时执教清华的瑞恰慈（I. A. Richards）之教益甚多，不但文章中屡屡道及，而且其文字重分析、重逻辑的特点也非常明显，这无疑是带点瑞恰慈之风采的。此集内的《文章的需要与需要的文章》《文艺批评》两文，均写得深入而精彩——将来若重编民国时期的文学评论选集，此二文实有入选资格。如后者云：“要之，文章对人群的功用是曲折复杂、幽微精深的，而非直接痛快、如响斯应的。所以文艺的价值需要时间来证明，同时其功效不能由表面上观察。”今日读来，仍觉精警透辟。
在具体的批评方面，水天同是峻刻激烈的，如批评茅盾、胡适等文坛重镇，用词皆相当尖刻，对梁实秋也不止一次加以贬抑。有意思的是，水天同晚年的回忆文章里写自己1934年“经梁实秋老学长的推荐”才到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的，则其为文，可谓丝毫不讲情面了。水天同在《略谈梁译莎士比亚》（1936）这篇文章里提出：“我们应认定文艺的翻译品是一种复杂微妙的语言工作。这种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自己，而其途径则在认识他人。”这一翻译见解，实在高极了，却也准确极了；或许正因为高，我想现在有的人恐怕也还理解不了、接受不了。
水天同文论之高妙者，均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1949年后所谈英语学习诸种意见，固无谬，然亦多无关痛痒者，这是很令人遗憾的。而一篇发表于1957年的《西方语文书目举要（1）》颇显其学力，惜乎后无嗣响。
关于水天同的生平，自述者主要见于《我与外语学习》一文。其在清华时得翟孟生、吴可读、温德等外籍教师之益不少。1929年赴美留学，先在欧柏林大学，后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3年又赴欧游学，到过德、法、意等国。1934年回国后曾在青岛、北京执教。国难起，遂南下昆明。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成立后，水天同任该校校长，这是水天同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段。1948年，他回兰州，1954年，调去北京外国语学院。1976年，退休。1979年，返兰州大学任教。
关于水天同在昆明英专的经历，伯特·斯特恩《温德先生》一书中有些负面的声音，如谓：“翟孟生、吴可读和温德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英专，在水天同的管理下，变成了‘一场英国式的作秀’。虽然学校的注册学生缩水到不足一百人，水天同‘却成功做到了公器私用’。”又称英国文化协会“在昆明的负责人罗士培（Percy Roxby）听李约瑟说，温德因为水天同的赌习，而与英专脱离了关系，于是向温德求证此事。温德肯定了李约瑟的说法，这等于给了英专的致命一击”。水天同当时是否有“赌习”，我们现在不好说，不过他在兰州大学时的弟子黄必康在回忆文章（亦收入此书）中作为佳话提及：“水先生闲来喜欢打麻将”，一次有英文报纸来催稿，他“起身对几位牌友表示歉意”，随即在打字机上噼啪一阵，就把文章写好了。当然，《温德先生》一书也指出：“不管水天同有何劣习，英专的堕落实与他无关，罪魁祸首是‘当地风纪’。”这一判断，应该是可信赖的。
周崇德在《缅怀水天同先生》一文（收入此书）中称：“水天同先生除精通英语外，还曾修习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成绩优异，并通晓拉丁语。”法、德、意、拉丁文的引文，见于水天同的文章。而我刚好见到过一册西班牙语的语法书，扉页钤“水天同”印，相信是他自修时使用的。博涉多能，是水天同的长处。
近现代许多学人未能充分发挥所长，对他们，我们须具“理解之同情”。今天，遗集所展现者，乃是零落的光辉，而那些早年绽放的光辉，尤令人悬想可能有的灿烂。使人扼腕者，恰是对这灿烂的揣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