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网络作家)
(诗人、《汉诗》主编)
(诗人、《江汉学术》编审)
(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副主编)
1月23日之后，武汉变成一座围城，也变成一座“空城”。面对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谨慎的市民选择坚壁清野、侧身斗室。除非购买生活必需的物资，大部分人足不出户。从最初疫情暴发、城市锁闭带来的恐慌，到如今逐渐适应禁足、回归日常，他们表现出难得的理智、静定与坚韧。虽然，拐点尚未到来。虽然，每天只能隔着窗户，看一角寂寥的天空和久违的暖热冬阳。作家、诗人们也跻身于普通市民中间。由于以写作为业，他们最能自律地接受宅家生活，但同时又最忧心忡忡、敏感多思，面对时代的风暴“如同风中的旗帜”。他们一方面履行着公民的职责：守住自己，守住家人，在灾情紧急的时候慷慨倾囊相助；另一方面又时刻面临内心当中深刻的苍凉和无力感，这种无力已无法用文学来映证和排遣。在“封城记”专题里，南都记者连线多位留守武汉城内的写作者，请他们讲述身处疫情的“风暴”中心，一个正直的灵魂所经受的历练。(更详细“封城记”内容请看“南都APP”之“南都文化”。)
匪我思存：
希望疫情结束后，可以冲上去逐一拥抱朋友们
那天我睡得比较晚，凌晨两点多看到封城的消息。最开始几秒钟，本能地有点恐惧，考虑是不是要离开。随后我想，还是不要乱动。我大概没过多久就去把家里人叫起来，我们一起去加油站把车子加满了油。因为封城之后，市内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停掉了。我觉得车里还是得有油的。正好加油站的小超市开着，我记得我买了一些大米，零食也随便拿了一些。我当时想法蛮天真的，我作为一个外行，觉得就是全市人民被隔离医学观察两周。
15天里出去过两次
15天里我大概出去过两次。一次是顺丰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快递。我全副武装地去了快递点。那是一个半室外的空间，按道理讲相对比较安全。我在那里看到大家买的各种物资，基本上以防护用品为主，印象特别深的是特别多的紫外消毒灯。可能是附近的社区医院采购的。来去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街上没有人，也没有车。
还有一次就在小区门口。大概是家里的储存不是很多了，小区门口我印象里有一家水果店，我想去买一点水果。绿叶菜不好储存，买一点水果可以补充维生素。去了之后发现，旁边的超市开着，超市正好补了当天的上架，我就冲进去把需要的东西全都拿了一份或两份的样子。特别清晰地直奔货架，速战速决，超市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样。
心情有大的阶段性起伏
最开始我是有点盲目乐观的。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全市人民医学观察14天，这个事情就OK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发现有一些病人，因为一线的医疗资源极限地透支，根本没办法入院，看到那些消息会觉得特别揪心。因为拐个弯儿就是熟人。武汉本地的一些朋友说自己的同事怎样怎样了，那种求助的焦灼情绪是会感染所有人的。要么是熟人的同事，要么是朋友的下属。平时大家可能真的无意中都碰过面，说过话，但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帮不了，就特别难过。
那个时期很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会轮到谁，谁也拿不准，谁也说不好。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交通基本上是封闭式的，每个人尽量宅，能做的特别有限。有很强烈的无能为力感。最绝望的那天我选择了捐款。我知道前线缺的都是物资，口罩、防护服等等。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是买不到这些东西的。那就捐点钱吧。也是为了自己心里好过，是一个自我的心理安慰。
后面又经历了另外一个阶段。建了方舱医院，陆续传来的消息是越来越多的人被收治。然后发现越来越多的希望，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那个时候又好多了。心情是有大的阶段性的起伏的。
家人的情绪需要安抚
我是相对比较宅的人。十天不出门对我来讲是很日常的事情。但也会有一些变化。原来我基本不考虑家里吃什么。我妈妈她会买菜，安排大家的一日三餐。现在我起码每天得想想办法，就现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搭配，怎么换花样，让大家吃得好一点。
大家很少这么长时间被关在一起。比如说我和我妈妈两代人之间有各种观念的冲突。平时我工作比较忙，放比较少的精力在家里面，就觉得一切还好。现在随着疫情的发展，大家相对比较焦虑。成年人也会有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何况是一个老人。因为这次疫情，外界的信息说，年纪大的、有基础病的人感染了会比较危险。我妈妈从很早就不出家门了。公布疫情之后，她仅出去过一次，戴着口罩到小区里散了一个步。她说一个人都没有遇见。实际上她有个习惯是要出去走的。她在家呆着也会相对比较急躁，一句话不对就要擦枪走火的状态。家里的空间蛮紧密的，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算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应该照顾一下老弱，所以我尽量地克制我的情绪，尽量地用语言去安抚她，告诉她外面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我们有很多办法规避掉这些风险。现在主要的担忧就是感染的风险。昨天晚上我跟她稍稍谈了几分钟以后，我觉得她情绪好多了。
家人情绪和睦，才能保证抵抗力，一起把这段疫情克服过去。
希望疫情结束，逐一拥抱朋友们
写东西的话是写了些类似于封城日记，大概有十几篇。后来觉得特别难过的那几天就停掉了。因为人在极度难过的情况下是写不出来东西的。有一段时间，我每到晚上就觉得崩溃了，一天的负能量积攒下来，就会有一种绝望感。大概是前天，我们开始尝试着恢复工作。我们是一家影视公司，我主要负责内容，有在线办公的条件。公司已经在线办公有两周了。那天开完会以后，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焦虑了。开一下工作会议，会让身处疫区的编剧，包括我自己，相对来讲感觉好一点。好像生活有一部分还在日常的轨道上。
我说不出来我爱武汉哪一点，但是我希望它能尽快好起来。如果疫情结束，我可能还是会朝着所有的朋友们狂奔，然后逐一地拥抱他们。在这些日子里，很多朋友都是互相鼓励，互相打气，互相帮助对方，尽量让对方的困难得以解决。我妈妈的药物就是一个朋友帮我买到的。我很感谢这样一群人，希望疫情结束以后可以冲上去拥抱他们。
我也特别想跟朋友们一起去感谢一线的医护人员。
张执浩：
我现在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走到太阳底下晒晒阳光
已经半个月了，足不出户。我今天在写一篇长文章叫《半月谈》，其中有一句话，“门关着，外面并没有人把守，但是你不会出去。就这么简单，你屈服于这样的生活……”
如此庞大的城市变得鸦雀无声
我是武汉市文联的专业作家。我以前的工作性质也是长期在家里写作。按说，这种足不出户的生活习惯是我可以接受的。但现在有一种命运无法把握造成的慌乱。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安排生活。虽然很多人在说，正好趁现在足不出户，要好好地看看书，写作。但实际上心是静不下来的，也不可能冷血到完全置身事外吧。
我待在家里试图维持着以前惯性的生活方式。我可以锻炼一下，写写东西，做做菜，分散一下精力。我原来就很喜欢做吃的，把冰箱里各种食材翻出来，牛肉羊肉的做成各种花样。最好做得每天不一样，有点生活的欲望。我女儿在香港读书，春节前我们让她到四川男朋友家里避一避去了。她通过网络给我们买新鲜蔬菜，已经送来两单了。快递放到家门口，快递员走了，我们再戴着口罩出去，消完毒再拎进来。
我这辈子最干净的可能就是现在这段时间。洗澡、洗手，反复洗。没有出门也还是怕，每天饭前饭后洗来洗去。
然后写点东西。我从初五、初六就开始调整，开始进入工作状态。我把三月份要交的一本新诗集的书稿整理完了，最近又在写点与疫情有关的东西，这样就好一点。和很多普通市民不一样。很多市民可能更加难过一点。以前跳广场舞的那些大爷大妈们，都是天天在江边公园玩耍的。她们关在家里更麻烦。还有很多人朝九晚五上班的，喜欢在外面过夜生活的，现在突然作息改变了，受不了。
如此庞大的一个城市变得鸦雀无声，偶尔有鸟鸣，再有就是早上的消毒车的声音。除此以外再无声响。“因为太安静了，除了鸟鸣我只能听见两种声音——心跳，和死神的脚步声：轻轻的，我来了……”（张执浩《封城记》）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到街道上走了一下，拍了一段视频。宽阔的街道一个人都没有。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你突然看到它变成这样，从人群熙攘，到现在这么空旷，所有的人都躲在房间里，有时候真的很无奈，想哭。
每个人把自己守住，挺过去
1月22日下午就有朋友打电话跟我说，可能武汉市要封城了。我当时不太相信，这么大一个城怎么封呀？结果第二天凌晨就宣布封了。一封城大家就恐慌了，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我腊月二十六日还在外面开会，戴着口罩出去的，和同事碰头，敲定东湖国际诗歌节的工作环节，还弄了个初步方案。警惕还是放松了。有关执政部门事先没有提醒、告诫市民这个病毒的凶险性，它的传染性没给大家说透。
武汉人本来蛮乐天的，因为武汉是码头文化，很外向型的。但现在被迫禁足在家里，很多人都憋出问题了，需要心理干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终点。我主要通过手机来获得外界的消息。每天早上一起来打开手机就看数据。武汉现在每天的确诊还是两三千，还在往上增。原来说14天到一个拐点，现在拐点没来，肯定还要个14天。至于要封城多长时间，真不好判断。如果你能给个日期，大家都好有个盼头。现在大家没有盼头，不知道还要关到猴年马月？
好在现在国家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全国主要的医疗骨干都汇集到武汉，我相信还是能够战胜的，只是战线漫长一点，时间再长一点。所以每个人还是要把自己守住，挺过去。
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走到阳光底下
我现在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走到太阳底下晒晒阳光。我前两天还写一首诗：“阳光多好啊/这巨大的浪费/羞辱一般/还在持续”（张执浩《今日立春》）。昨天前天都很阴郁，今天的阳光非常好，但是你晒不到它。“客厅里的拖鞋/东一只西一只/走投无路的样子/真让人心灰意冷”。（张执浩《今日立春》）
第二个愿望就是和朋友见见面。我们有时候实在憋不住了就喊几个朋友在视频中喝酒。以前完全不可想象的，在视频中喝酒，但现在就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们不断拉人进来，谁还没睡觉我们就喊进来一起喝，还喊了北京的几个人进来。但还是觉得不过瘾。真的就像幸存者一样的，渴望见面。发自内心地想见到自己所喜欢的那些朋友。
刘洁岷：
灾难面前，诗歌在“归位”的前提下也有可为
封城很突然。第二天早上知道封城，赶紧出去买东西。我沿途观察了一下，那天一千多人里面可能有三四个人没戴口罩。现在不戴口罩的人已经看不到了。
60%的人在生计意识上是不安稳的
我父母年龄大，身体有病。我主要随着他们的作息时间，日复一日做饭、做家务，核查督促他们吃药。其他就是浏览网上的东西，看看书，偶看电影，没看电视。
我实际上是心神不定，没有集中时间阅读。那些书平时就堆在身边，有空就翻一翻。这个期间，我看到我周围的朋友，包括远方的朋友，都在关注每天抗疫的“网络直播”现场，转发一些觉得需要转发的救援信息，参与募捐等都是在同步进行。它比读书带来的头脑风暴更揪心，也更加重要一些。
封闭在家，估计60%的人在生计意识上是不安稳的，比如民企或者小店主，需要每天外出工作的“不稳定”职业职工，他们在生计上是有担忧的。另一些人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中断了工作而堪忧，工作实际上也不会中断，可以在家办公。包括我们接触的大部分朋友、老师，因为工作性质原因，都不会有压力太大的变化。这些人可能有点恐惧，有点忧心忡忡，这些情绪都是很抽象的，没有落实到生计上来。
买菜的人排队还是太密了
昨天（2月8日）武汉市民的恐慌心理达到最高峰。刚开始说没有症状也传染，现在说是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染（刚出现这个说法时被辟谣，后来却写入了第五版的官方防病指南）。气溶胶的传播方式也是根据已经感染的病例实际情况反推的。
我们业主自发组团购物，让邻居们下楼去取团购的消毒液，有好几家的人也不敢下楼去拿，因为据说对面学校有病人在转移。感觉昨天到今天应该是恐惧的新高峰。
从我个人来说，包括家里的亲戚，比如到单位有什么临时任务，到底出不出去，都要到家族群里去讨论，还有这个期间家里有发烧的人，也是让所有人惊慌。
现在外面也还是有人。我今天出去拿消毒液，顺便想去小区隔壁的菜市场买点菜。去了之后我发觉，排队排得太密了。在图片上上海人排队都是1.5米以上。我去的时候4点多钟，菜场快下班，大概还有15个人吧，这些人挨得很近，还是像平时一样，只不过在排队。目前按照道理来说，相隔没有1米都是危险的。我索性不买了，我家里还有点菜。武汉市民在日常生活上是随意性比较强，比较马虎的。可能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最恐惧和最自律的状态了，但其实还远远不够。
灾难诗歌是一个重要话题
每当灾难降临，就有“写诗是可耻的”与“此刻不写诗就不是真诗人”两种话语的尖锐对立。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我写过一文，《面对灾难或重大社会问题：诗歌何在，诗人何为？》提交给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一个相关会议，后来修订后以《诗歌面对灾难与诗人身份的再确立》在刊物上刊发。那个时候我有过认真思考。
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灾难，它是一个史诗性的悲情大片，且每个人头脑里都在日夜剪辑。诗歌在其间肯定具有很大的酝酿空间，但目前的诗歌总体来看是比较苍白和单薄的。
这次我写的时候也是即兴写的。因为当时出来一些“诗”，山西一位诗人说武汉没有诗人。我想，既然这样我就写吧。我在封城后的第五天用一个上午写了《口罩之城》。应该说还是被激发后赶写的急就章。在当时那个状态下，虽然是即兴，但是以前可能有一点的思考和“学术”准备。
先不要轻易去判断拐点
我们学校是一个市属高校。最开始说要把学生宿舍腾出来接纳1000人，后来突然又改成说接纳3000人。现在除了展馆、党校以外还有高校，不在武汉的湖北其他高校也有被征用的，据称也是千人规模。现在进入方舱的都是确诊的病患。现在任何人都不要轻率地去判断拐点，到2月20日再去判断。我原本计划在4月份去参加一个两岸诗学的会，也计划借这个会到扬州那边玩一下。我现在好像不能寄予希望了。如果有一天疫情结束，可以出去了，我个人是想到武汉以外散散心，到湖北以外，国外更好。
佳燕：
最不适应“宅”的是没有多少娱乐方式的老人
今年我特别有压力。我是重庆人，我父母本身是在重庆的，正好今年春节到我家来了。别人都是逃离武汉，他们正好赶到这边来。谁知道这个事情呢？
老人买菜吃饭是个大问题
这几天情况肯定是好转了，跟国家的重视有关。分级分类隔离救治太重要了，分成四级，有收治危重病人的定点医院，有方舱医院是收轻症的，有党校、酒店、宾馆，包括武汉市属高校都征用了，用于密切接触者和疑似病人的隔离。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和志愿者都下沉到社区，去做好排查。排查这个事情也很费人力，但至少让有病或者有疑似症状的人可以更好地得到隔离和救助。
由于湖北省作协分配到对口的一个小区，发动起所有党员来做志愿者。我们也没到人家小区里去，领导和专门负责的人先去了解了情况。把信息拿过来以后，每个党员志愿者分配几户人家。我分配到的有六户，按照要求我主要是问大家体温是否正常。但也是个机会，我就顺便问问几户家里的情况，做下记录。
这个小区因为是个老小区，没有电梯，物业管理也跟不上。住户反映垃圾没有及时清理。每家每户都把垃圾放到自家门口，不愿意下楼。需要物业的人一家一户上去收，也很麻烦。后来他们发动居民，一家派一个人，每隔一两天把垃圾送下去。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老人的吃饭问题，蔬菜不能及时供应。这个小区里主要的住户都是老人。像我这种外地人，父母原本都在老家，不在武汉。而武汉的本地人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夫妻双方都有老人，肯定不在一个地方住。据我了解，有两三个家庭都是把年轻人分成两拨。夫妻双方，其中一个带着孩子陪一边的老人，另一个回去陪自家的老人。有一户老人至少有六七十岁了，他们和女儿、外孙住在一起，外孙才四岁。我前两天打电话，得知他们已经有20天没有出门了。他的女婿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住在汉口。武汉三镇很大，武昌、汉口、汉阳，平时开车往返就很麻烦。他的女婿就在汉口陪自己80岁的老母亲。我问，你们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原来女婿隔几天从汉口开车过来给他们送菜，送米油面。他成了家里物资供应的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以生病
我父亲本身是病人，去年他查出鼻咽癌。现在做完了化疗，正在康复调养阶段。他也有五六年没到武汉了，跟我说，既然我们去年十一已经回过重庆，春节他就想到武汉来。早就这样计划，没想到遇到新冠肺炎。去车站接他们的时候我们还戴着口罩，那时候已经过了元旦。之前说“可防可控，人不传人”，因此大家还在自由走动。我现在心里压力很大，如果他有什么闪失的话，现在是没有医院可以收治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以生病。医院连得了新冠肺炎的人都管不过来呀。我另外一个同事，年前得了乳腺癌，已经做了手术，后续的治疗方案都还没有出来，医生就喊她出院回家呆着。等疫情过去，医院有时间、有精力、有床位可以收治她，医生再给她制定放化疗方案进行治疗。但是会不会因此对她的病情有所耽误，都不好说。
死别就不说了，还有好多生离的事情。一个家庭生生地被分开。就像我当志愿者那个小区，年轻人都分成两边，因为有老人要照顾。还有一家，男的自己的母亲也有七八十岁了，在另外一个地方住，所以他就去陪他的母亲，他有个儿子三十来岁吧，一个人在家里宅着，给他买了足够的东西。
写作的伦理是以人为本
在我看来，最不适应的可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50后”。我爸妈本身是农村的，他们是最不习惯也最不适应在屋里宅着的人，他们习惯于出门劳动。年轻人和小孩都适应宅的生活，看看电视，上上网都可以。老人唯一的娱乐就是打扑克牌，所以我们天天下午陪他们打双升。
我的小孩上小学三年级。封城这段时间他一共就下过一次楼。他在屋里闲着没事儿，吃起来没节制。我明确地告诉他，现在物资很紧缺，买不到了，吃完了就没有了。现在他们在网上一开学，也步入正轨了，每天8点多起床，开始上课。也有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像我这种脾气不好的人，还打过他。后来也检讨了，不打了。
大家在屋里虽然宅着很憋闷，但只要身体没事儿就好。所以你说看了多少书，工作上怎么弄，那都是次要的。主要是生活上的考虑，把一家老小安抚好，生活保障尽量跟得上，其他方面就慢慢来。如果这是个持久战，缺乏口罩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家里没什么口罩，封城后紧急在网上买了几只。我们现在都省着在用。
我们原定是2月14日就要上班的。延长假期让我们的刊物受到影响，要发稿呀、排目录呀，你在家里根本做不了，因为很多东西都在单位的电脑里。如果14日上班，也只有戴着口罩去。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上班，作协应该给员工发点口罩。中国作协给湖北省作协发了1.5万只口罩，湖北省作协用来送给了基层作协还有社区，不知道本单位有没有留一点，用以保障工作。
抗疫的作品，我们会组织发布相关的诗歌等等。《长江文艺》今年第三期的稿子已经定了，但是我们会紧急撤稿，换成抗疫的作品。对一些消费灾难的诗歌，空喊口号，我真的看不上。但后来也慢慢有好的诗歌出来了。如果一定要写，还不如写写非虚构，把自己看到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在思考的东西，自己经历的日常记录下来。写作首先是讲伦理的。所谓的伦理就是，灾难文学也好，写作也好，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首先想到去哪里发表，作为自己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