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汹汹，防护物资紧缺，从个人到地方都是如此。日前，一份盖有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公章的《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被热议，通知书显示，一批由顺丰速运承运、从云南瑞丽发往重庆的口罩被大理方面“紧急征用”，而该批物资系重庆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委托企业采购。此外有报道称，疫情重灾区湖北黄石采购的一批医用口罩，也被大理官方拦截。
云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专门就此通报批评。大理方面答应归还口罩，并向社会各方表示道歉。据最新消息，大理市发布通告称，对大理市卫生健康局党工委书记、局长杨砚池给予免职处理，对大理市工信和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方虎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半月谈》就此事刊发评论，直言“大理不讲理！截和口罩无义又违法！”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大理这种操作，青岛甚至一度对曾多次扣留其物资的沈阳方面使用“对等原则”，发函要求青岛海关协助扣留沈阳物资，后相关纠纷经协商解决，“对等截留”情况并未发生。
当此全国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发生这样的物资纠纷实属不该。防疫物资的紧缺不是部分地方的困境，国家层面正着手推动企业加大产能，以缓解和满足社会上对口罩等防疫物资的需求。全国防疫形势严峻，各地对重点物资的需求迅猛增长，正如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所言，需要的是“全国一盘棋”，紧急医用物资中央统一调拨，力保防控一线使用。
全国防疫物资都处在紧缺状态，大理也不例外，这也是此番争议发生的大背景。从目前疫情通报情况看，物资争议双方的疫情轻重差异明显，对防疫物资的需求也不难判断缓急，以防疫需要的名义拦截途经大理的其他疫情更严重地方的防疫物资，实在无法理解、不可容忍。
防疫越是吃劲，越要遵循和服从法律。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范畴，基于地方疫情防控需要，政府确实有权征用防疫物资，但《传染病防治法》第45条也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只是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国务院才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调集和征用相关物资设备。
被大理方面拦截的物资，系从云南瑞丽快递发出，只是途经而非隶属于大理行政区域内任何企业、机构。即便是从大理发货、由辖区内企业售卖，在交易完成之后物资所有权也理应属于采购方。无论如何，这批陷入争议的他方防疫物资，都不在大理方面有权“紧急征用”的范畴，即便在征用通知上依法提供了申请征用补偿的程序和渠道。
“法无授权不可为”的道理需要反复重申，防疫紧迫期的依法行政，尤其需要各方共识和模范遵守。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
疫情防控的法治底线需要全社会一起遵守和维护，当争议发生，双方当然可以通过诉讼渠道寻求纠纷的解决，但司法成本、时间成本对紧急状况下的防疫而言，显然并非最佳选择，更高级别的行政介入和协调可能会有助于快速、有效地定纷止争。在明确是非对错的前提下，应当由责任方负责另行筹措、采购和送达。地方政府更有必要从此番个案中汲取教训，加强在防疫工作中的各方协同配合，保障防疫物资运输和沟通渠道高效、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