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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医患的抗疫故事:

武汉护士病愈又返岗,清远男孩要捐血浆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02月07日        版次:GA08    作者:吴佳灵

1. 郭琴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2. 陈洪清在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3. 清远19岁痊愈患者承诺捐赠血浆用于研究。 受访者供图

“今天立春,我出院了!”2月4日上午,41岁的王群走出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回家去了。14天的隔离治疗结束,她第一次呼吸到外边的新鲜空气。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王群达到了出院标准。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2月4日24时,收到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24324例,治愈出院病例892例。南都记者近日采访了武汉、荆州、肇庆、湛江、清远、萍乡、新余、梧州等地的数位被痊愈病例,以及部分主治医生,试图通过这12人的讲述,还原患者们从感染、确诊、治疗到出院的过程。

年轻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确存在一定优势,有轻症患者体温最高没有超过37.5℃。而伴随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面对病毒则相对脆弱。危急病情下,质疑与信任的情绪在治疗过程中博弈。有人曾排斥医生的治疗,有人直到出院才知道自己是重症患者,还有医护人员因患者而感染,自己痊愈后第二天即重返一线。

确诊:“起初以为只是一场感冒”

今年春节,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

商店大多关门,路上几无行人,偶尔一辆汽车穿过,轰鸣声清晰可闻,处在疫情中心的武汉显得空荡而寂寥。

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武汉市卫健委曾发布此次疫情的第一则官方通报,称已发现病例27例,系病毒性肺炎。

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数字会增长900倍以上。

李振东也不例外。1月10日,他从湖北荆州开车去武汉出差,参加一个行业培训会,晚上和以前的几位同学小聚。

“当时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毒,大家没有防护意识,也没人戴口罩。”在武汉待了一夜,次日回到荆州后,李振东开始咳嗽、四肢乏力。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吃了抗流感药在家休息一天。

“感冒”的症状一直没有好转,李振东13日去了公司旁的社区医院打针输液。14日晚上开始发烧,肺部CT显示,他的双肺已有阴影。作为疑似感染患者,他当晚被荆州市胸科医院入院收治。

大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和李振东一样,感染之初,以为只是一场冬天常见的感冒。

2019年12月25日,50岁的陈洪清从江西萍乡出发到湖北鄂州、孝感、黄石等地从事禽类交易,2020年1月2日返回家乡。

回家第三天,他开始咳嗽。一直咳,老不好,便去当地医院看病。长江流域冬天大多寒冷,陈洪清也没把这次病情当回事,认为是普通感冒引起的支气管发炎。三天治疗后,陈洪清开始发热,体温一度达到39.4℃。1月10日,陈洪清转院后,出现了胸闷、气促、血氧饱和度下降等情况。肺部CT结果显示,肺部病灶大,病情危重。经市专家组讨论,结合患者流行病学史,他被考虑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并接受隔离治疗。

随后,医生对这两人从武汉回家乡后的所有细节一一询问,开始大量通过排除法做检查。

抽血、取痰、胸片、彩超……李振东说,一天要抽3管血,为了保存体力,每次抽完血,都逼自己喝下半瓶牛奶。有时候边咳血边喝,把咳的血都一起咽了下去。

检查完,医院向上级部门汇报。隔离治疗数天,两人均被确诊。

轻症:有人体温最高从未超过37.5℃

随着新冠肺炎蔓延,武汉1月23日10时迎来史无前例的“封城”:全市航空、铁路、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29岁的朱明是湖北鄂州人,常驻武汉。

“封城”前一天,他和朋友一行三人乘坐飞机离开了武汉。正值新年假期,他们计划先到广西转一圈,再过境到越南旅游。

三人22日到达南宁吴圩机场附近的酒店,入住和退房时都测量了体温,并无异常。

23日上午,在从南宁到防城港的高铁上,朱明接到了酒店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你们之中有一个人的体温是37.2℃,按标准来说,37.3℃以上就是发烧,建议去当地医院做个检查。”

下了高铁,三人直接去了医院。肺部CT结果显示,朱明的肺部有轻度炎症,疑似新冠肺炎。朱明当即被安排住院隔离,他的两位朋友作为密切接触者被当地安排居家隔离。

“并没有感觉到明显不适,咳嗽、流鼻涕都没有。”朱明向南都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形,“通过CT、血检一系列检查,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1月24日中午,朱明被确诊。

确诊当天是大年三十,朱明抱着手机坐了一个晚上,心乱如麻。

“当作感冒,在这里安心休养就好。”医护人员的安慰和照料,让朱明的焦虑仅短暂停留。

由于症状较轻,朱明仅通过口服药物治疗,并未输液。“我只需要配合就好,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朱明说。

入院第五天,朱明的各项指标都已达到出院标准。回顾整个治疗过程,他的体温最高没有超过37.5℃,曾有轻微咽痛,但也没有咳嗽和其他不适。

年轻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的确存在一定的优势。

朱明出院两天后,武汉某大学博士一年级的学生杨鑫,在江西新余的定点医院也出院了。26岁的他称,自己并不害怕。

1月18日,放寒假的杨鑫从武汉乘坐高铁回到家乡新余。次日,他感觉自己有些低烧、头晕,并出现咳嗽的症状。去医院检查时,他的体温为37.2℃,CT结果显示肺部有感染。

1月26日,他被正式确诊。

“一直在关注疫情的报道,所以没有害怕。”杨鑫告诉南都记者,住院期间,自己身体状态比较好。除了护士每天送水和饭外,其他的都能自理。经过治疗后,杨鑫1月30日康复出院,医生当日嘱托他,注意休息和营养,后续不需要用药和复查。

危重症:伴随基础疾病治疗难度大

然而,伴随基础疾病的患者,面对新冠肺炎病毒时显得格外脆弱。

“回家以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戴上口罩。”齐祥云今年87岁,在武汉市肺科医院治疗了8天之后,于1月28日康复出院。

在出院前一天,齐祥云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错。不过入院时,齐祥云完全无法进食,发烧到38℃。“情绪低落,面无表情,精神状态和神志都很差。”齐祥云的主治医生、武汉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三病区医生李俊告诉南都记者,齐祥云是他院确诊病例,1月20日转院过来。她不仅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还于2019年12月发过心梗,情况危急。“根据她有多项基础病,还合并有细菌感染的情况,我们对她进行了持续鼻导管吸氧、抗感染、抗病毒等对症支持治疗。”

即使已经出院5天,李振东还清楚记得病发高峰期的状态,这是他出生37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持续高烧不退,是当时的主要症状。他细数着,1月15日入院当天,体温38.2℃,16日最高39.7℃,此后三天最高体温则依次为39.3℃、38.6℃和39.2℃。

16日凌晨3时,李振东突发先天性哮喘——他已经有19年的哮喘病史。稍早时,医护人员已为他开了平喘、控制病情的药物,做了雾化、打了针、吃了安定片。

口渴,身体发热,咳嗽得厉害,人也烧得有点迷糊。“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咳出来,每咳一下,都很费体力,哮喘让我几乎无法呼吸。”李振东身体没有任何力气,无法动弹,也说不了话。

要这样结束自己生命了吗?这样的念头在李振东脑海里闪过。

“不行,不能就这样放弃,我还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李振东很快让自己清醒起来,调整呼吸的节奏。

当班护士听到呻吟,进来询问,但李振东已经没力气来表达不适。

护士查看了氧管是否配戴正确、氧流量是否调节无误,不间断测量体温并通知医生做了必要处理。直到早上7点多,李振东才感觉好了些。

这只是高烧5天中的一个夜晚。这段时间,李振东每天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一切只能由医护人员照料。“那几天没有与家人联系,一是没力气,而且我也不敢让他们知道病情那么严重。”入院时,妻子看着他难受的模样,哭得停不下来。

信心:“我觉得百分之百能治好”

同样没有透露危重病情的,还有负责救治卢生的医生、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赵建平。

78岁的卢生曾是一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伴有糖尿病、高血压,他曾在治疗期间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低氧血症。CT结果曾显示,他的“两个肺都白了”。

谈起治疗经历,卢生称自己仅仅在开始时感觉害怕,“(假如)情绪不好,免疫力差,(身体)肯定就受影响,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过。”

经历20天的治疗后,卢生1月29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出院。出院后,他的主治医生赵建平才透露,“他感觉挺好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隐瞒了他,没有告诉他实情。”

赵建平说,其实当时卢生的情况非常危重,但医护人员告诉他,还好,通过治疗慢慢会好的,所以他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心态处理得非常好。

“我其实一直心态都挺好的,到出院前一天才知道,自己是肇庆市首例重症,我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轻症。”24岁的黎思告诉南都记者,1月22日转入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岭分院隔离治疗,次日确诊开始吸氧,23日已经没有办法脱离氧气正常行动,只能长时间卧床吸氧,最严重时连侧身都会呼吸困难。

确诊之后,医护人员常对她说一些鼓励的话,黎思反而不再害怕。她并不知道,确诊那天,她的病情已符合重症。

“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口罩、面罩,无法看清面庞,但非常感激他们的照顾与鼓励。”24日上午,黎思的病情明显好转,再过两三天,她已经可以摘了氧气面罩自主呼吸。

相信治疗,调整心态,成为战胜病毒的关键。

病发高峰期时,李振东曾质疑医生,为什么每天输液、吃药,情况还是没有好转,有时候甚至咳得更厉害,从而不太配合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目前没有特效药,病情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有患者自己抵抗的过程,医院会尽全力维护他的器官功能正常。”作为李振东的主治医师,荆州市胸科医院感染科主任刘昌华告诉南都记者,咳嗽、高烧不退、呼吸衰竭,都是重症的表现。

这位从事30年传染病治疗工作的医生,曾经历过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以及禽流感的防疫。对于这次传染病,他保持自己的专业敏感,根据李振东每日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病情发展到顶峰时扛过去了,退烧后会缓和很多,李振东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刘昌华说,“我们是不计一切成本进行救治,单看增强抵抗力的免疫球蛋白,一支15克就要600元。当时每天要输6支。整个医疗费用超过20万元,无需患者自费。”

现在回想那段治疗经历,李振东认为,病毒是“欺软怕硬”,消除恐惧,保持积极心态对于康复至关重要。

“没有害怕,我觉得我还没到死的时候。”作为广西首例痊愈患者,46岁的李商经过一周治疗,于1月28日在梧州市第三人民痊愈出院。

向南都记者回忆起这次患病经历时,李商语气轻松,“我的心态很乐观的,出院也很快。虽然这个病当时形势很严峻,但我觉得自己可以治好的,我觉得我百分之百能治好。”

“战疫”:医护人员病愈重返一线

下班时,正赶上志愿者前来医院安装饮水机,再加上其他工作,护士郭琴的下班时间又延后了4个小时。

1月29日,是郭琴感染新冠肺炎痊愈后返岗的第二天。晚上10点才脱下防护服的郭琴说:“除了有点饿,其他都挺好。”

两次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经过14天隔离观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护士郭琴1月27日成功痊愈。

次日,她选择重新回到岗位。

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工作了15年的郭琴,成为了医院第一位确诊患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因为照料患者时不慎被感染,38岁的郭琴1月12日出现发热症状,体温37.8℃,次日一早开始高烧、四肢酸痛,被救护车送医后确诊。

郭琴回想,她曾参与救治53岁重症患者胡天明,见过他最危急时的状态,“有呼吸窘迫综合征,比较重症的呼吸困难。”

住院第2天夜里,郭琴睡得不是很熟,因为她原本要值夜班。以前夜班,是郭琴带着90后的徒弟一起值班。她病了后,年轻的小徒弟主动承担责任,再带上一个替补的护士值班。

躺在病床上,郭琴时不时就能听到监护仪的鸣叫声、呼吸机的机械声,还有治疗车来回推动的声音,包括徒弟一晚上匆匆忙忙的脚步声。

“只要她脚步声停下来,就是进病房来看我了。”郭琴能感受到,她静悄悄地走近,来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一晚上来了大概有4、5次,可能看到我休息了,她也没有出声,但是那种关心和关切,让人一方面觉得很温暖,另一方面又会很内疚。”

住院三天后,郭琴开始退烧,各种症状减轻,为了让医院能收治更多病人,她申请回家继续隔离治疗。1月20日,是郭琴在家观察的第4天,她向护士长申请,结束隔离回到工作岗位上。

1月28日,郭琴再次投入到医院紧张的工作中。令她欣慰的是,她曾参与抢救的重症患者胡天明,在同一天出院。

致谢:痊愈者捐献血浆用于研究

郭琴重回岗位当天,87岁的齐祥云也在武汉肺科医院痊愈出院。

齐祥云坐在轮椅上,戴着蓝色口罩,裹着红色围巾,被家人缓缓推出。几名医护人员依次打开医院走道里的门,其间,她伸出右手向一名医护人员致谢,对方也伸手以示再见,“好走!”

“不少高龄患者经过治疗后恢复得都很不错。”主治医生李俊说,只要及时发现、就诊和治疗,病情就能逐渐好转。

2天后的夜晚,李振东正接受南都记者电话采访,一位医护人员走进病房打断了谈话,“你可以让家人明天带套干净衣服来,检测结果都通过了,早上就可以出院。”

李振东瞬间提高了嗓门,一直重复“好好”、“感谢感谢”。除了新的换洗衣物,1月30日在荆州市胸科医院出院时,他还通知家人送来一箱医疗物资,他觉得自己作为患者,必须要做点什么。

一名2月2日从清远市人民医院痊愈出院的19岁男孩,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出院时,他做出了捐献自己血浆用于研究的承诺。

“住院期间,我从网上了解到,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的前提下,康复患者的血浆中存在大量的抗体,是临床特异性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有效的方式之一。”承诺书写到,他自愿随时捐献自己宝贵的血浆,用于他人的急救和科学研究。

回到家中6天的陈洪清,一直在家静养,自1月31日从萍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出院后,从未出门。

“现在是非常时期,所有的人都有责任自我保护,不要出门,不要给他人添乱。”陈洪清关注疫情进展,总是不断刷新自己的手机。他的微信名是“绝境重生”。

1月的最后一天,也是黎思在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岭分院的出院日。医生每天早上7点来病房看诊时,都会问她一句,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这天,面对医生的问题,她嘴角上扬:“昨天晚上没睡好,因为很开心可以回家了。”

穿过簇拥的人群,黎思挥手道别,钻入车中。与王群等其他来自各地的痊愈者一样,他们素不相识,但都奔向了往日的生活。

(出于部分当事人保护隐私的需要,文中王群、朱明、杨鑫、齐祥云、卢生、黎思、胡天明、李商均系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 张雅婷 吴佳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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