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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私家书房视频系列

王家新和他的“流浪”书房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01月19日        版次:GA16    作者:黄茜

王家新,1957年生,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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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讯 记者黄茜 为方便孩子读书,诗人王家新一家如今蜗居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一套出租屋里。老式的居民楼,屋内陈设十分简素。窄小门厅里的一墙书,已是奢侈的装饰。墙上挂着阿赫玛托娃的海报,帕斯捷尔纳克和保罗·策兰的相片,保罗·策兰的妻子吉赛尔·策兰·莱特朗奇创作的版画,还有王家新在某次旅途中拍下的一匹雪中的马。

“在你的房间里,无论你的墙上挂的,/是一匹马,还是大师们的照片,/甚或是一幅圣彼得堡的素描,/都会成为你的自画像。

而在你散步的街道上,无论你看到的/是什么树,也无论你遇到的/是什么人,你都是他们中的一个……/你已没有什么理由骄傲。”

这首诗写于两年前。同样是在凛冽的北京的冬天,同样是在这有些拥挤但安静、透亮的环境里。一张书桌、一墙书、一扇阳光如奔马般涌进的窗,就是一个诗的世界。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出生的诗人里,王家新是罕有的集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于一身的一位。在诗歌创作和诗学评论外,他勤勉不倦的诗歌翻译正日益产生广泛的影响。不出所料,在他居所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保罗·策兰、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洛尔迦、扎加耶夫斯基、W.S.默温等杰出现当代诗人的原版和英译诗集,其中的一些已经陪伴他多年,跟随他搬迁、“流浪”过多地。

“我在世纪城租房租了六年,在人大这里租了快三年,一共将近九年。”王家新说。“现在我也习惯于这种‘流浪’的生涯了。”而携带着它们——这些书,这些心的挚友——不仅因为工作和写作的需要,更因为从中能呼吸到一种亲近的“精神气息”。

除了家里这一小方空间,他也在飞机上写作,在高铁上写作,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写作。斯是陋室,精神天地却因与大师们相接而无限辽阔。有理想中的居所吗?有!“我最向往的就是依山傍海的地方,有一个住处,也有一个小小的书房,这个房间最好能够看到大海,哪怕大海的一角也可以。”王家新告诉南都记者。

  访 谈

南都:你拥有的书籍涵盖哪些类型?

王家新:文学、哲学、美学、艺术、历史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我是比较注意收藏书的。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一定要收全。他所有翻译成中文的小说我都要买下来,一套一套的。包括古典文学,《全唐诗》《全宋词》都有。

后来这个面越来越收缩了,集中在诗歌、诗学、翻译这个领域。所以我就不像从前那样疯狂地买书了,也没有藏书的癖好和愿望。而且现在我也习惯于这种“流浪”的生涯了。我在世纪城租房租了六年,在人大这里租了快三年,一共将近九年。挺好,在哪儿我都可以生活,我不一定要有自己的家和书房,我也能发现周边的美和生命的意义。世纪城有很多小区,一个小区住的是人大的教职工,我在那儿租房住了六年。其间我写了一首诗,叫《这条街》。人大好几个同事读了这首诗很惊讶,也很感动,说我为他们发现了这条无名小街的美和意义。后来该诗在《诗刊》发表,诗人雷平阳曾点评过这首诗,说他感动得流了泪。

所以这个和我买书也是有关系的。有些人收藏是想占有什么东西,我不想去占有什么东西,我也占有不了。但是,那些我喜爱的书、我需要的书必须有。一般我现在不看的、不研究的、不读的,我尽量不去收藏,不去买,买了我也没有地方放。

好书是“精神的护照”

南都:有没有哪些书是您走到哪儿会带到哪儿的?

王家新:当然有。比如说我有一年在德国做驻留作家。诗人柏桦也在德国访问,他到我住的地方来玩,一下子看到桌上有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性长篇随笔《人与事》,是乌兰汗(高莽)翻译的。那本书我带到了德国。为什么带?因为太喜欢了。帕斯捷尔纳克对我还是比较有影响的。有时候不一定要向他具体学什么。我读这本书,马上就感到很亲近的一种精神气息。我呼吸到这种气息,似乎就能帮助我回到我自己。后来我又专门买了帕斯捷尔纳克《安全通行证》的英译本,是在美国的一个旧书店淘的。这本书我也经常带到路上看。而且这本书很吉祥,叫“安全通行证”,就好像我的精神护照一样。

布罗茨基的诗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1992年我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带着它。它陪伴我在英国生活了两年。里面的《哀泣的缪斯》《文明之子》等篇章,我曾反复地、一遍遍地读。按照一个德国哲学家的说法,好书的标志是我们年龄越大会越喜欢它。我非常认同这一点。

我的学生李海鹏到美国一所大学博士联合培养一年,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乌克兰的天才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编选的《世界诗选》。卡明斯基后来到了美国,用英语写作,因为他的移民身份和他特殊的敏感,他的眼光是世界性的,不像有些美国诗人的视野那样窄,只重视英美的诗歌传统。卡明斯基的视野非常开阔、敏锐,这本诗选选得也不错,所以我经常翻阅。在国内坐高铁、坐飞机,就带上读。读着读着就翻译起来。近一两年有些我的译诗就是从这里面翻译的。

我们知道,要真正进入一首诗,真正抵达它的在场,你最好自己亲自去翻译。我就更偏爱以翻译的方式阅读。我虽然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但我做了大量的翻译,那是我进入诗歌、为诗歌工作的一种方式。比如布罗茨基的长诗《献给约翰·邓恩的哀歌》,我就是从卡明斯基的这个选本里翻译的。我一翻看目录,就很惊喜,因为我一直想找到这首伟大挽歌的英译本。

南都:您经常旅居国外,有没有在外国特别印象深刻的淘书经历?

王家新:讲到淘书的故事我有很多。比如德裔英籍作家卡内蒂,他在纳粹时期流亡到英国,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这本《钟的秘密心脏》(The Secret Heart of the Clock),就是我1992年在英国的旧书店里发现的。一翻,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它的文字都是一些片段,我就看了几个片段,马上就决定买下。这本书伴随我在英国两年时间,我也把这本书的将近一半都翻译过来了。那批翻译对于许多中国诗人和读者都挺有影响。这是卡内蒂晚年的一部思想札记,非常厉害。每次读的时候,你都会受到震动和启示。

英国的旧书店让我非常难忘。从前在大英博物馆的斜对面有一家俄罗斯书店,当年我一进去,迎面就看见好几百本普希金以来俄罗斯作家、诗人的作品集,都是企鹅版。我的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诗选都是在那儿买的。当时我感到十分震撼,因为俄罗斯文学真正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成了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而我们中国呢?这是20多年前的事情。去年9月我又到英国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周边找那家书店,找来找去没找着,但是发现了“普希金之家”,也许它就是原来那家书店改造的,那里面也有少量的书卖,我发现了一本研究电影导演塔柯夫斯基与他的诗人父亲诗歌渊源的书,也有一种如获至宝之感。

在语言的异乡被唤醒

南都:您每天在这个书房里会工作多长时间?

王家新:我现在在家里待得越来越多了。其实办公室也不太远。这个“家”虽然比较简单,但有窗户、有阳台,比较透亮,也挺好的。你看我的桌子,这是在楼下捡上来的桌子。因为这是老宿舍楼,一般不装修,我们租的时候什么家具也没有。在这楼下我发现有一张扔掉的桌子,我觉得还能用,就让我的学生帮忙搬上来。

南都:我想起茨维塔耶娃有一组诗,专门写到她的桌子。

王家新:是啊,那是一组伟大的诗篇。像茨维塔耶娃,我去俄国莫斯科她的故居,那张书桌是她过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她的。她真的特别喜欢书桌。有一张小桌子据说是她外婆送给她的,我比较注意看这些细节。我去帕斯捷尔纳克故居访问,二楼很大的一个写字间,靠着窗户有一张很大的松木桌子。他就在那儿写下《日瓦戈医生》,“蜡烛在燃烧,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在那里,我还观看着书柜里的部分藏书(像英俄大词典——他用来翻译莎士比亚)和摆放的墨水瓶(“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当时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她们都很惨,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基本上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他有那样一个童话般的乡下房子。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很慷慨,也很有勇气,他经常去帮助那些受难的作家。

南都:所以您自己是不太在意这些物质上的条件,在哪里都可以写作?

王家新:对。但我还是要求干净、整洁。茨维塔耶娃对写作抱有一种圣洁感。她说她每次写作必须把手洗干净。在前苏联时期,饥荒年代,缺食物、缺水,她就用唾沫把手舔干净来写作。茨维塔耶娃也讲过,只要有一张书桌,一面窗户,窗户边有一棵树,那就是她的祖国。那对她来说就是全部。她可以从简单的一张书桌创作出一个诗的世界。

南都: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理想的书房呢?

王家新:过去我妻子她们家在青岛旁边一个面向大海的岛上有一个房子,几家亲戚合盖的。在那儿我度过了难忘的时光。虽然谈不上什么书房,但是窗户外面就是大海的涛声。清早就是满窗的鸟语,太好了。我在那儿写了不少诗。所以我最理想的书房不单是书房,还有整个住家的环境。我最向往的就是在依山傍海的地方有一个住处,也有一个小小的书房,这个房间最好能够看到大海,哪怕大海的一角也可以。

但是现在都没法讲究了。现在我就要求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写作。甚至我有些时候在飞机上写。在高铁上我也经常写东西,那时候精神反而比较专注。你摆脱了工作、家务、许多琐事的纠缠,一下子你有了自由解脱之感,对世界也有了某种新鲜感,那正是写诗的时候。

王家新

1957年生,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除诗歌创作外,主要从事中西现代诗歌、诗学理论和诗歌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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