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左）与孙中山。
1921年的非常大总统选举是孙中山改护法为革命的重大战略型举措，然而这一在其看来可以使中华民国重获生机的革命方略，在南方内部遭遇了巨大的质疑和反对，直接触发了南方阵营的再一次分化和重组。被外界视作军政府要角之一的唐绍仪，也因此次事件与孙中山日渐疏离，双方持续数年的合作关系走到了终点。
联辔而行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清政府派出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在美留学期间，颇受共和思想影响，服膺民主共和及政党政治的思想格局由此奠定。回国后为清廷所重用，一路扶摇直上，与矢志推翻专制政体的革命逋逃客孙中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然而同乡关系兼以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使两者很容易走到一起。辛亥南北议和，作为北方全权代表的唐绍仪，经赵凤昌引见，在惜阴堂初次会晤孙中山，“彼此一见，以乡音倾盖，握手称中山，似故交”。民国肇建，为促成南北政坛的核心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合力建设共和国家，唐绍仪主动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组成了同盟会员近半数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他甚且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段对袁世凯背离共和的倾向加以羁束。
“二次革命”爆发后，唐绍仪公然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与孙中山等人的合作愈益密切。护国战争发动，唐绍仪毅然加入南方阵营，承担起对外交往的重任。1917年因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筹谋护法运动，唐绍仪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是年9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担任履行元首之职的海陆军大元帅，唐绍仪则出膺财政总长。翌年军政府改组，唐绍仪与孙中山又同居总裁之列。1919年举行的南北和议中，身为南方总代表的唐绍仪获得了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鼎力支持，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事实上结成了对付桂系及政学系的同盟关系。1920年，唐绍仪与孙中山默契配合，为援闽粤军回师驱桂，重掌广东政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可以说，维持共和政体于不坠，是唐绍仪与孙中山携手面对一个又一个强敌的共同追求和强大动力。但是在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取径上，宦海沉浮多年的唐绍仪与革命领袖孙中山毕竟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醉心政党政治，寄望调和立国，后者则讲究破立并举，不惜诉诸非常手段。是以二氏在维持合作大局的同时，内里实暗流涌动，分歧清晰可辨。
护法运动发动后，孙中山力图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军政府，但唐绍仪别有所见，主张仿照护国军时代的成例，组织采行合议制的军务院。军政府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初建后，当选财政总长的唐绍仪拒不就任，以乡事纠纷为由避居家乡唐家湾，表现出明显的不合作态度。在次年将军政府由独裁制改组为合议制的过程中，唐绍仪积极予以推动，致使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明显的恶化。而在与孙中山联手对抗桂系及政学系阶段，在四总裁（另两位是伍廷芳和唐继尧）联名发表移设军政府宣言的情况下，唐竟然密电广州军政府首席总裁、政学系首领岑春煊，称“西南不幸发生内讧，近且各走极端，愈演愈烈”，“仪向主调停立国，苟可相忍，宁愿暌离？”继续兜售“救济之法，只有促进和议”。“区区苦衷”，希望邀获岑氏谅解。其态度之暧昧，与孙中山态度之决绝，可谓截然异致。
对于唐绍仪的行为及立场，孙派革命党人极为不满，对孙中山继续与唐联辔而行倍感疑虑，胡汉民在致古应芬函中谓：“以弟所见，伍（廷芳）、唐（绍仪）连辔究竟可虑，伍犹比较易与，唐则愈看愈差。盖唐毫无主义，而为多方面之人，无道义之交，而最易为人利用；好干涉破坏他人之事，而自己向不负责任。合一炉而冶之，必闹笑剧。”此时的胡汉民等深深意识到，唐氏业已成为孙中山推进革命事业的包袱，两者的分道扬镳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圆凿方枘
随着粤军讨桂节节胜利，在沪南方要人开始筹划应对时局之大政方针。面对护法旗号合法性和影响力日渐流失的不利局面，众议院议员孙洪伊主张选举非常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与北京政府相抗，颇为孙中山所称许，但遭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强力反驳。唐绍仪虽未参与争论，但支持吴氏继续护法的立场彰明昭著；而在推进护法的方式上，唐依旧坚持南北双方经由和议，迫使北京政府重续民初法统的调和主张。
11月25日在自沪返粤的轮船甲板上，孙、唐二人接受上海报界访问。就记者发出的南方要人赴粤或肇南北分裂之端的提问，孙中山明确指出，“并非分立，乃系南方拟统一北方。”唐绍仪则表示：“此次予等赴粤，并非何等用意，只因北政府对于和议全无诚意。倘北政府表明继续上海和会真意，予即回沪。”有关国事解决以及南方政府组建的基本考量，两者判然有别。
孙中山抵粤后，虽然“一仍旧贯”继续标帜护法，恢复军政府，但在其看来，“取义较正”的正式政府才是军政府重组的正确方向。然而这一设想，始终遭到唐绍仪等人或隐或显的抵制和延宕。
军政府重建之初，唐氏违背与孙中山等人达成的邀请护法国会南来之共识，出人意表地阻止议员南下，其背后真意，据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向当时滞沪观望的吴景濂函告，乃“少川恐议员一来，必开非常会议改组政府”。醉翁之意不在国会的去留，而是孙中山意欲组建正式政府的战略规划。
随着国会议员陆续南来，在粤重开国会即将成为事实，唐绍仪又与陈炯明策动组织联省政府之议，试图将军政府改组引入新的方向。“盖联省政府之组织，军府仅居指导者地位，政务会议通过后须征求各省同意，最终由国会承认，如此转折，废时必久，目前可以维持现状。”花样翻新的另一面，同样是延阻正式政府之实现。
在唐绍仪、陈炯明等人的频频抵制下，孙中山一度放下速组正式政府之念，然而12月中旬孙洪伊抵粤后旧事重提，又颇为所动，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总统之议再度兴起。目击政情出现反复，唐绍仪颇受打击，意兴阑珊，改“取放任主义，诸事不争”，不时前往唐家湾小住，莳花弄草，置军政府总裁、财政部长等重要职任于不顾，其间并曾多次传出行将赴沪重启和议的流言。
1921年2月，由于关余交涉失败，援桂战争迟迟未行，孙中山决意推动速选非常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以打破“不生不死”的混沌局面。其与唐绍仪等人的矛盾和冲突趋于激化。
是月中旬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据反对选举的益友社议员白逾桓向吴景濂报告，孙唐大起冲突：“少川谓，我并不反对正式政府，但须由国会合法组织。中山云，你系军府总裁，不能说此话。少川谓，我何以不能说？中山云，总裁亦系非常会议选出。少川云，非常会议只选我做护法事，组护法政府，并不能组织正式政府。”当月正在广东访问，调查军政府外交主张的美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通过走访多位军政要人，注意到南方内部出现的重大分歧，他报告上级称，唐绍仪“极力反对孙中山当大总统”，“他认为极须阻止孙中山之激进”。
然而唐绍仪等人的反对只能延缓而无法中止总统选举之实现。3月以后，随着军政府实力派人物陈炯明渐采放任态度，“热中选举之人认为机不可失，乃急于猛进”。4月初，孙中山提出《组织正式政府案》，交付政务会议讨论，唐“认为时机未至，力持反对，辩论至久，不得结果而散”。7日，国会非常会议召开，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孜孜以求地在北京政府之外另起炉灶，为中华民国别开生面的革命战略最终得以实现。
分道扬镳
总统选举前一日，唐绍仪遄归故里。他一面派员持其名刺向孙氏致贺，维持继续合作的表象，一面选择隐居乡里，与新政府保持距离的同时，静观时局，徐图进止。
在外界强烈的反对声浪中，获选后的孙中山迫切需要唐绍仪的支持。4月15日，孙中山遣员赴唐家湾促唐来省。次日复派汪精卫前往，邀唐出任财政总长，合力组织新政府。18日汪自唐家湾返回，转述唐氏意见：“余于总统未选出前，颇以为行之过早。今既由国会以多数选出，余亦当然赞成。故闻孙公当选，即首先派人持余名刺前往道贺。至于财政总长一职，现政务甚简，余不愿担任。余只愿任一高等顾问，与胡君汉民相同而已。”
5月5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随即在观音山（今越秀山）设总统府，组织政府，任唐绍仪为财政总长。唐称病迟不赴任，财政次长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前往促驾，唐依旧婉拒。此后，为应对新政府的反复敦请和外界盛传的脱离新政府的各种猜测，唐绍仪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均刻意营造与新政府合作的假象。5月底有报道称，唐电告孙中山：“病已痊，俟精神复原，即回省。”11月初，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伍廷芳赴香山，邀其返任，唐应以“我对政府始终维护，前未携眷赴沪，即防奸人造谣。惟财部刻事简，无须亲到，俟事繁必到”。
是年底，广州政府支持者美国人奥灵开斯，因“唐之不至广州，人多指为反对广州政府，与孙逸仙宗旨不合”，前往唐家湾一探究竟。在被问及是否已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时，唐矢口否认：“余实无脱离关系之事，余现任广州政府之财政总长，与政府之动作时有接洽，今因政府之财政，纯恃省政府为后援，故余无所事事……将来中央政府财政上处于独立地位，则余为职责所在，即当就任服务。所传余脱离南政府之说，绝对不确。”访谈中，唐氏还对孙中山正全力推进的北伐战略表示支持。
然而平心而论，非常总统选举告成之日，即是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告终之时，在此之后，两人渐行渐远，再无同行。唐氏蛰居乡间的反复表态，不过是择机待时之余的虚应故事。
1922年6月，击败奉系独掌北京政权的直系集团，以“法统重光”为旗号，拥戴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在内阁总理人选上，黎颇属意唐氏，后者积极响应，图谋北上组阁。虽然组阁计划很快胎死腹中，但唐绍仪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已然见诸实事。
孙唐由分裂而分途，彰显的重要面向是革命与改良这两种救国主张的争持和互斥。从稍长时段观察，1921年非常大总统选举，孙中山所秉持的革命方略虽然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但再仆再起后即席卷全国；而唐绍仪等人的改良主张，当时似不乏民意基础，但由于无法为治丝益棼的时局提供迅捷的解决方案，很快为社会大众所抛弃。
1924年2月，正以俄为师推进革命的孙中山，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回望曾经的同路人唐绍仪已是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在他看来，唐与段祺瑞、徐世昌同为已成过去之老辈，“国民现在正欢迎新人物”。一年后孙中山离世，唐绍仪论定孙氏功绩，虽对其一生中“各种之对人问题及意见之争论”不无微词，但充分肯定“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两种评价出自彼此之口，然衡诸事实，堪称定评。
（谷小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