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与孩子们在一起。
钱理群在摄影。
钱理群摄影作品《风筝和蓝天》。
钱理群
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l939年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等。
南都讯 记者黄茜 著名学者钱理群近日出版了一本摄影集，题名为《钱理群的另一面》。熟悉他的学生与读者都吃了一惊，原来一生研究鲁迅、周作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钱先生，书斋之外还是个摄影发烧友。
摄影集其实做得很朴素：以灰蓝为底色，封面是站在水边的钱先生和他的倒影，封底是一组表情夸张的生日怪照。集子内每一帧照片都不大，书叶多有留白，照片旁边附有大段阐释文字。而拍摄的内容多为自然风景：沙漠、高山、海洋、冰川……在他的不加雕饰的镜头下，显出一种磅礴凛然的壮美；春日的垂柳、夏末的蒲公英、雪后的楼顶、被阳光描画的墙垣、路边“粗服乱发”的野花、奇崛的枯木的姿态……则让人感喟于他赤子心怀、敏感多思。
一边拍，一边还忍不住“夫子自道”：“‘人在自然中’，真正地‘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最理想的生存方式……”
他也拍摄人像，大部分是底层的普通人和小孩。孩童天真无邪、亲近自然；衣着破烂的印度老人，沟壑纵横的脸上刻写着尊严和高贵；头戴面罩的阿拉伯妇女，只露出一双星子般闪亮的眼睛……他所以观照人像，是因为人像近似于佛像，在凝定的一瞬间漫溢神性，引人遐思，令人敬畏。
长久以来，钱理群先生敝帚自珍，这些照片只供自娱自乐，轻易并不示人。的确，拍摄它们的相机可能“很不入流”，拍摄者的技巧或许“很不专业”，而拍摄的效果呢，大概也“不怎么艺术”，但是，2017年，该书责编窦海军在翻看了钱理群的小半个大衣柜的影集之后，还是深为感动。他执意促成摄影集的诞生，并说：“我想看看，人类非艺术套路的表达，是否会更加自然、朴实、真切，是否更容易得见艺术之真谛。”
访 谈
南都：为什么在2019年出版这本摄影集，向人展示《钱理群的另一面》？
钱理群：这本摄影集很大程度是因为是“钱理群的作品”而出版的；因此，我建议读者朋友要把它和我其他的著作一样看待：这也是我的一次“发言”，一次“自我表现”；只不过以往的发言，谈的是我和社会、人的关系，因此全用文字来表达；这本书谈的是我和自然的关系，就用摄影来表达，但也必须同时配以文字。顺便说一点：书里的文字，有的是为图片作解说特意写的，但更多的是从我的著作与日记里摘抄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是过去发表了，没有引起注意，现在和图片配在一起再发表，构成一个新的整体，或许就产生了新的意义和兴趣，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其实，在2019年出版这本书，是有一个特殊背景与用心的：这是我给自己80岁寿辰准备的礼物。在今天的中国，人活到80岁是很寻常的，不必专门庆贺；但我要编和写两本书——这本《钱理群的另一面》和刚刚编好的《八十自述》，给自己的八十人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也算是文人的积习吧。既然要求“全面”，就不仅要总结我的“入世”——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已为我的读者所熟知的这一面，也要袒露我的相对“出世”——自我生命和另一个世界——大自然相融合的，读者所陌生的“另一面”。这就全面呈现了我的生命和精神世界的两种形态：既冷峻，顽强，焦虑，绝望，为黑暗所包围；又淡泊，宁静，柔软，天真，充满阳光。两者相互交集，既矛盾，又互补，在来回摆动中获得平衡，构成一个完整的“钱理群”。
这就说到了我在此时出版这本书的现实背景。
因此，本书的出版具有自我救赎的意义，它引发的是内心的光明和黑暗，希望与绝望的博弈，它的指向是生命——自然、社会、历史和自我生命中永恒的力量，它是真正不可摧毁的。
南都：请谈谈您的摄影观。您与摄影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钱理群：在本书《我与摄影：我的一种存在与言说方式》一文里已有明确的说明：“所谓摄影，本质上是人和自然发生心灵感应的那瞬间的一个定格，是我经常喜欢说的‘瞬间永恒’。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感应，不仅有极强的直观性，也保留了原生态的丰富性和难以言说性。这正是语言文字所达不到的。摄影所传达的是人和自然的一种缘分”。
这样的摄影观，强调的是“摄影”对于“人”（我）的意义：它是“人（我）”和“自然”发生心灵感应时的“瞬间定格”。这背后有很强的“人（我）”的主体性：我是把摄影看作是一种表达“我与自然关系”的言说方式，就和我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一样，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工具。这样的理解，大概有点独特，但也显然偏狭，因为它把记者们提到的摄影的“留下历史记录”“展现时代痕迹”等等社会、历史、文化功能全都排除了。在这样的摄影观指导下的我的摄影作品里，很少出现人物摄影，没有时代市景，就不是偶然的，甚至是有意为之的：我只追求摄影作品对我和自然关系的完美表达，而从不考虑这样的作品是否符合既定的摄影艺术的理念，规范和规矩，也从不考虑能否得到摄影界的承认，他人的认可。
老实说，在出版本书之前，我根本不准备发表，也很少示人，它只属于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这其实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天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学术与艺术的叛逆者。当然也造成了我的学术、艺术的某些局限和缺憾，我坦然承认，却不准备改，改也改不了。
这本摄影集献给已远去的老伴儿
南都：您用什么设备进行拍摄？这么多年，您使用的拍摄工具有没有发生变化？
钱理群：我的这一摄影观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强调摄影所表达的是一种人对自然的“直觉的，本能的感应”。因此，我的摄影也完全凭着自己与自然风景相遇的瞬间直觉与感悟，而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
摄影界的朋友和爱好摄影的本书读者恐怕很难相信：我从来不研究摄影技术。连一本摄影专业的书都没有读过；我始终使用的是傻瓜照相机，直到2016年我到柬埔寨、泰国旅游，因太专注于我拍摄的大象，将照相机摔碎，上海的几位学生特地送我一个比较现代的照相机，我就始终使用不好，更不用说手机照相，最近一两年我逐渐不再拍照，不适应新技术、新器材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的完全不讲技术的摄影自然上不了台面，这是我长期拒绝公开发表的原因所在。但本书的编辑窦海军却凭着他对摄影艺术的研究和理解，把我这样的无技术介入的个人化摄影称之为“人类非艺术套路的表达”，提出“是否会更加地自然，朴实，真切，是否更容易得见艺术的真谛”“艺术是不是该向返璞归真的路数靠一靠了”的问题。但愿我的贸然出现，会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还需要说一点的是，有记者问，搞摄影费钱费时间，家人是否支持？我也想借此对我刚刚远行的老伴表示感激、怀念之情：她不仅对我到处乱跑乱拍照完全理解全力支持，自己也参与了我的摄影：我的那些生日怪脸就是她拍的，还有那张我和孩子在一起的照片，以及我独坐树林间闭目倾听鸟鸣的照片，也都是她的作品：我的这本摄影其实是献给她的。
南都：即便如此，在端起相机之前，您是否有过艺术上的训练或者准备？
钱理群：应该还是有的：这就是我在本书中的一段文字谈到的“在我生命的深处，一直保留着‘如何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的记忆”。
那是在1960年代，我分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才20来岁，生活与精神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我就到大自然中寻找生命的慰藉：“清晨，我常常登上学校对面的山，去迎接黎明第一线曙光，一面吟诗，一面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感，我半夜起床，跑到附近的水库，让月光下的山影、水波，一起泻在我的画纸上。下雨了，我冲出去，就着雨滴，涂抹色彩，竟然成了一幅幅水墨画”。这些画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我的“充当美帝的间谍”的罪证，并付之一炬；但看过的朋友都说有种童趣，其实就是我努力保存的赤子之心的外化。
我大概也就在绘画之美与贵州真山真水之美的交融里，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打下了艺术思维与技艺的基础。在我这里，由绘画转向摄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触摸“本色状态下的大自然”
南都：您从自然当中收获了什么？当您拍摄自然景物的时候，最吸引您的是形态，色彩，结构，还是那无拘无束的生命力？
钱理群：关于我和大自然的关系，在书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我不去改造自然，但自然也不要改造我。我们相互发现，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我说过，人们旅游，欣赏自然风景，有两种方式。许多人，特别是熟读古典诗词的文人，在面对景观时，往往联想起前人相关描述的诗句，文词，这就把自然景象与自己的历史、文化记忆联接起来，把“山水人文化，历史化”了。而我，在观赏大自然时，恰恰要排除一切历史、文化的记忆，尽力让理性缺席，更愿意尽可能地保留最初面对自然时的直觉和感悟，所触摸的，“或许是更本色状态下的大自然”。这样的初始感观、瞬间顿悟，是“两个生命（大自然的生命和自我生命）在排除了一切外在干预以后，直接面对面的相晤，就是李白诗中所描述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这样的心与心的交融，又有诸多层次。首先是外在感官的感应：最初触动我的，就是大自然的色彩和线条。我多次说过，我最为痴迷的，是天空和大海的蓝色，“那么一种透亮的、饱满的，仿佛要溢出的，让你沉醉、刻骨铭心的‘蓝’！”还有那“让你瞠目结舌”的“艳丽的色彩”。最吸引我的，还有“千姿百态的建筑物在蓝天、白云、阳光映照下所显示的线条、轮廓、色彩等形式的美”。外在感应逐渐向内心渗透，就有了“寂静之美”的感悟：“它无声，却并非停滞，在无声中有生命的流动：树叶在微风中伸展，花蕊在吸取阳光，草丛间飞虫在舞动，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跃”。还有“充满了光明的黑暗”体验：“笔立于夜晚的山顶，上面是黑沉沉的天空，下面是黑沉沉的群山，中间是我。再没有、也感觉不到别的，简单极了，也纯透了，只听见彼此（天，地，我）的呼吸，却无言也无思，什么都凝定了——”。这样的由感官的激发而进入“醉心”的层面，大自然的生命就渗入了人的内在生命，达到天、地、山、水和人（我）的交融（“山水入我心，我在山水中”），最后就达到浑然的梦的境界（“山水如梦幻，我在山水边”）。而最终的指向，应该是“归本心”：先是排除一切外在干扰的“心的解放”，方能“以心观景，契景”，最后还要“回归本心”，达到心与景的“升华”。
走出自然风景区，“你变了——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厚，更加纯正，也更有生机。自然风景也因为你，因为我，因为他，因每一个旅游者而变：也变得更丰富，同时更亲切，更有活力”。
不可忽视的，是我对大自然的“纯净，崇高”背后的“神性”的无限神往。
南都：您也拍摄了一些动人的人像，为什么对人的脸特别有兴趣？
钱理群：你注意到我对“人脸”（还应该加上“神脸”）的特别关注，这也是出于人和神的“神性诱惑”。我说过，我特别喜欢拍普通人的脸，儿童的脸，以及中外市庙神像的脸，而且喜欢用大特写镜头。“这是‘我’与‘人’、‘神’的瞬间妙遇，灵性交流，是‘真人’的显现”。最让我动心的是佛相的双重性：一方面许多佛相都会让你想到在当地街市上遇到过的面孔，也就是它有世俗的一面，因此才神态各异；但另一方面，佛相又不同于世俗面孔，自有神圣之光彩，实际上是人的内在人性中神性的一种升华。这就意味着，“所谓‘佛相’就是世俗相与神相的统一，人性中平凡性与神性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拜佛实际上就是人对自身为日常世俗生活所遮蔽的内在神性的一种膜拜”，“拜佛的过程，也就是人性的扬善抑恶的过程。
在市庙里，人不会做恶事，只会发善心。这是人假助于想象中的神的力量来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人性的一种升华”。在这样的理解里，我所向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神性的唤醒，最终达到人性与神性的统一，是和宗教精神、情结联结在一起的。我在西藏旅游时，在“拜倒在神奇的大自然面前”的同时，也被西藏虔诚的信徒，那些“朝圣者”所感召，最后发现“我们都是朝圣者，同时追寻着自己的心灵的净土”。我理解，“这里有一种宗教精神，是类似宗教的生命体验和生存境界”。我由此而思考我与宗教的关系：“尽管我仍然坚持无神论的立场，不愿成为某个具体宗教的信徒。但宗教文化、宗教精神却对我有一种诱惑力”。我在西藏旅游的最后进入一座藏族寺院，“顺其自然”地接受了“摸顶”；我和老伴到法国旅游，也“情不自禁”地走进巴黎圣母院，在那里默默祈祷：这恐怕都不是偶然的。我对大自然的膜拜，对“天、地、人合一”“人性与神性合一”的境界的向往和追求，都是与宗教相通的。
回归内心，回归儿童，回归乡土
南都：您在书中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这和您在摄影中表现的对自然的赞美和爱有何关联？
钱理群：我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回答我的“大自然情结”的思想来源。我曾经说过，“五四”启蒙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四大发现”，即大自然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人民的发现。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儿童、妇女与农民和大自然的密切关系。
我对大自然的独有情钟，应该是对这样的以四大发现为基础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自觉继承。在我的摄影作品里，在展现对自然风景的发现之外，还突出了对动物的发现，对儿童的发现，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发现，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以大自然为中心的结构，都是与这里讨论的“五四”四大发现有关的。
唯独没有更多地拍摄妇女，是因为我的人物摄影都是偷拍的，在偷拍妇女时多少有些顾虑，就成了一个遗憾。
如果大家联系到我对鲁迅、周作人的研究，就不难注意到，我对鲁迅、周作人的自然观、儿童观、妇女观、农民观的特别关注和着意阐释；而且在这样的关注、阐释里，是渗入了我的主观性的：这也是我的心之所系和情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用“五四之子”来概括我（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是有道理的。
在我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上，学生问我：老师离开北大后，准备去哪里？我的回答是“三回归”：回归家庭、书斋，即回归内心；回归中小学，即回归儿童、青少年世界；回归贵州，即回归大地：乡土与大自然。从2003年起，我带着“认识脚下的土地”的问题，开始了我的地方（贵州）文化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动植物崇拜，山石崇拜，我立刻联想到鲁迅在19世纪初“迷信可存”的呼唤（这是“五四”那一代的自然观的起点），突然有了新的醒悟：“所谓自然崇拜所要追寻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同源共生关系，所表达的是对尚未认识的自然的敬畏感，而这背后则隐含着人与自然之间如何同一个大家庭那样的和睦相处的祈求”。这样，我就在自己的晚年，从民间乡土社会获得了重新认识、反思我和自然关系的思想资源，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南都：这本摄影集最前面有一组搞怪表情的照片，您可以描述一下，何为“卸下面具的我”吗？
钱理群：很多朋友对书中“搞笑”的照片很有兴趣，觉得“好玩”；我的内心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组照片也是自有背景的：它是我66岁生日和老伴私下嬉戏由她随手拍下的，这在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中，本是经常发生、再自然不过的事。
它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那着意的放松，放肆，夸大的自由、随意感，这乃是因为我们总是戴着面具，生活得太紧太累，太虚太假，太压抑，就只有借私密的搞笑，作出自我解放的姿态。这固然很痛快——终于“玩”了一把；但也令人心酸——一辈子就此一次！现在将它公开展现，无非是提示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使我们人性的方方面面获得真正自由与释放，而不要只是在偶尔的情境下作一次表演？
南都：书名《钱理群的另一面》，对您来说，这另一面是更内在的一面吗？它与那个关心教育、讲述鲁迅、探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钱理群，是什么关系？
钱理群：我在近年不断提出“人和自然的关系”，背后确实有一个“大关怀”。在收入本书的《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层次思考》里，我就向年轻的朋友们明确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以至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也就是中青年朋友所生活的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人和自然之间的不断较量与协调，将成为未来很长历史阶段的时代主要内容，时代主题词”。“由此提出的，是许多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我们既定的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动方式——都会遇到巨大的挑战”：我们要重新审视现有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模式：重新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的人与人关系的新问题，新的伦理问题；由此而“展开一系列形而上的宇宙观、天命观的哲学讨论”，等等。这背后是一个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这和朋友们关注的那个关心和研究教育、鲁迅、知识分子心灵史，喜欢思考与提出“大问题”的钱理群，是一脉相承的：钱理群的“社会关怀”和“人性关怀”的“两面”，现在都统一到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关怀和思考里了。
我多次说过，自己的社会关怀和发言，是以我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两者之间是存在内在一致的。现在我的人性关怀自然也会深化我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我的鲁迅研究始终以《野草》为中心，可能不是偶然的。在本书里有一段对《野草》的新的解读：“鲁迅文本中‘大笑而且歌唱’的‘我’（《题辞》），‘伟大如石像’的老女人（《颓败线的颤动》），以及‘叛逆的猛士’（《淡淡的血痕中》），‘雨的精魂’（《雪》），现在抽象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屹立’在‘天’和‘地’之间，这‘天地’是‘如此静穆’；这‘无边的旷野’，是这样的‘阔大’；而‘沉默尽绝’之中，唯有天空在‘颤动’‘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荒野：这又是怎样磅礴的生命运动。人挺身而立，‘天地’在他眼里‘变色’。人和自然（雨，雪）的精魂合为一体，‘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这是一个生命的大境界，是充满了动感与力度的，具有壮阔的美的文学大世界。虽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这里，不仅是人和自然的生命，也是鲁迅和我的生命，都“合为一体”了：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生命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