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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私家书房视频系列

杨先让:民间美术很重要,它是我们的营养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11月10日        版次:GA16    作者:黄茜

杨先让先生在书房中。 莫倩如/摄

《黄河十四走》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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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让

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和创作员、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曾获中国文联第11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美国休斯敦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等国内外大奖。曾出版著作《杨先让文集》《徐悲鸿》《中国乡土艺术》等多种。

南都讯 记者黄茜 《黄河十四走》大陆版去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广受好评。近期,记者得以探访该书作者、90岁高龄的杨先让先生的书房。下午两点,秋阳煦暖。一只橘猫蜷在阳台上的柳条篮子里打盹。老先生行动敏捷,亲自给每个人端来咖啡,连声说,辛苦你们啦。

这是个艺术世家。不出意外,家中错落有致地挂着画,杨先让自己的画,妻子张平良的画、女儿杨阳的画。两代人的笔墨共处一室,竟然相映生色、和谐完美。

书房其实也是画室。一排书橱,挨挨挤挤的,有杨先让夫妻的书,也有女儿女婿的书。最有意思的,大约是那一套《黄永玉全集》。黄永玉是杨先让的老朋友,中央美院版画系的同事。后来杨先让得老院长江丰支持,在中央美院挑头建立民间美术系,又为了建民间美术系,自1986年起一连四年率队行走黄河沿岸,遍访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省(区),进行抢救性的民间艺术田野考察,黄永玉便说他:“杨先让整天在人家的地里头跑,你自个儿的地都荒了。”

堆在书橱下的一摞《黄河十四走》样书,鲜明厚重,是杨先让“在别人家的地里头”跑出的成就。二十多万字的文本,脱胎于杨先让走黄河期间的日记。数百张精美照片,则是考察队一路积累的珍贵素材。它们图文并茂地详述了安塞腰鼓、汉画像石、木版年画、剪纸、农民画、石刻、泥(面)塑等黄河流域民间艺术,且首次从艺术风格、民俗变迁、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释。

黄永玉惊呆了,把这书夸上了天。他说:“《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那一走,叶恭绰龙门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我没有一个当大画家的思想,反正就是一个美术工作者,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好好干。”杨先让说。他出生于1930年,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苦难荣耀,沧桑变迁,而“黄河十四走”,是他人生中最豪迈的篇章,值得以一部巨著来隆重纪念。

如今,离那场艰辛而快乐的田野考察已过了三十年。许多老人去世了,许多民艺不复存。杨先让还是喜欢摩挲着书页,跟人介绍他的库淑兰、苏兰花……他的伟大而可爱的民间。

书房里有一张画案,案头上堆了二十几本他写的蝇头小楷。夜里睡不着,他就起来写小字。有时候抄经书,有时候抄唐宋诗词。他说:“一边写,一边看人家的,心里很静。”

南都:请谈谈您青年时代的阅读史。您小时候家境非常优越,从小就爱读书,被书籍包围吗?

杨先让:不可能。我背不过来书。我数学怕,背书怕。但是我字写得好,画画得好,唱歌唱得好。

真正的看书、看小说大概是中学。巴金的书可以说我全读完了,喜欢他。鲁迅的书那时候读不懂。后来读高尔基的小说呀,诗词呀。主要是文艺的、文学的书籍。我那时候高中二年级,十七岁,我导演《雷雨》,自己还演,是八个演员之一,我演二少爷。人家说,你这是地道的二少爷!

南都:您记得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些什么样的书吗?

杨先让:他更喜欢看历史的书,听他也就讲一些历史的故事。但是我和他的交流不多,怕他。他对我最关心的就是字写得好不好,书念得好不好他不管。他不因为我的书念得不好打我。我写的字他特别骄傲。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写得为什么好,怎么好。学校里有时候也把我的书法挂出来,我三年级写的字和六年级的在一起展览。每次家里来客人,父亲一定要喊,先让!我就知道一定要看我的书法了。人家就夸。我心想,这么好的话还用练吗?不练了!所以也害了我。我爸爸的字就写得好。家里兄弟姊妹六个,三个男的三个女的。他回国的时候,给女孩子就是买衣服,给我买的就是笔墨纸砚。

南都:青年时期您最难忘的小说是哪一本?

杨先让:《约翰·克里斯多夫》最喜欢,罗曼·罗兰的。然后就是《红楼梦》,绝对精彩。我最早看的《水浒传》,打打闹闹我不喜欢。《三国演义》我喜欢,勾心斗角的,绝对喜欢诸葛亮。我看《红楼梦》是毕业工作了以后看的,不止看了一遍,毛泽东说他看了五遍,我心里想,我也不知看了有多少遍。喜欢里头的人物,连秦钟我也喜欢。一看就入迷。

“我和黄永玉玩儿得来”

南都:到现在您也出了很多书,大家都夸您文笔好,这种功底、文字的修养是怎么来的呢?

杨先让:谈不上。我反正每天写日记,这倒是养成的习惯。就是慢慢写,有感而发,写一点小文章,小感想,小评论。在国外,有时候想家呀,想这个人,想那个人,我就写文章回忆他们。对了,我有一个很优越的条件。我回国以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功课是数一数二的。我1952年毕业,我毕业的时候我们班男男女女有二三十个人,我是第一名。我的成绩那时候最好。现在美术学院校史陈列,我的成绩单还在那里呢。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分配到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他们需要人。1952年我又入党了。进步青年嘛,跟着共产党嘛。所以呢,也看了些进步的书。

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人家就对我很重视。但我也很用功,我的画一张一张地出版了。我不喜欢版画,结果我自己又搞了版画,而且第一张版画就得奖了。又发表,我就变成了版画家了。我就稀里糊涂地刻起木刻来了。别人也没教我。因为学了一点写生,有些事情是一通百通的。

我要说什么呢?我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我接触的都是美术界的头面人物。徐悲鸿的一家四代人对我都特别爱护。后来的老太太廖静文,以及他们的孩子对我都特别好。我也对他们特别好。刘开渠是雕塑界的大拿,他对我也特别好。他遭难的时候,我大概帮他说了几句话。他觉得我挺仗义的。

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带着我“周游列国”。不带别人,就带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杨先让就让人感觉到挺聪明的,画得也挺好的,他自己也不怎么在乎。

还有古元,美术界的头号人物,解放军一进城我就认识他。因为他和我妹夫就在一起嘛。我妹夫也是延安鲁艺的,都是画家。后来在美院教学的时候,古元工作室的大拿就是我,我是他的大管家。而且我也特别喜欢他的艺术,对我影响也很大。后来江丰回来了。江丰也是美术界的头面人物,对我好,一定要把我从版画系调出来办他的系。和这些人老在一起,对我后来写文章有所影响。

南都:您在中央美院读书和后来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去买书的地方?

杨先让:没有。我的书一个是在图书馆看,一个是互相借。我自己买书,顶多买《红楼梦》《三国演义》《史记》,但是如果看《资治通鉴》的话,我绝对是去借一本来看就行了。《约翰·克里斯多夫》也好,都是借着看,哪能买,没必要。再说那个时候,自己刚结婚,房子也很小,我放哪儿?我连画都没地方放,我的油画我都没法画,所以才搞了版画。

南都:我看到《黄河十四走》的封底有一段黄永玉盛赞您的文字,您和黄永玉先生也是好朋友吗?

杨先让:我们都是版画系的教员嘛。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他佩服我,我佩服他。我们系里,古元呀、李桦呀,这些都是大人物。但是真正玩儿得来的,我和黄永玉玩儿得来。他的鬼点子多,他的故事多,他的笑话多,和他在一块我不寂寞。他呢也佩服我,他感觉我画得也好,刻得也好。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杨先让整天在人家的地里头跑,你自个儿的地都荒了。”他们都画画,我不画,我就忙我的民间艺术去了。最后拿出来这一本书《黄河十四走》,把他吓坏了,他真吓坏了。他真没想到,他太佩服了。我认为他这个人是不会捧人的,你知道聪明人都是让人家捧。结果他充满了感情在捧我。捧得都过头儿了。因为这个系,我一离开,美术学院就给我取消了,我也没办法。我也退休了,我也没话语权了。所以他安慰我,他说先让,没关系。你那个系呀,没了就没了,你有这三本书就了不得。这是他说的。

“搞民间美术,我得说出个道道来”

南都:《黄河十四走》这套书是您在央美建立民间美术系时的成果。能讲讲出版这本书的缘起吗?

杨先让:我这人就是走哪儿算哪儿,走哪儿干哪儿。答应人家,绝对干得好,不能干坏了。没想到后来一点点干出点成绩。在我们央美版画系里,我也是很能教学的一个人。到了民间美术系,我也在那儿挑头,成立新的民间美术系,最后又走黄河,都是逼得我一步步走到那儿。因为我搞民间美术了,我要说出个道道来。我不懂,那怎么办,就得调查。近水楼台就是黄河嘛。都是很自然的。

南都: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感觉当年搞民间美术系、走黄河做田野调查的意义在哪里?

杨先让: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嚷嚷,成立了民间美术系,也办了几年,也培养了一些学生,我认为对全国喜欢民间美术的人是个大的鼓励。他们感觉到腰杆直了,能登大雅之堂了,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民间美术系,起到鼓舞作用。现在出版社都在出版民间艺术,出得相当好,所以我感觉咱们起了一个好作用。民间美术很重要,它是我们的营养,它是我们的源头。我们收集、记录了这些东西,将来我们很可能也办一个民间艺术博物馆。这些东西都是正在消失的东西。我们总是要启发后来的创作者。但是,好坏就很难说了。可能创得很好也可能创得不好。我们把这些快要消失的东西,快点找出来,启发你们,你们自己再去考虑去。能发明出另一种东西,那是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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