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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新说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11月03日        版次:GA15    作者:王绍贝

《苏轼十讲》,朱刚著,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7月版,58.00元。

  □ 王绍贝

《苏轼十讲》是宋代文学专家朱刚教授根据大学讲义改编而成,可视为是一本苏轼评传,书分十个专题,结合文本解读,展现了苏轼的一生。其中也融汇了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确实是一本适合初学的入门佳作。其中作者通过档案文本解读,对改变了苏轼一生的“乌台诗案”这一历史事件的重新考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堪称全书亮点。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儒家经典《毛诗序》的这句话一直被历代士大夫阶层奉为创作诗歌自由的合法依据,白居易创作了一大批《新乐府》作品讽喻现实,也是拿出《毛诗序》做护身符。唐代刘禹锡游玄都观绝句,经瞿蜕园的考证,并非因为写诗而被贬谪,到了北宋仁宗时期石介创作了《庆历圣德颂》指斥权臣,也并没有因为写诗获罪,因此,对因诗歌而被视为“指责乘御”“大不恭”之罪,这在北宋历史前中期那宽松的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所著的《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对苏轼“乌台诗案”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认为苏轼因为写诗批评新法之所以会酝酿变成“诗案”,很大程度上与新兴的雕版印刷媒体有关。北宋仁宗时期雕版印刷业走向繁荣,此前的作家基本是死后才刊印诗文集的,苏轼的前辈欧阳修、王安石都是在死后才刊刻诗文集,而苏轼刚好是第一个实现了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合作的诗人,苏轼言论的重要性被显著提高之时,某一个个人(苏轼)得到了传媒这一新生的强力条件,展开了批判,如果被批判的一方(“新法派”)又没有获得这一条件,那便自然地发生了失衡。当时的御史台之所以要弹劾苏轼,可能不只是因为他写了许多批判朝政的诗歌这个事实,而是因为那些诗歌被各种媒体刊载并广泛传播这个社会想象。内山精也认为千年以来不变的诗歌观念,受到突然勃兴的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发生极大的政治影响。

朱刚充分吸收了内山精也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朱刚从“乌台诗案”发生的政治背景,进一步分析“诗案”发生的原因。在熙宁变法时期,苏轼和很多反变法派官员在很多场合,包括上交朝廷的正式奏章中明确反对、激烈攻击“新法”,并未被认为有罪,可见当时反对“新法”虽然可能冒犯君、相,但作为一种政见本身是被许可的。那为什么到了元丰二年(1079),此时新法已进入平稳推进时期,苏轼反而因为诗文里面嘲讽、讽喻“新法”的内容而被御史台起诉,引发“乌台诗案”?朱刚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因素需要加以考虑,熙宁九年以后王安石罢相,随后由宋神宗亲自主政,改年号为元丰,而“乌台诗案”是宋神宗在熙宁、元丰之交发起的一系列“诏狱”之一,包括熙宁八年的李逢“谋反”案、元丰元年的大理寺“纳贿”案,紧接着就是“乌台诗案”。有历史学家认为,宋神宗通过王安石变法,强化了君权,打破了从北宋开国以来一直遵循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体制。苏轼非议“圣政”、指斥“乘舆”的罪名就是无可逃遁的了。

苏轼由于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由“贤良进卷”获得欧阳修等朝廷、文坛大佬的赏识,并参加朝廷特别举行的“制科”,一举夺得北宋开国以来“制举”对策考试的最高名次,他被宋仁宗视为未来国家中枢宰辅的储备人才。“乌台诗案”爆发后,神宗去探望病榻上的曹太后(宋仁宗皇后),神宗照例要大赦天下,但曹太后却说:不要你大赦天下,只要你放了苏轼一人就够了。另一个向神宗给苏轼求情的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苏轼由于批评新法获罪,如果苏轼被迫害致死,将来这笔账势必要算到王安石头上去,王安礼因此屡次出面求情。上层干预的原因救了苏轼,这一点朱刚先生也不否认,但朱刚先生提出的新见是在书中重点研究了“乌台诗案”的档案文献,并尝试分析了案件审理的过程,指出苏轼能够在“乌台诗案”逃出生天,与宋代司法的体制也有相当重要的关系。

“乌台诗案”的档案记录有三种版本,传到今天还是相当完整的。这主要归功于宋代人对苏轼持续的喜爱热情。由于“乌台诗案”审讯过程要求苏轼必须老老实实交代自己诗歌每一句的意思,“乌台诗案”的原始案卷被宋人视为苏轼诗歌的权威解读和苏轼诗话,并在南宋时代广泛印刷传播。宋代司法有“鞫谳分司”的制度,指的是审讯和判决分别由不同的官署负责进行。御史台在这个案件中,只负责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即“供状”;接下来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即“判词”。大理寺对苏轼一审判决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也就是说,原来判决应该流放二年,因为神宗的大赦令,改判无罪释放。御史台对这个判决结果不满,于是继续审讯,罗织了其他“罪状”,要求修改判决。当时体制规定,当御史台与大理寺意见矛盾的时候,由审刑院负责复核,审刑院顶住了御史台的压力,向朝廷提交了支持大理寺的终审判词——“徒二年,准赦书,原免释放”。这个判决提交到皇帝之后,皇帝有权法外加恩或给予惩罚,法官则明确守护了依法判决的原则。最终神宗给苏轼的处置是:“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周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尽管法官给了苏轼免罪释放的判决,但考虑到巨大的政治影响,仍决定将苏轼贬谪黄州,以示惩罚。仅仅以“这是诗歌”为理由来推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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