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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回到草原故乡,为漂泊的记忆命名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10月20日        版次:GA10    作者:黄茜
 

席慕蓉,2013年。王纪言/摄

《我给记忆命名》,席慕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78.00元。

1958年夏,席慕蓉在画画。台北圆山。 张国卿/摄

南都讯 记者黄茜 “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回来已经觉得自己老了,可那个时候都不知道颠簸,不知道劳累。现在,如果我到草原上,我还是不累。但是在台北过个十字路口我就累了。”

76岁的席慕蓉毫不讳言衰老,可每当说起故乡,依然双目放光,像个天真、好奇的孩子。不久前,她的左边膝盖换成了人工关节。好友张晓风说,很好啊,换块“马蹄铁”,你又能在草原上多跑几年。

在蒙古原乡,发现另一个自己

穆伦·席连勃是席慕蓉的蒙文名字。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蒙古族,外祖父慕容嘎曾执掌军队,是内蒙古的民族英雄,外祖母乐宝光濂公主,闺名通戈拉格,族姓孛尔只斤,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

席慕蓉在重庆出生,幼年随家人辗转南京、上海、广州、香港,最后抵达台湾。在席慕蓉的记忆里,在长辈们的只言片语中,一直影影绰绰地存在着一个草原故乡,神秘、旷远、散发着无比诱人的青草甘香。

自从1989年第一次返回内蒙古,双脚站定在广袤无垠的克什克腾大草原上,席慕蓉身心受到强烈撼动。在写于1989年8月31日的一篇日记里,她记下了自己与草原的首次邂逅:

“然后走向极美的草原,无边无际的起伏,蓝天上云朵如块状群列,第一次看到那么整齐的云朵,那么干净的草原,却又觉得分明见过。

我心荡漾,如痴如醉。晚上在白旗宾馆住下,夜空星星极亮。”

台湾的朋友们都感到奇怪,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席慕蓉总在说内蒙古?作家蒋勋在《写给穆伦·席连勃》一文里记述道:“她一次一次去内蒙古,她不断向朋友讲述内蒙古,她书写内蒙古,要朋友跟她一起去内蒙古……”

在此之前,席慕蓉是一位大学教师,一个诗人、一位画家,一个“快快乐乐地做着妻子,做着母亲的妇人”,与蒙古原乡的遭逢,似乎为她开启了深藏已久的族群记忆,基因里那种来自游牧民族的奔放、自由、辽阔和激情,随之翻涌显现。

蒋勋说,“穆伦·席连勃”的蒙语发音,听起来像大河。他很高兴自己朋友的名字里竟藏有一条宽阔的缓缓流淌的大河。“在那个时期,席慕蓉一说起内蒙古就要哭,像许多人一样激动,迫不及待,要讲述自己,讲述别人不知道的自己。”

关于草原她“非写不可”

如今,三十年过去,席慕蓉谦恭地觉得,在故乡这门课上,自己依然是个“旁听生”。即便“旁听”也心满意足。她曾说:“我这个从蒙古族的血肉里分离开来的血肉,从蒙古族的骨头里裂出去的碎片,在回来的那一刻起,变成一个完整的生命。”

草原是她几十年安妥生活中幽暗缺失的部分。草原像一块巨大碧绿的磁石,吸引她去反复瞻望、膜拜、探寻。而她一边回忆一边相认,一边欢笑一边落泪,一边学习一边书写。

她开始用散文写自己的家族历史、族群经验。她的文字由前期的唯美风格,遽然变得复杂、厚重、深沉。她研读蒙古族历史上的英雄,哲别、锁儿罕失剌、噶尔丹、博尔术……并为之撰写长篇的《英雄叙事诗》。这些诗作不像早期抒情诗那样叫座又叫好,甚至被叶嘉莹先生和齐邦媛先生委婉地批评,但席慕蓉说自己“非写不可”。

正如青年书评人李然所言:“诗之于席慕蓉,如同旷野之于蒙古马,是灵魂驰骋的时空、也是记忆安放的疆土。”这里的“记忆”,既是私人记忆,也是家族记忆和更深广的族群记忆。多年以后,当她亲眼看见父辈们失落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乡,怎样的一个文明,怎样的一片草原,她才领会到,“对于我的外祖母和我的父母来说,没有什么是比‘细细回顾’更为疼痛和绝望的事了。”

她的书写草原,便是在实现父辈们归返的夙愿。

席慕蓉76岁了。她说话缓慢温柔,提到少年时辗转他乡的孤独,提到挚爱的父亲离世,几度哽咽。虽然话题总是离不开蒙古原乡,你依然能从字字句句里,看到那个写出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一棵开花的树》等美好诗篇的敏感清澈的灵魂。

  访谈

南都: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给记忆命名》这本书里,收录了您的百余篇日记,由此可以看作您个人的一本成长之书。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写日记的习惯的?

席慕蓉:小时候就写。有一个本子,就开始写日记。那个时候从香港到台湾,我是一个插班生,没有朋友。人家已经读初二了我才来。功课跟不上是一回事,更伤心是交不到朋友。那时候不懂,其实别人不是不喜欢你,别人是不需要了。他们一年相处,已经有了朋友了。我是个新来的,人家只是欢迎你来,可是已经有朋友了,所以我找不到我的朋友。我那个时候以为自己有什么缺点,以为自己交不到朋友。那是小时候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我小时候因为战争,跟着父母在各地辗转,重庆、南京、上海,每个地方的学校都只上了一两年或者一两个学期。到香港以后,不会说广东话,进学校去也是找不到朋友的。好不容易,用五年时间,自己学会了广东话,有了朋友,又转到这里。所以,应该讲,日记变成了我的朋友,写日记的时候是跟日记说话。再小的孩子也知道父母辛苦,跟父母也说不出来我怎么了。家里也有姊妹,你也不能跟父母说我找不到朋友。结果有了日记本以后,我说给日记本听。后来再大一点,我还写诗。

南都:您的这些日记是怎么留下来的?

席慕蓉: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朋友,小时候的日记本都好好地留着。可是要出国了。我两个姐姐比我先出国。我母亲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出国前给她们一个小的箱子。不能带出去的东西,可是又舍不得丢的,妈妈给收起来。我的大姐姐是声乐家,她留了一些录音带和乐谱。我的二姐留的也是日记,她是写小说的。

我出去的时候,妈妈一样,说有什么舍不得丢的,我帮你留着,回来给你。香港上学的时候,不叫书包,叫书篮,编的一个藤条篮子,像个小箱子一样的。我有那么一个书篮,我就把我的几本日记本放在里面。等到六年以后,我从比利时回来,妈妈原封不动地把书篮给了我。

妈妈为什么会留?因为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因为我外祖父是为自己家乡做了很多事情的人。我母亲是民国5年生的,她的前半生整个就是经历一个乱世。在战争中我的外祖父失利的时候,我们整个家庭是横过戈壁到了蒙古国的。我母亲那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外祖母、外祖父,横过大戈壁,从内蒙古到了蒙古国。母亲的遗憾就是所有她的记忆都没有留下来。

我在《我给记忆命名》这本书上说,到我年老的时候,看到这些文字,不知道多好笑呢。可是现在在这里,反而是哭了一鼻子。

换块“马蹄铁”,又能在草原上多跑几年

南都:您第一次回到父母的家乡内蒙古是什么时候?

席慕蓉:上世纪80年代末我就站在了我父亲的草原上。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回来觉得自己老了,现在才发现,那个时候都不知道颠簸,不知道劳累。现在,如果我到草原上,我还是不累。但是在台北过个十字路口我就累了。

衰老它已经在我面前了。我已经有一个关节是人工关节。所以我的朋友张晓风说,很好,换一块马蹄铁,你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几年。

南都:您曾经说过,“对于故乡这门课,我始终是一个旁听生”。2014年,您回到克什克腾草原“旁听”了一场国际学术会议,能否介绍当时的情况?

席慕蓉:2014年那次的会议上,是各种讲我母亲家乡的论文。有的人用英文我勉强听得懂。可是刚好在那个时候,一个日本教授讲一个论文,一个年轻教授用蒙文翻译。一个用日文,一个用蒙文,我自己觉得,连旁听生都做不到了。可是,没有想到,旁边一位学者把当天的论文集给我推过来,指给我看,里面有一篇说的是我的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蒙文名字叫慕容嘎,那篇论文的内容是通过慕容嘎的几封信研究内蒙古的一段历史。我才发现我来对了。第一个,我见到内蒙古大学的苏德毕力格教授,他从人民革命党的档案里找出来外祖父亲笔写的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然后,更厉害的是,会议的中间,这位苏德毕力格教授拿出来一张人民革命党最早七个人成立时的照片,他说,我猜哪一位是慕容嘎先生。我说不对,不是。所以呢,苏德毕力格教授说,请你上来指。作为一个旁听生,我站起来,向大家说照片上的哪一位是我的外祖父。

其实不过一百年。一百年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讲不会断掉。但是我们不过四十年的隔离就断了。我外祖父在他的家乡没有一张相片留下来。幸好我那天去了。我本来觉得我是个多余的人,后来发现全部的人都看着我。慕容嘎的外孙女过来说,这是我的外祖父。这件事情使我觉得这个旁听生原来还是有用的。

南都:作为“内蒙古的孩子”,您觉得您身上有“蒙古性”吗?

席慕蓉:当然我绝对相信有一个遗传的基因,我也相信我父母给我的身教和言教。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每个人跟她的族群是有关联的。父母在我们小时候常常说自己的老家,后来长大以后不大说了。等我回到老家才知道他们丢掉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乡。那么大的一个故乡呢。那么大的高原呢,那样的一个山河,那样的一个文化,那样的一个遗传,那样的背景,他们丢掉的是那个。所以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跟我们说的时候都是断断续续的,而且有时候自己也不说了。我才懂得那个回忆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残忍的,最好的就是把小孩养大了,日子慢慢好过一点,就不回忆了。我们就这么过吧,前半生算了,断了。

你想,如果我现在出去买了一个好看的小首饰,不小心丢掉了,我会很心疼的。他们是整个故乡都丢了嘛。那要怎么心疼?他们算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回忆了。很多到大陆到台湾去的父母,很多事情不再跟孩子讲了。等孩子大了,他们已经冷下来了,不说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个家族的记忆的停顿、切断,不但影响家族里面的个体,其实整个族群都受了影响。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如果能够从头去读人类学、社会学,也许我可以讲得更明白。可惜我没有这些学问。

南都:今年您回过内蒙古老家吗?

席慕蓉:今年四月我到过内蒙古,应内蒙古蒙语卫视台邀请,参加“与诗同行”节目。我有一本蒙文诗选叫做《在诗的深处》。两位译者,一位是朵日纳,一位是宝音贺希格,宝音贺希格本身也是诗人,译了我的99首诗。

我的得意是什么呢?我完全看不懂蒙文,有时候能混着说几句日常的话,因为小时候学过。可是今年4月的时候,我拜托一位诗人策·朝鲁门先生跟我一块,我朗诵汉文的我写的诗,他朗诵翻译成蒙文的诗。《在诗的深处》这一本里的诗是朵日纳和宝音贺希格翻译的,但是朝鲁门这个诗人正在帮我翻译我的《英雄叙事诗》。所以,我朗诵一段汉文,他朗诵一段蒙文。原来我从小希望自己可以从蒙文写诗这件事情做不到,可是现在好像也做到了,就是有朋友的帮助。所以那天,没有让我再得意的了。

生命里遇到很多位贵人

南都:你转换风格,写英雄叙事诗,感受如何?

席慕蓉:我运气很好,在生命里遇到很多位贵人。我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溥心畬老师来上我们的课。溥老师对我有一些鼓励。现在又遇见了齐邦媛先生,她也鼓励我写英雄叙事诗,但是她对我的成绩非常失望。她也是用了很多时间来告诉我听,这里不行,那里不行,都不行。隔了一天,又觉得我可怜吧,可能觉得我会沮丧,会失望,又打电话来,一边安慰我,一边又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要好好地再去做。你想,现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会再遇到这样的老师说,你不对,你错了,你写得不好。哪儿去找这样的老师呀?真的是贵人呢。所以,我想,我就继续写吧。

南都:您刚刚去天津参加了叶嘉莹老师的95岁诞辰的庆祝活动,是什么让您和叶先生保持了这么长久的师生情谊?

席慕蓉:我是叶先生的追星族。她在哪里有演讲,我都去听,并且记笔记。好像是金门大学还是哪个大学的学生问,叶老师,如果你还有来生的话,你有什么愿望?叶先生说,我希望我能够谈一场恋爱,我这一生没有谈过恋爱。因为她跟她先生是因为同情而结婚的。她真的说,我希望来生可以谈一场恋爱。我跟张晓风两个人常常是约好一起去听叶先生的课。叶先生真的是老师的老师。因为张晓风也是教国文很好的老师。起码我也是教美术的。她在课堂里说了这么一句以后,回去的时候我跟晓风讲,叶先生这个感觉是很动人的。一个生命希望来到这个世界上爱上一个人,而且被一个人所爱。谈一场恋爱,好像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如果我们只是说“谈一场恋爱”,会显得很轻飘。但不是,叶先生的意思是,她希望来生爱上一个人,被一个人所爱。在恋爱里有很多喜悦、盼望、幸福感,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没有办法知道的。晓风说,有了这段感情,你的焦虑、你的嫉妒、你的懊恼、你的悲伤也是值得的,也是没有谈过一场恋爱的人没有办法感觉到的,包括悲伤在内。我觉得晓风也讲得很好。

叶先生在课堂上可以这样直白地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格的感召。如果是一般的场合,80岁的叶先生,人家问她来生的愿望是什么,她的愿望居然是谈一场恋爱,别人会觉得,什么跟什么?可是你如果想到,人来到世界上,这么珍贵的一生,不就是希望好好爱上一个人,然后好好被一个人所爱吗?叶先生这个说法,我很希望解释出来。叶先生的人格的感召,这是一个比较明白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她一生的坎坷里,她说是诗词支持了她。所以她是真正能够进到诗的里面,用她的一生想办法让别人跟她分享的。这是不得了的。

南都:第一次去蒙古是三十年前,现在跟那个时候相比对蒙古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席慕蓉:我开始回到我父母的故乡,有一个亲切感,比较能够仔细地描写了。然后,突然间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一个部分不够了,跑出来找族群的几千年文明的部分。然后又从几千年文明的部分里发现,其实游牧文明是世界上对大自然最为珍惜的文明。它一切都是以跟大自然和谐为要旨。“万物有灵”的观念,我们一般人认为它是落后的、愚昧的、迷信的。可是“万物有灵”底下是“众生平等”。我们现在在讲要跟大自然讲和。那么早的游牧文明,就从大自然中得到这样的智慧。

还有我必须声明,所有我说的这些东西,包括我的改变,都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的智慧能够做到的。都是我去听来的,我去读来的,我去看来的。我只是转述而已。我的转变是在学习中转变。这些都是草原上的牧民告诉我的事情,或者是像贺西格先生这样的学者告诉我的,或者是我去博物馆问学者问出来的,他们叫我去看什么书我去看出来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跟叶先生说,这些都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去听来的读来的看来的。叶先生说,谁不是这样呢?

南都:了解这样一个古老旷远草原文明,必然需要一个逐渐积累和深入的过程。

席慕蓉:可是问题是,我好像有一点着急。因为大家学的时候并不要发表,慢慢地学。而我的前半生早就走过去了,所以我是急着去学的。我一边听一边就写,所以才会出错呀。错了我就赶快认错。我知道的还是太少。

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去演讲。一个年轻人在大学里听了我的演讲。隔了十几年之后,他现在是中国航空公司一个刊物的总编辑,今年他请我去演讲关于草原沙漠化的问题。所以我想,好像有时候去演讲,不管说错了说对了还是有用。

盛名不可靠,写诗是对自己负责

南都: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陆掀起了一场席慕蓉热,您认为自己的诗歌在那样一个年代突然在大陆和台湾畅销,原因是什么?

席慕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有人会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譬如包装好,譬如因为我画了美丽的插图之类,我都没有意见。

我有一种悲观的感觉,一个盛名,这个盛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也可以拿走。所以我不能把它当真。有人劝过我,你畅销到这个程度,可以辞职了,你可以不用再教书。我心想,我从欧洲留学回来,在学校教书,我喜欢这件事。教书对我不是负担。我跟年轻的学生一起画画,这就是我要的。我为什么要辞职?这才是我的本业。写诗从年轻到现在,说出来人家不会信,都是我的兴趣。我喜欢写,我想要写,我不能说我不喜欢畅销。但我不敢把它当真。

写了三本以后,有十二年我不出版。当然这十二年里也经历了回内蒙古老家这些事情。前三本诗集《七里香》《无怨青春》《时光九篇》是我在安静的晚上自己喜欢写的。然后在中间不发表了,自己把自己稍微按捺一下,我去画画,我去办画展。然后我回了老家。然后遇到父亲过世。父亲过世时我写了诗,也有发表,没有出版。12年之后出版《边缘光影》,打开来看,吓坏了,原来这12年都在写诗,原来诗就是我自己。我突然明白了,你不可能不写。畅销当然会让你觉得很温暖,因为很多人喜欢。可是畅销带来的另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害怕。这12年,自己的日子过完了,中间写了这些诗,拿出来变成那本书,我的12年都在里面了。所以我想,诗其实就是我自己,不可能是别人。

我12年不出书,也是告诉自己,我过我的日子。我的努力没什么好值得夸耀的。盛名是不可靠的,可是如果你一直写下去,是你自己要写,是你对你自己负责任。刚开始我对盛名是害怕的,它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结果自己让我自己安静下来,让我自己好好做我该做的事情。但是这12年之后,12年的诗放在一起,我才明白,我还是要写。因为它就是我啊。何必因为其他的影响,把这个我消灭掉呢?我不需要消灭我吧,我只是要保持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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