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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派干部驻企服务 如何做到不干预、只排忧?

至少24省份派干部驻企,有专家表示应更多地推动普惠性政策红利,让所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10月09日        版次:GA12    作者:吕春荣

杭州市最近搞了个“大动作”。杭州市政府宣布将抽调100名机关干部,作为政府事务代表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观点认为,通过派政府干部进驻企业,有助于提高政企沟通、协调解决企业各类政府事务、解答政策和推进项目落地,进而提升整体营商环境。但也有声音质疑,是否真有必要让机关干部直接进企业服务?若未来出现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怎么办?有选择性地进驻企业是否会打破市场公平竞争原则?

南都记者据公开资料统计,截至目前,至少24个省份有派政府干部驻企服务。有专家指出,相较于派政府干部驻企,政府应更多地推动普惠性政策红利,让所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

百名干部进驻阿里、娃哈哈等百家企业

杭州抽调100名机关干部,作为政府事务代表进驻企业的一个背景是重振当地制造业的发展。

“近年来杭州市制造业发展存在总量、增速、投资、产业层次、企业吸附能力等明显不足”,9月20日,杭州召开了一次全面实施“新制造业计划”动员大会。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在会上指出,将建立市委市政府制造业发展专题例会制度,并在用地、金融、人才、用能等方面给予制造企业政策与资金支持等。

作为重振制造业的一项配套政策,杭州市政府决定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

这些机关干部面临的使命是“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开展信息沟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项目落地推进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南都记者注意到,这一计划此前已对外公开。

9月10-19日,杭州市《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外征求意见。其中就提出:每年抽调优秀干部进驻服务重点企业,进驻服务时间认定为基层任职经历。首批全市确定100家重点企业进行试点。

一些被重点关注的企业公开表态支持杭州市政府此举。“这次市委、市政府召开‘新制造业计划’动员大会,还派来政府事务代表,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振兴实体经济,这给我们杭州的企业家带来了很大的鼓舞,提振了信心。”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为企业送信心、送政策、解难题

杭州市政府宣布百名机关干部进民企后,各区县市也迅速行动起来。

据《杭州日报》报道,作为制造业大区的萧山区,立即行动起来,在即将启动的新一轮企业定向专访活动中,将派出245名驻企代表,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精准服务,为企业送信心、送政策、解难题。

为何要向民企派驻企干部?当下在政企沟通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杭州市政府对驻企干部的角色定位是——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沟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项目落地。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书记、副会长任兴磊告诉南都记者,由于存在着部分涉企政策前期调研不够、听取意见不充分、政策之间相互不协调等情况,政策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预期产生了影响,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也没有发挥预期作用。

比如,人工智能领域近来政策利好较多,某人工智能企业驻京办主任安林告诉南都记者,相对于实体企业,他们缺的不是政策支持,也不是资金,而是地方虽然出台了一些很好的优惠政策,但同时也给企业提出要求,比如需要企业配足一定数量的博士生才能享受。但作为民营企业,招揽高技术人才的能力弱于国企,研发团队还是以硕士为主,“技术人才的卡口是否能让企业自己来定?”安林建议。

9月17日,国家发改委也发布《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意见》,再度强调重申,在研究制定政策文件中充分听取企业家意见,并规范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实施机制。

政策如何兼顾不同企业的利益,这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难题。现阶段大中小型企业面临的问题侧重不同。

对于大型民营企业来说,转型升级、接班人、公平营商环境、人才、库存压力和民营企业家精神的重振是现在面临的几大问题;而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税费多、招人难成本高、环保责任等现实情况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至少24省份派干部驻企服务

浙江十年前就开始尝试向企业派驻政府专员。

2009年,浙江绍兴建立民营企业财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派驻助企指导员、成立党工委和纪工委,引发当时社会上对政府和市场、企业的边界问题的热议。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大型民企暴露出严重经营问题,地方政府动用了大量财政资金向民企注资。“这(财政压力)被认为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政府决心对民营企业加强监管”,时任绍兴县财政局副局长赵忆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为降低风险,尽早发现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自2009年起,绍兴开始派驻企指导员,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此后,浙江不少地市都采用不同的模式推广了“驻企指导员”的做法。

比如,余姚市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办的企业选配助企专员,由余姚市市管领导干部和部分在企业急需帮扶领域具有特长的优秀中层干部组成;玉环市则是从全市退出现职领导干部中,筛选担任过发改、经信、科技等部门“一把手”或有丰富涉企岗位经历的干部,作为扶工助企专员,挑选有经济专业学历背景的优秀年轻干部担任“专员助理”;温州启动“千名干部联千企”动员大会等。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机关驻企指导员”的做法也不是浙江一省的独家“专利”。根据公开资料,至晚在2004年就已有向民企派驻企专员的先例。

2004年,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临城街道党委、办事处就开始向民企派驻“特派员”,使其代表政府行使职权,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办实事。

“每一个招商项目开工兴建或每一个民企进入扩建阶段,‘特派员’就进入企业开展工作。这样企业遇到问题不出门就直接找‘特派员’,由‘特派员’代表政府负责协调解决。”当地区政府指出。

据薛城区人民政府表示,在当年实践中,临城街道共帮助协调民企贷款2000余万元,及时解决了供电、供水、土地征用、工农关系等难题。

从2008年金融危机起,更多地方政府开始向企业派驻政府专员。截至目前,南都记者据公开报道统计,共有包括安徽、浙江、吉林、山东、湖南等至少24个省份有派政府干部驻企服务。

“驻企指导员”体现了积极的营商环境

有观点认为,“驻企指导员”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营商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刘迎秋认为,机关干部进驻企业的做法,如果按照这样指导思想来办的,方向并没有问题,结果也会很好。在“政商”关系中,政府要起到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作用,“商”则要追求效率、注重质量;“商”参与市场,政府要服务市场、服务社会,因而,这样的做法,也意在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

“但干部若进了企业,更多地是服务,而不应该进行干预、指手画脚,甚至无事生非,否则就会走向反面”,刘迎秋说。

针对这一担忧,杭州市政府强调,派驻政府事务代表相关做法的前提是“在充分尊重企业意愿的基础上”。

浙江新闻客户端近日刊发评论表示政府并不是“把有形之手伸得太长,而是把‘店小二’的服务之手深入企业”,杭州政务事务代表的职能定位关乎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但不涉及企业的决策,体现了不干预、只排忧,不打扰、只解难的清晰亲清关系。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唐大杰认为,首先从政府角度看,这种主动服务的态度是好的,体现政府一种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

刘迎秋也表示,虽然具体影响目前还未可知,要看实践结果。不过,由于进驻的机关干部会比民营企业家更加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因而,已可见其能起到更为积极的沟通作用。

不过,一种声音认为,现在民营企业的生存问题仅通过加强政企间联系,并不能解决。

刘迎秋就表示,当前民营企业家遇到的市场、融资、转型这“三座大山”其实很多是企业自身的问题,需要企业努力创造发展,不能完全指望政府及社会帮助,比如,“不需要成本的借贷,这是不可能的”。

“机关干部进驻后,对民营企业翻越‘三座大山’有积极作用,针对企业存在的具体困难,干部会更主动、积极地帮助沟通、寻找解决渠道,但具体起到的作用有多大,不可估计过高”,刘迎秋说。

  声音

机关干部进驻企业的做法,如果按照建设“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样指导思想来办的,方向并没有问题,结果也会很好。在“政商”关系中,政府要起到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作用,“商”则要追求效率、注重质量;“商”参与市场,政府要服务市场、服务社会,因而,这样的做法,也意在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

期待政府不是“抓大放小”,而是更多地推动普惠性政策红利,让所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不仅如此,还要从制度上反思和革新则有助于为所有企业带来政策红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他山之石

  平时“无事不扰” 出现问题政府及时伸出“有形之手”

在加强政企沟通方面,唐大杰提出,深圳打造的“空气政府”也未尝不是另一种尝试。

近段时间,深圳一则新闻引发不少网友关注。据报道,深圳一家公司成立20多年,但企业负责人至今对所在地街道办的领导一无所知。问其原由,企业负责人回答得很淡定:“各类事项都可以通过网上办结,有啥必要接触街道办?”更让人意外的是,年底时这家企业的账户上突然多出了1000多万元,一查才知道,是政府的年度考核奖励到账了。

平时“无事不扰”,出现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政府则第一时间伸出“有形之手”,这种做法也被称作“空气政府”。

有评论认为,究竟什么样的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最欢迎,深圳的做法很能说明问题。从形式上看,“无事不扰”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的结果,其本质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次深刻调整及重塑。

“深圳内在的东西有一条,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边界划得很清楚,政府不会到企业去教怎么办企业”,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近日在公开演讲中指出。

在唐大杰看来,企业保持独立的经营,政府少干扰,这是最好的、也是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做法。让企业在市场中自由发挥,政府尽量离企业、离市场远一点,它最主要的职责是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和维护公平公正。

刘迎秋认为,政企间最好的沟通形式就是,“凡是市场能做到的事情,政府不参与、不干预、不指手画脚。凡是市场不能做、政府也做不好的事情,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大力发展商会、协会、农业协会等”,也就是说,政府不要管太多的事,就管市场也失灵、社会组织管理也失灵,不得不由政府协调的事。

“在沟通方面也是如此,指望派干部进驻企业就能帮助企业解决许多问题,这是很理想化的事情”,刘迎秋认为。

  专家观点

  更多地推动普惠性政策红利 让所有企业都享受

在刘迎秋看来,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2700万家,如果未来所有企业都需要派驻“政府事务代表”,这就需要2700万个公职人员,这是不可能的。

南都记者了解到,目前政府派驻企专员主要是针对重点企业,外界也关注,这么做对一些中小企业是否公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撰文指出,重点企业是地方经济支柱、纳税大户和就业大户,关系国计民生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政府为其提供有别于其他企业的特殊政策,既有其必要性,也值得予以适当鼓励。

然而,在肯定地方政府为重点企业提供支持的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种做法的限度和潜在风险。

“相对来说,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则经常面临大神难请、小鬼难缠的不利环境”。马亮指出,首先,在行政资源和政策注意力有限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对这些大企业有求必应,无形之中就挤占了其他中小企业应得的份额;其次,如果地方政府无法通过正常的行政程序和渠道为大企业协调解决涉企政策问题,那么就需要反思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此外,还需要考虑重点企业派驻政府事务代表可能导致的市场竞争不公平问题。

马亮认为,与其锦上添花地为大企业提供如此全方位的政务服务,不如雪中送炭地扶持小微企业蓬勃发展。期待政府不是“抓大放小”,而是更多地推动普惠性政策红利,让所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不仅如此,还要从制度上反思和革新则有助于为所有企业带来政策红利。

唐大杰也指出,在实践中,对于政府是否“伸手太长”的问题要有足够警惕。政府做得好要表扬,出现过度干预或是影响企业经营行为,社会也要多关注多发声。

采写:

南都记者 卜羽勤 吕春荣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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