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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私家书房视频系列

赵珩:无“丝竹乱耳”,也无“案牍劳形”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9月22日        版次:GA16    作者:黄茜

莫倩如/摄

↓赵珩祖父赵世泽手书的工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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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珩

生于1948年,北京人。作家,原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审、总编辑。著有《老饕漫笔》《彀外谭屑》《旧时风物》《百年旧痕》《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等。近著为《二条十年(1955—1964)》。

南都讯 记者黄茜 赵珩先生和妻子吴丽娱女士对门而居,各自“坐拥书城”。她的那一边是书山字海,冗杂无章,学者治学耕读的常态;他的这一边则归置考究,典丽清爽,带锁的红木书柜、紫檀小桌,笔墨纸砚在案牍上一溜儿排开,墙上挂着一幅纪晓岚的字,和祖父赵世泽59岁时手书的一卷遒丽的行书《兰亭序》。

赵珩谦称自己不是藏书家,买书皆是为了阅读,但也有一些稀罕的本子,拿出来与我们欣赏。他嗜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手中有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京梦华录注》,首印1600册,上有邓之诚先生题赠,钤“邓之诚文如印”和“彀外堂藏书”两方钤印。还有一套祖父赵世泽收藏的清初《绣像本第六才子书》,以“金镶玉”装帧,内附木刻插图,所绘莺莺像风姿绰约,令人赞叹。

赵珩出生于阀阅之家。曾祖父赵尔丰是清末的驻藏大臣,署理四川总督。从个性上讲,赵珩更像祖父赵世泽。因时世动荡,这位赵九爷做了大半生寓公,博学多才,风流倜傥,雅好收藏历代文人书画和碑帖。赵珩至今还保有祖父的部分碑帖收藏,《宋拓房梁公碑》的珂罗版拓片、汉碑《甫阁颂》较早的拓本、《翁覃溪考订停云馆晋唐小楷》等等。

这个不大的房间,既是书房,也是会客室,时时高朋满座,思接千载,谈笑生春。聊着聊着,赵珩先生突然吟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告诉南都记者,这间书房既无“丝竹乱耳”,也无“案牍劳形”。“只不过有时候来不少客人,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人,形形色色。”来的人既多,话题也就宽阔,京城旧事,掌故民俗、诗词戏曲、书画碑帖、美食邮票……天南海北无所不包,像赵珩自己的爱好一样广博。

  访谈

南都:讲书房,我们从您父亲赵守俨先生的书房讲起吧。您小时候大约有多长的时间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的?

赵珩:我祖父的书房我没去过,因为我一岁多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我父亲的书房一个阶段是在东四二条,一个阶段是在翠微路,后来我们就生活在翠微路,在二条的时候寒暑假我也生活在翠微路,所以对我父亲的书房比较熟悉。

我现在有一部分书也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这些年我们夫妇的书应该说更多。我现在不大买书,主要是人家送的。我小时候父亲的书房,在今天来说,他的书比我的少多了。二条有一个他不用的书房,被我占据着。翠微路的书都是他手头用得比较多,而且是很好的书。

我喜欢在寒暑假的时候在他的书房里头瞎翻,什么东西我都翻。还小读不了多少文字的时候,我就看一些画册。甚至我老祖母那里也有一些画册。她那儿有一本画册是讲吴哥的,黑白的印刷成发黄的颜色。我从五六岁六七岁就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吴哥,而且看了那个画册以后,我非常向往。照片中没有人物,吴哥的殿堂都是废墟式的,拍得很深邃。我特别神往那个地方,它甚至出现在我梦中。十年前终于去了。

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读书是取我所需。比方说我喜欢看岳飞的故事,当时邓广铭先生有一本《岳飞传》。可是《岳飞传》讲的又不是岳飞的故事,它是一些研究和考据的东西。由此及彼,我就要看笔记,王明清的《挥麈录》,南宋初年的抗金的情况,很多东西我都是从《挥麈录》里去看的。

我愿意看笔记类的东西,它读一段是一段。中国的笔记基本上分为三类。一类属于史料笔记,一类属于读书笔记,读书笔记是最深的。还有一类笔记是属于社会生活笔记。这三类笔记里,相对来说我喜欢读两种,一个是史料笔记,一个是社会生活笔记。因为读书笔记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一点。

读书庞杂 钟爱张岱

南都:在父亲的书房里,除了读笔记,还读一些什么书?

赵珩:小的时候对于历史必须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轮廓。像《纲鉴易知录》这种启蒙的书我父亲没有。我老祖母那儿倒有一套《纲鉴易知录》,起码有一个轮廓,哪朝哪代,哪个皇帝挨着哪个皇帝,这我从小都说得清楚。从汉一直到清,哪个朝代是用哪个年号,这种东西在脑子里基本都有。

所以我读书非常庞杂。像外国文学的、艺术类的、历史类的、文学类的、诗词我也读了很多。那时候的一些选本,像《唐诗选》《宋词选》这些选本读了很多。后来开始读了一些集子。我父亲当年存了一些始印本的集子,因为石印本也不值钱,包括唐人、宋人的一些集子,也包括像王国维关于戏曲的。王国维对元杂剧有一句话评价:“足以当一代之文学”。方方面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读。

南都:您还记得父亲的书房是个怎样的空间吗?

赵珩:那时候书房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张特别大的书桌。这书桌是两面可以坐人。因为它是一面对着墙,两面都是空的。我父母各坐一面。上面大玻璃砖垫着绿色的绒毯。原来有一个灯,非常好,是个瓶子做的,上面画着一个古希腊的拉弓射箭的人。

那个时候书房还有一些空间,挂着字画。我记得在一张半圆桌上挂着董其昌的一幅中堂,现在我还有,一个五言绝句,“春风二月时,道旁柳堪把。上枝拂官阁,下枝通车马。”

在书房里,可能个别书锁起来不让我看,不宜小孩看的,比如明版的《金瓶梅》,后来烧掉了。还有比如说英文的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放在外面的书能读的我就读。笔记读得很多,像《能该斋漫录》《容斋随笔》《履园丛话》这些,都会翻看。尤其我比较喜欢晚明张岱的东西。因为张岱是一个有多方面爱好的人,白化文先生写过一篇《老饕漫笔》的书评,把我比作张岱,发在报纸上。张岱的散文,最熟悉的《陶庵梦忆》,还有一些跟史有关系的,像《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这一类我也读。

什么东西放哪儿有一定之规

南都:后来您自己拥有的第一间书房是什么样的?

赵珩:改革开放,条件好了,也谈不上书房,我住在和平里的时候,卧房书房全在一块儿。反正是卧房里有点儿书。到今天我们俩才各有一间书房。我这书房也是客厅,来人比我看书多。我一向是不好好读书,读书不求甚解的。我读书不像她,我们对门儿那位真是一天十四五个小时在工作、在读书,是非常用功的。她是学院派,读书跟我是不一样的。

南都:您的书房陈设有什么讲究?

赵珩:这个书房,前些日子在天津百花文艺出了本小书,叫做《文心雅韵》。书出来以后,把我请到天津去做了一次讲座,讲中国古代的文人生活,琴棋书画,诗酒茶花。我说这里边我能讲的最多有三四个。酒我不会喝酒,茶呢很一般,我就爱喝很俗的茉莉花茶,诗呢我知道怎么作,也没有什么才气,花我是种一棵死一棵,琴呢不会弹,画呢不会画,字能凑合会写几个而已。

在我的书房里,什么东西放哪儿有一定之规的。我这儿找哪本书我基本能找得着。因为我就是形象思维的人,我这书桌什么样,什么东西只要你给换一位置我马上能知道。

南都:有没有您印象特别深的老前辈的书房?

赵珩:你们不要臆想老先生家的书房是什么样。第一,老前辈们的生活境遇、他们的遭际各方面都不一定很好。所以家里的书房条件跟我这儿不能比。有的时候书摞得乱七八糟,家里地方也很窄小。说句实话,有我这条件的都不多。别臆想现当代的中国文人的书房有多么典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有很多是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去做的学问。

包括朱家溍先生,他家那种凌乱,原来是九吋电视,后来换了十四吋的。他夫人爱看戏,看戏就看十四吋电视。家里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包括那时候丁聪的书房,后来他在紫竹院的新房子稍微好一点,也到处摞得乱七八糟。苗子先生的书房后来有人帮着收拾,要稍微好一点。王世襄先生也是,搬到了迪阳公寓以后稍微好一点。一开始启功先生住在小乘巷的时候也是条件很差的,后来住北师大工字红楼的时候稍微好一些。包括周有光,活了一百多岁,他的书房也是简陋的,不讲究的,也讲究不了。所以我已经在这里很感恩了。我太太也是,原来在楼下饭厅对过有个书房,地儿也不大。现在她“鸟枪换炮”了,现在的书房挺好。

南都:刘禹锡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您的书房里经常往来着一些什么样的知交友人?

赵珩:我这儿既没有“丝竹乱耳”,也没有“案牍劳形”。我已经退休了,哪有什么案牍劳形。我又没那么雅,也无丝竹乱耳。只不过有时候来不少客人,我这间破房子里边,像什么启功先生、朱家溍先生,黄苗子先生、丁聪先生等老先生都来过。我到现在来说,最高的有91岁上我这儿来的,跟你们一样爬四层楼,我这儿没电梯,91岁的是最大的,80多岁不新鲜。现在有一些青年才俊,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很多,有的水平也很不错。所以我这儿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的人,形形色色。我不是跟你说吗,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全有。

有些人见过很多阔人书房的,到我这儿来还感觉不错。比如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芳菲也常到这儿来。她见过多少阔人哪,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但她到我这儿来还说,“您这儿最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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