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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私家书房视频系列

严明:我信仰书,搞摄影是“不务正业”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8月18日        版次:GA16    作者:朱蓉婷

严明在自己的居所兼书房兼工作室里,展示他拍摄并亲手晒制的黑白照片。

严明的世界里,书与摄影并存。

扫描二维码,观看严明的“私家书房”视频。

严明 摄影师、作家。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法国“才华摄影基金”奖得主。70后,安徽定远人。中文系毕业后曾做过中学老师、摇滚乐手、杂志编辑、记者等,现为自由摄影师,生活在广州。摄影代表作品为《大国志》系列,出版随笔集《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大国志》及同名画册、《长皱了的小孩》等。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实习生张雨婷 “这是真正的照片,原作本身,只有来我家的人才能看到。”严明向记者展示自己的摄影作品,并细心地讲述冲洗放大的过程。

严明的房子既不像一个传统的书房,也不像一个摄影工作室。墙上悬挂着大幅的黑白摄影作品,沙发背上、壁橱里则挤满了书。电子琴、架子鼓和吉他,也赫然占据了不小的空间。

这些陈设背后,是严明在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之前曲折的人生经历:他在乐队玩了十年摇滚,接着在南方报业的大院里当了十一年记者,最终破釜沉舟,背起相机一个人踏上了摄影的旅途。从此黑白寒暑,他的镜头里,捕捉了山河大美无言的瞬间中严酷的诗意,也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热烈而真诚的生命。

餐厅墙上挂着一幅他的名作《下班的米妮》,镜头下的游乐场员工,只有一个背影,走在看起来空无一人的路上,一种平淡的荒谬感,引起观者的怜爱和惆怅。“他们冷静、朴素、节制,却那么浓情地在这个世界活过。”

让人联想起,严明也曾是一个小镇青年,从语文老师、摇滚乐手,到报社娱记、摄影师……所有的去处都与来路有关,已届中年的严明谈起这一切的时候,神色淡淡,但言语中依稀透着一种孩子式的执着与热忱。他在摄影上相信一种因果论:什么样的人就会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摄影既不是玩器材,也不是复制别人的美图美景,而是一种创造与表达的艺术。摄影就是“见天地,见世人,最终见自己。”

  访谈

南都:能否介绍一下你家里的书?

严明:我家里的空间特别小,总共也就60多平米,书就是这样零零散散。因为地方小,每次增加书柜都要仔细地量,看门还能不能打开关上。墙上的几幅摄影作品,都是我手工放大的照片,传统工艺。现在国内万千人以为我有工作室,我说我没有,我都是在家里弄。

南都:书架上有哪些你经常看的书?

严明:卧室书架上的,是我近年使用率高的一些书,我自己非常喜欢看的,首先是历史方面的书。还有一些日本摄影师的书,比如杉本博司、荒木经惟、森山大道等等。

《加缪手记》系列是这一年多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书。加缪是车祸死的,他一生写的手记,他每天的笔记很多是短语短句,太适合我看了,就是精炼、深刻的干货。

我去年读过最好的小说是双雪涛的《飞行家》。今年上半年我看的最多的书是关于电影的,比如《完全制片手册》这样的书我也看。方力钧的《像野狗一样生存》,喜欢艺术的朋友看它准没错,

南都:你书架上还放着一本村上隆的《艺术创业论》……

严明:村上隆的《艺术创业论》对我影响很大,我从中获得了很多启示。以前上班就是领一单活儿,把它给完成就好。但是当我辞职以后,面对的所有事情,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创作上,都变得更加真切,你要真刀真枪地处理一切问题。这个过程中,我有特别多的困惑,都被村上隆这本书非常切中要害地解决了。比如说他去欧洲和当地艺术家谈合作、交往,他会告诉你欧洲的态度、欧洲的状况,没有注水,都是干货,我推荐给喜欢艺术、喜欢摄影的朋友看。

南都:你的新书《长皱了的小孩》发出了某种年岁渐老的感叹,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严明:封面上有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大人,只有长皱了的小孩”,这段话是2017年我在参加一席演讲的时候的结束语。我当时说,少年心最珍贵。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其实没有大人,只有长皱了的小孩。

从第二本书写完到现在其实有四年多了,这四年多发生了一些家庭的变故,最主要的是我父亲因肺病去世,从病查出来,逐渐加重、卧床,一直到最后离世,拖了三四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对我的影响很大,冲击也很大。

这些年我无数次地往返于广州和老家安徽之间,在他去世之后,我自己一直处在很沮丧很忧郁的状态之中。我在这个断裂口上,少不了会要有一番断想,这个断想我无法通过摄影来解决的,只能用文字这个工具,它可能给我提供了一个出口。

南都:文字为你提供了一个出口,那么作为一个摄影师,阅读在你生活里占了多大比重?

严明:做摄影师的这一二十年里,说实话我读书不多,读的都是跟专业有关系的。比方说国内外的一些摄影家的图文集,还有同行的画册,很少会去专门找文学类的去读。但是我一直是信仰书的,我觉得一本书他哪怕有一两句话,点醒你,我觉得就值了,就够了。

而且我读书也是这么读,我不看重在阅读的过程中的快感,我读书的时候就得一定要拿个笔画圈,很搜刮式地那种读,我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东西、最关键的理念提出来。然后我要信他,还要吸收了它,这才算完了。

南都:在很多人看来,你的摄影作品充满诗性与人文关怀。这是不是和你平日里爱阅读有关?

严明:我觉得“思考”对一个摄影师来说意义重大。我现在作为一个摄影师,能“恬不知耻”地写书给别人看,你觉得我的底气是什么呢?我动脑筋,我思考。别人说,你不是摄影师吗?你为什么写书?你是不是不务正业?我给他解释说,大学里面中文系的老师会经常提醒学生: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每个人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不说话,写作或者说书写,只不过在集中的时间内把你的思维写到纸面上。我就是学中文的,我搞摄影是不务正业,摄影才是业余开始的,摸到相机的时候我都已经32岁了,在那之前光圈快门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有一天突然就觉得,唉呀我太喜欢这东西了,然后打电话告诉家人说我要改行。

所以我说思考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在很多行业里面,往往只有思想家和哲学家才能走出来。我觉得我一直在思考,但同时又要保持一颗单纯的心。我看过一句话说得很好:复杂脑、单纯心。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是好的。

南都:在成为摄影师之前,你曾经在乐队玩过摇滚的,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严明:最早我来广州就是做音乐的。我给王磊的乐队弹贝斯,一起做演出、录音。但后来大家都离开广州,去外地发展。现在回想起来,我做乐队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教训是,我在搞摄影的时候,一开始就特别明白,要创作,不能去追设备,不能去复制别人的美图美景。我一定要在作品里承载我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有这些人民的态度和认识。事实证明,这是对的。而且我觉得是必由之路。

南都:后来你去了报社当娱乐记者,什么契机之下,摄影降临到你身上?

严明:我换过很多职业。我是2001年进报社,先在文体部当了两三年文字记者,负责跟音乐、唱片、歌手方面的采访,写写乐评。因为喜欢上摄影师搭档的相机,一起采访的时候,老去摸他相机,问这问那,中了器材的毒嘛,然后自己买了个相机。

我从买第一台小相机开始,就天天在街上拍,上下班公交车都不坐,就是街拍,简称扫街。半年之后我已经在报社的图片版做了两个整版的个人专题了。我就拿着给领导看,我说,我太想当摄影记者了。领导说好,那你去摄影部领器材。

天哪,当时我觉得人生捷径来了,从跑突发开始,乐此不疲,干了很久。事实上我非常感念和感恩那段时光。第一是因为它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锻炼,这是外界没有的。第二个是接触社会,接触各种人、各种社会事件,见证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

南都:你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你对摄影这件事的理解,是如何通过思考一步步加深的?

严明:我在摄影上一直是一个坚持因果论的人,我认为拍照就是拍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我以前在书里说,我就是一个小镇出身的青年,从小城带来了那些简简单单的、淳朴的东西,或者说一些良善的、本分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日后的创作、走江湖的过程中很有用,它们让我看到人的共情,给我敏感,更容易对人事物起反应,这样我才会决定把相机对准他们。所以我坚信,摄影是一个因果。

我上一本书里面说了一句话,“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所以我不隐瞒自己的成长背景、学历,我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之前做的职业,做乐手、做记者,像我刚才讲的,你说哪一点是没有用?都有,都是切入肌肤的、深入骨髓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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