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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私家书房视频系列

郑岩:在文字和绘画中,文物继续生长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8月11日        版次:GA16    作者:黄茜

莫倩如 摄

郑岩和女儿郑琹语合作的《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封面。

扫描二维码,观看郑岩的“私家书房”视频。

  郑岩

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美术史与考古学,著作主要有《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逝者的面具》等,合著有《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庵上坊》《年方六千》等。

南都讯 记者黄茜 时值暑假,蝉鸣声中,中央美术学院的校园里格外清静。艺术史家、学者郑岩的书房兼办公室在人文学院14号楼内,不外出的日子,他依旧每天来此阅读、思考、写作。

他和女儿郑琹语合作的《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最近由活字文化策划,中信出版社出版,上市首月已销售一万余册。这部举重若轻讲文物的小书,由郑岩撰文,郑琹语绘图,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商代的司母戊鼎、西周的何尊、西汉的长信宫灯、东汉的陶击鼓说唱俑……原本陈列于博物馆展柜之中、年方五六千的国宝文物,在父女俩的诉说中有了表情、温度、性格和声音。这也是大郑小郑首次“四手联弹”,著名美术史家巫鸿赞道:“一写一绘,交叉于这些器物上的目光也透露出父女间的眷眷之意。”

跨越考古和美术史两个学科,从古代壁画入手研究中国早期美术史,其治学的纵深、立体和开阔,使郑岩在学界享有盛誉。他本人是谦谦君子,性格温润、谈吐斯文。说到自己的藏书,笑言犹如“农民买农具,只是为了用而去买”,书架上一排排厚重的考古报告,是一切研究的起点和根基;他谈到与巫鸿教授多年的深交,其编辑的巫鸿美术史文集正陆续出版;又取出1997年拜访费慰梅时获赠的《Liang and Lin》(梁思成与林徽因传),感慨九十多岁是费慰梅自己就是一部历史。最有趣的是回忆参加考古发掘的经历,那将“地书”一层层打开、历史扑面而来的神奇经验无可替代。

郑岩戏称自己为“椅子中的考古学家”。因为在博物馆和学校工作,很少再有机会去做考古田野。采访当中,他拿起桌上的一只刮地皮的小手铲,说是上《考古学概论》时给学生展示用的。同一办公室的耿朔老师冷不丁插话:“一看就没有使用过,使用的话铲子右边要弯上去一点。”郑岩笑道:“这个在我这儿只有一种象征意义,我经常看着它,以示‘君子不忘本’。”

  访谈

买书像农民买农具一样

南都:您的藏书大部分在这个办公室吗?主要有哪些类型?

郑岩:大部分藏书在这儿。家里有,但不多了。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的书就跟农民的农具一样,为了用而去买。所以我的书并不多。

我的书比较杂,但并非完全没有边界。我自己的专业是考古学和美术史。这些书里有一类是必须有的,那就是考古报告,它是整个考古专业的基础。然后就是中国美术史和历史学的书籍。它们是我必须系统持有的。另外是满足兴趣,随便读一读的书,那些就不系统了。还有朋友们送的一些书。我过生日时,我女儿送我一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我也读一些电影呀、戏剧呀、民俗学、文学史之类的书。随便翻一翻,不是刻意去读,更不是为了收藏。当然还有一大部分是博物馆的展览图录,因为有比较好的图片,方便教学使用。

我这个书架上主要放的是完整的考古报告,每一种都是专门、系统地公布发掘的所有资料。比如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考古报告,还有我今天正在看的北齐娄睿墓发掘报告。这本书包含了它的全部发掘资料,从墓葬形制,到壁画,到随葬品,都有完整的数据,这是我们做研究的基础。

过去我也比较系统地搜集过在杂志上发表的考古简报,主要是《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等等。我曾经订过一些,还淘了一些旧的。但实在是放不下,最后全都装箱子了。

南都:您买书主要通过什么途径?

郑岩:现在逛书店的时间越来越少,有时候就在网上买一点。空间有限,不得不收敛。我现在大部分的书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出版社和朋友送的,这部分越来越多,我欠的人情没有办法还。另外就是我买的。我不愿意把时间用在贴单据、报销上,所以现在基本上不申请课题经费,我自己使用的书和喜欢的书,就拿自己的工资买一点。

南都:书堆积太多以后,会不会有一些被清除出去?

郑岩:会啊。因为有些书不知道怎么来的。在美术这个圈子里,有很多你根本不认识的画家,常常在我信箱里塞一些画册,或者直接寄给我。有一些水准并不太高,是自己花钱印的。人家好心好意送我,我总要翻一翻,但最后实在没地儿放,有些我就悄悄地处理掉。放在走廊里,谁要就拿走。坦率地说,有些画册,是变相的广告,没有必要每一本都保存。

南都:哪位学者的著述对您有比较大的影响?

郑岩: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巫鸿教授。巫鸿是张光直先生在大陆收的第一个学生。从20多年前开始,我和一些朋友就组织翻译他关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著作。现在我正在做的一套书,正在陆续出版,就是巫鸿的美术史文集。这些书,对国内的研究影响很大,当然毫无疑问,对我自己影响也很大。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阅读过程,无论他的材料,他的思维的逻辑关系,他的方法论,我都要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这个过程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1996年就到巫鸿工作的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一直联系比较密切,跟他有很多学术上的合作。

九旬的费慰梅自己就是一部历史

南都:能否向我们介绍几本对您个人来说有纪念意义的书籍?

郑岩:对我来说有故事的就是这本费慰梅的书Liang and Lin。这是1997年2月10日我到她家去拜访她,她送我的。我见她的时候她已经92岁了。那时候费正清先生去世已经5年了。我先在书店里买到费正清写的一本《中国新史》,然后带着去,我对费慰梅老人说:您也给我签个名。她在费正清的书上签了个名,并写道:“为了了解美国,他先研究了中国。”她又把她新出版的这本《Liang and Lin》,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送给我。我那时候很年轻,才30岁。我面对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感觉她就是一部历史。

她跟我讲起她当年的研究和经历。1935年她到山东去看那些汉代的遗址、墓葬、石刻,那些地方我全都跑过。但是听到她讲当时的故事,真是觉得时空倒错。她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非常精细、认真。她去世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她。我是她去世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学者。

我当时最大的兴趣是研究汉代。费慰梅有一个论文集《Adventures in Retrieval》,是197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的。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林徽因”。费慰梅是受梁思成、林徽因影响后,开始注意研究汉代建筑的。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较早地尝试复原山东嘉祥东汉武氏祠。她那篇文章王世襄先生很早的时候就翻译成了中文,影响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我觉得她是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特意去拜访。

“椅子中的考古学家”

南都:您大学时上的是考古专业,考古学家需要经常风餐露宿,做田野工作,您参加过多少次实地考古发掘?

郑岩:因为我主要的时间是在博物馆和学校工作,我参加的发掘并不多。比较重要的比如1994年我参加了山东沂南北寨东汉墓的第二次发掘。那个墓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挖开过,后来封起来了。到了1994年我们再度把它挖开。那个墓是国内外特别有名的大型汉代画像石墓。后来我在读博士的时候还要参加考古实习。我那时候的实习地点是长安大明宫后面的太液池。发掘的时候,我先挖到了一排柱洞,第二次发掘的时候证明这是当时太液池北岸的游廊。可能当年唐玄宗、杨贵妃就曾在这儿散步游玩过。像这样的一些经历蛮有趣的。我大学的时候还参加了山东薛国故城的发掘。我们中学读过古文“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那就是战国四君子之一孟尝君的封地,冯谖市义的地方。

南都:有了这些经历,你以后做研究的时候视角会更加立体。

郑岩:我自己算是跨着两个学科。我也是中国考古学会的会员,同时还做美术史的研究,在考古界有帮朋友,在美术史界也有朋友,还有些其他比较驳杂的兴趣。年轻时还喜欢画画。这个可能比在一个领域里思考问题相对会开阔一些。

南都:现在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书房里完成吗?跟过去经常去田野不一样了。

郑岩:我是一个考古界反对的那种人,就是“椅子中的考古学家”。但我当年对田野极有兴趣,只是后来没有机会。我经常做梦,梦到我在田野参加发掘,一下挖到很多东西。张光直先生晚年说到一段话我很能理解。张先生就是一个“椅子中的考古学家”,他在耶鲁、在哈佛研究中国考古学,但他一辈子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参加中国的发掘。他说:我再也想象不出比做田野考古更迷人的事情了。辛苦是一方面,但发现的乐趣是无可比拟的。也不是说你挖到什么宝贝,而是慢慢地把“地书”,地层中一层一层积累的这部大书一页页地打开,今天你挖的是唐代这一层,再过几天你挖到汉代这一层了,然后去收集古人扔下的器物的碎片,你一铲子下去,一条古代的道路出现了,就像我挖到一条游廊,你想到杨贵妃、唐玄宗从这儿走过,你一下子觉得历史变得很近。这是跟读书不太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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