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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涅:前现代的后现代人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7月28日        版次:GA15    作者:王绍贝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德)沃尔弗拉姆·希曼著,杨惠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版,168.00元。

  □王绍贝 

提起梅特涅这个历史人物,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形象是欧洲各国民族运动的镇压者、“阴谋家”“狡猾”,他建立的维也纳体系是封建秩序的“复辟”……但是二战后基辛格等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对梅特涅生平及其外交思想的深入研究之后,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梅特涅:帝国与世界》系德国慕尼黑大学近代史和现代史荣休教授沃尔弗拉姆·希曼的大作,在对海量文献档案——特别是梅特涅家族档案——的钩沉考索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真实的梅特涅形象。此书的中文译者杨惠群曾任驻德国汉堡总领事,译者既精通德文又从事过外交专业,与梅特涅是同行,并且有较强的中文驾驭能力,允为良媒。

希曼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明白自己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力求“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他认为:“过去的事,以及已经逝去的人的一生,是无法按原样再重构的:它不能容忍那些流传下来的残简碎片所显现的残缺性和偶然性。但是,让一个人生平的见证,与有充分理由的提问进行对质,仍然是可能的……历史及历史人物的肖像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闪烁着五光十色……”这是希曼这部梅特涅大传力图达到的目标,他也出色完成了这个任务。

梅特涅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中的前现代,为什么说他是个“后现代人”?我将希曼的观点概括为这几方面:梅特涅是个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的政治家,他并非反革命,而是反对暴民政治;梅特涅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国际秩序是欧洲均势政治的先驱,目标是建立一个避免欧洲世界大战的和平秩序;此外,梅特涅还是具有现代女性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和最早推动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的企业家。

梅特涅家族是历代服务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贵族,但父亲弗兰茨·乔治具有开明的启蒙立场,他从小接受了启蒙运动的思想熏陶。梅特涅的家庭教师西蒙是启蒙运动信徒,西蒙将《圣经》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来解读,给梅特涅创造了独立思考的自由空间。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的大学时代,梅特涅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历史世界观,认识到欧洲不同民族和谐相处的困难,而历史比所有规定更能治愈我们由于自负和民族偏袒而误入歧途的毛病,使梅特涅后来慢慢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

希曼认为青年时代的梅特涅首先是个革命持续的见证人,然后才是它的反对者。1789年,目睹斯特拉斯堡市政厅冲击的梅特涅,“革命”和“人民”在他面前的表现方式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混迹在一大群自许为人民的沉默的观众中,我也看到了斯特拉斯堡市政厅被一大群醉醺醺的暴徒烧杀抢掠,这些乌合之众同样也自称人民。”梅特涅在阅读了埃德蒙·伯克的引发巨大争论的畅销书《法国革命论》和英国议会的辩论后,最终将伯克看作其政治信仰的见证人。梅特涅对“自由”的理解是:“自由”只有进入有着自身纪律、有着军队的服从、有着确定的和合理分配的国家收入、有着公序良俗和宗教信仰、有着私有财产的确定性、有着和平与秩序、有着市民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的公共权力领域,作为价值观才有意义。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理解梅特涅在建立维也纳体系后,在欧洲和奥地利推行的国家安全措施,设立国家情报机构和新闻检查制度,监控旨在针对激进分子的恐怖主义行为。

沃尔弗拉姆·希曼惊奇于很少有历史学者研究拿破仑战争时,采用“世界大战”的全球性维度。过去的革命史观倾向于将拿破仑视为法国大革命的捍卫者,他运用军事天才多次挫败了反法同盟对法国革命的干涉。但实际上,拿破仑在挫败反法同盟干涉法国的同时,也通过开明专制结束(也可以说是“践踏”)了法国大革命,并通过全民皆兵的模式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拿破仑通过强制各国“捐款”、征兵的手段,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世界大战”潮水般地裹挟着欧洲近5000万人。拿破仑统治体系的本质是,皇帝是“所有力量的中心”。梅特涅说:“他那野心巨大、怪异可怕的目标,就是单独统治欧洲大陆这一霸业。”法国生存在独一无二的财政管理、以及贸易的完全毁灭之中,国库早已空虚。

1813年6月,梅特涅在德累斯顿与拿破仑的峰会上,梅特涅提出了要求重建欧洲和平的均衡体系和欧洲国家联盟的愿景,法国必须回到普遍安宁的权力边界中去,通过明智的权力分立来制造和平,实现欧洲均势秩序。梅特涅恳请拿破仑关注法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而拿破仑的回答则是:“我是在野战军营长大的,除了野战军营,我不知道别的东西,而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百万人的生命算什么!”

希曼认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并非封建制度的“复辟”,梅特涅企图建立一种政治均势、政治平衡,通过智慧的力量分配与合理的均势产生的和平状态,为的是各个人民不再继续经受二十多年来加在欧洲身上的苦难,实现和平、幸福和安宁。梅特涅反对复仇方案,也反对占领体制,波旁王朝虽然被重建,但法国没有遭遇战败国和被占领的复仇措施,确保了法国战后得以恢复。维也纳体系基本确保了此后欧洲三十年的和平。

希曼指出,梅特涅之所以反对1848年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因为梅特涅对“民族、语言、领土”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政治观念持批判态度,他并不是要回到封建体制,而是主张通过改革,建立联邦、欧洲联盟、欧洲共和国的模式来解决意大利、德意志的问题,民族主义只会导致无穷尽的领土扩张欲望和世界大战。梅特涅因此最早提出了建立类似今天欧盟的愿景,他的德意志联邦方案也是战后东西德统一方案的先驱,他的政治思想如此超前,这正是希曼将梅特涅评价为“前现代的后现代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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