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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阿什贝利,后现代诗歌便无从谈起”

《阿什贝利自选诗集》中文版问世,译者马永波接受南都专访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6月16日        版次:AA09    作者:朱蓉婷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谈及战后当代美国诗坛,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1927-2017)是个绕不开的名字,甚至一度是核心人物。1975年,他出版的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获得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为诗人获得广泛声誉。诗人一直生活在纽约,直至2017年9月3日去世。

    近日,《阿什贝利自选诗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策划出版,该书由阿什贝利本人从十部诗集里,选择了138首诗,包括短诗、俳句、散文诗和重要的长诗。读者和研究者可以对阿什贝利的诗歌创作有较完整的了解,进而触发新的解读。

    阿什贝利的诗对于译者来说,无异于一座高耸的大山。诗集译者、诗人马永波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翻译难度给他造成的“智力压迫”,曾经让他失眠整整一周。但过后,恰恰是这种晦涩难懂吸引着他继续翻译,因为,“我想了解他晦涩背后的成因。”

    访谈

    南都:这套诗集和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约翰·阿什贝利诗选》在内容上有什么区别?

    马永波:2003年河北教育版那上下两册的阿什贝利诗选,当时翻译时基本是整体迻译,参照的是当时我手头有的他的一些诗集,翻译时也没有进行自己的遴选,基本原书有什么就译什么,总体上可以算做是他诗歌的一个汇编。

    而新版的这套双语诗集,是阿什贝利的自选诗集,是他从自己以往诗集中重新编选出来的精华本,这些诗集与上述开列的单行本是一致的,只是排除了《片段》这一本。具体篇目的取舍,两者有相当大的差别,应该说,新版选择的篇目数量要少一些,两者重复的篇目也占据一定比例,我没有具体统计过。如果有学者有耐心就版本学进行研究,相信从后者能更好地看出诗人自己的取向。作为这种等级的诗人,他对自己作品和诗美学目标的把握,是非常清楚的,甚至超过了其他的选编者,能够反映出作者最为内在的心灵线索和文学诉求。我相信,自选集更是“研究性”的选集,它面向的不仅仅是普通读者,他对专业研究人员也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除了新译的部分,两个版本重复的篇目,我也根据原文逐句进行了修订,基本上等于是重译,两版相隔近二十年,我对文本的把握、资料储备,乃至我自己对诗学本身的理解,都有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在修订中也能反映出来。

    在我大量翻译阿什贝利诗歌之前,是郑敏和赵毅衡翻译的几首引起了我的兴趣,当然,对他的关注也是和我对整体上的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兴趣有关,纽约派毕竟是美国后现代诗歌的重镇。除了这两位,应该还有几位译者零散翻译过他的诗歌,但我相信做过整体性研究的人不多。哪怕就我的翻译而言,也只不过是阿什贝利在汉语中历险的开始,这两版的诗选,提供了一份研究参照的相对充分的资料,对他的更进一步的译介与研究还有待展开,尤其是理论研究方面。

    南都:你对阿什贝利的关注和翻译是怎么开始的?

    马永波:深入接触阿什贝利的诗歌,应该是1994年,偶然得到了他的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前的两三年,我就开始为北师大出版社翻译《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前一本中亦包含有阿什贝利的诗,但整本的诗集尚不得见。实际上我对英美诗歌的关注和翻译,一开始仅仅是出于开阔视野的需要,还是为了自己的写作增加营养,加之当时汉语中就已经隐约有了后现代诗歌的提法和实验,我也想借此将“原装”的后现代弄清楚,以资比较。那一年我用了只一周时间就将这本两千多行的诗集全部翻译了出来,当然,也遭受到阿什贝利的晦涩和复杂带来的智力压迫,结果便是失眠一周的代价。

    南都:也正是他的这种“晦涩和复杂”吸引着你?

    马永波:阿什贝利吸引我的地方,恰恰在于他散漫不羁和晦涩难懂,我想了解他晦涩的成因,这必然涉及到他对诗歌的理解。他的解构性的写作,当时对于汉语来说,还是很难消化的东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诗歌中的经验性和宽广的意识范围,这些都是偏重抒情的汉语诗歌所欠缺的。

    南都:《凸面镜中的自画像》为诗人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这首诗涉及到许多艺术问题,能否介绍一下他的诗歌和绘画,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渊源?

    马永波:阿什贝利曾在巴黎从事艺术评论工作多年,浸淫其中。他回到纽约后,更是与奥哈拉等其他纽约派诗人一起,与抽象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有时也像波洛克使用颜料那样,把词语当作颜料挥洒,因此词语在他的诗歌中获得了原初的质地和本体论的凸现,而不再仅仅是表意的工具而已。1965年回到纽约之后,阿什贝利任《艺术新闻》执行编辑,由于工作的缘故,与先锋音乐及绘画的接触更为密切,深受影响。阿什贝利认为,抽象表现主义是从超现实主义中生长出来的,根据他的判断,抽象画家从超现实主义那里借鉴的最主要技巧就是“自动主义”,它在波洛克手里成了具有创造力的手段。与意义的真实相比,词语拥有更多客观的真实,这一点无疑受惠于抽象绘画。

    南都:有一种观点认为,诗歌的翻译者首先应是一个诗人。对此你认同吗?诗人译诗,是否等同于一次创作?

    马永波:我认为,一个合格的诗歌译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诗学学者,翻译是细读,翻译首先要把握住原作的诗学理念,而不能凭自己的理解随意生发。比如,阿什贝利的散漫不羁同时又富有智性,我们就同样得用散漫不羁的语言来应对,我们不可能把他译得像泰戈尔那么华丽,正如同把泰戈尔的庄严译成口水似的滑稽诗,也同样是不合适的。其次,合格的诗歌译者最好也是优秀的诗人,翻译是灵魂上的交流,如果双方位置不对等,也很难有好的效果。诗歌译者不一定首先是一个诗人,有的诗歌译者自己不写诗,或者诗写得很差,但不排除他的翻译诗有价值,两者不能完全画等号。但我依然认为,最好的诗歌译者应该是最好的诗人和最好的诗学研究者。至于把翻译当成是再创作,这个观点我一直不敢苟同,我反倒认为,翻译就是亦步亦趋,原文怎么说,就怎么译,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意象、思想和语言结构。即便二度创作,也要有个限度,不能偏离原作的诗学理念和风格特征。如果把翻译看成是根据原作的意义和意境,自己重写一首诗,那纯属于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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