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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

一头专听心事的牛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6月12日        版次:AA12    作者:董晓妍

    ←↑刘震云接受南都专访,建议年轻 人 多 读 些 书 ,“没 事 找 孔 子 聊聊,找亚里士多德聊聊”。

    南都人物 给你好看

    2009年3月,作家刘震云出版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2011年8月,这部小说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出版11年后,6月2日,作家刘震云、导演牟森带着话剧《一句顶一万句之出延津记》来到广州,与书评人史航分享创作历程。

    刘震云首次谈起这部小说的创作缘由,他告诉南都记者,自己为什么要写普通人的心事儿,以及面对外界赞誉、批评的态度。他说,写《一句顶一万句》的念头,“就是想当一头牛”。

    A

    喜欢写“说话不占地方的人”

    南都:导演牟森认为你是中国作家中,写作最有序列感和结构感的。比如“一”序列:《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还有“故”序列:《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还有“我”系列:《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但不管哪个序列,表达的都是作家对世界整体性的看法。此次,你带着话剧《一句顶一万句》来广州,能谈谈创作缘由吗?

    刘震云: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里,有个妇女,花了20多年的时间,就想把一句话说出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听。结果,她把悲剧“活”成了喜剧。

    《我不是潘金莲》翻译成荷兰文的时候,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场读者见面会上,一位荷兰女士站起来说,她原以为中国人都不苟言笑、不懂幽默。看了我的作品之后,发现了自己的“偏见”。

    读《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她从头到尾都在笑,但读到一个地方却哭了:当没有人听李雪莲说话的时候,她只能把心事说给家里的牛听。

    这位女士说,其实这头牛在听李雪莲说话的时候,还有另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那就是刘震云。写《一句顶一万句》时,我的一个念头就是想当头牛。

    南都:编剧史航说,你总说自己这部小说写的是很多人的心事。但心事跟心事在一起原本应该是众生喧哗的,但你笔下的众生却都是比较沉默的。作为“一头牛”,你从这种安静里都听到了什么心事儿?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几群普通人的心事。有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染布的、卖馒头的……这些人占我们生活中总人数的多半,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说话不占地方”。

    我们常常发现身边的朋友不大爱说话,并不是心里没有话,是他们说话,没人在听。在街上走的时候,会发现有的人爱自言自语,他说给谁听?一个是说给这个世界,另外可能说给自己。

    话说不出来它就压在了心底,慢慢就变成了心事。万千的心事堆在一起,就成了“暗流”。

    这种暗流有时看似无足轻重,但也是一种力量,也可以改变生活。

    这些说不出话的人,他们的心事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会有三种:一种是他对世界的看法;还有一种是对自己的看法;第三种是衡量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窝囊”,我觉得英雄还有气短,没人不曾窝囊过。但细细品品,窝囊里有不窝囊,窝囊里有阳刚。

    这些说话不占地方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异常丰富。

    这些人进了菜市场,没有人不讨价还价。5毛的韭菜,4毛行不行?费老劲,一定要把菜降上一毛钱。也许一毛钱硬币掉地上,他不捡。但5毛钱韭菜4毛买到了,那心情和拿下一揽子计划一样。所以,小人物也有大情怀,他在韭菜上就可以实现。

    只是他们满肚子的话无处诉说。所以,我能不能把大家不说的话通过文字说出来?一个作者他为什么存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被世界忽略的人的情感,一丝一缕地打捞出来,倾听也是一种力量。

    南都:你写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念头是什么?

    刘震云:导演牟森把这部小说改编为话剧的时候找到了一把钥匙。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也特别想用的一把钥匙。这两天,牟森导演一直问史航老师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你到底有多少套衣服?史航老师穿着今天这件衣服就是今天的史航,换了一套衣服又是另外一个史航。导演就抓住了这一点,在座的每一个人,一辈子你会变成几个人?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杨白顺,他变成了杨摩西,变成吴摩西,最后变成了罗长礼。这样痛苦的人生和心灵挣扎的过程,每一个人都会有。

    在剧场里面,大家有三四十次会笑,有七八次会哭。无论笑还是哭,仅仅是被剧里的人物感动了吗?我觉得绝对不是,一定触到了自己的心事。

    我要从深入到浅出,而不是浅薄。因为我说的都是普通人的心事。

    B

    小说里的温暖乡情

    南都:你写过很多以河南为背景的故事,有河南的读者觉得你身上有非常浓郁的家乡情结?

    刘震云:牟森导演去过两趟河南,去过延津,也去过山西沁源。他在找话剧跟生活的之间的关系、跟导演的关系。首先从舞台上的人物和生活的环境去入手,还要去看一看舞台上的人物,就像我写书一样。卖豆腐的、杀猪的、剃头的,要到这几个人生活的地方去,吃一下他们的饭,喝一下他们的酒,才能知道他们是怎样生长的。舞台上的人物说话的口气是什么样子,也要听一听。

    我写一部小说之前,一定会去几趟所写的地方。因为书里的人物生活在这里,你吃一吃他们吃的饭,呼吸一下他们呼吸的空气,看看他们的笑脸,看看他们走路的样子,接着再写。用笨办法做的事,往往比聪明、机智甚至烧脑做出的事,更扎实、长远。

    牟森导演去了河南,决定让演员说河南话。说不说河南话挺重要的,因为同样的话用河南话说出来的感觉不同。它不单单是一个语调,还包含一个人的情绪在里面。

    南都:但也有一些读者不太懂河南话,比如广州的读者。作为河南人,你觉得河南人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刘震云: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最幽默的人是刘震云,但实际上,我是我们村里最不幽默的。牟森导演和史航老师,他们都去过延津,觉得河南人说话太逗了。这个逗不是表面意思的逗。有时候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日常交往。

    一个河南人到另外一个河南人家里去。这家人正吃饭,一般的礼节就是咱一块坐下来吃吧。但是河南人有河南人的说法:“我不急。”他不说吃,也不说不吃,只说我不急。再比如《1942》里,逃荒的路上,要饿死了。饿死的时候不会像哈姆雷特一样,追问谁把我饿死的、为什么把我饿死、为什么没人管我?他会想起有个人3天前就饿死了,多活3天,值了。

    用这样幽默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死,我觉得这不是幽默的本质,而是幽默背后的道义。当你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时候,幽默就变成了大海,严肃变成了冰,冰落到大海里面就溶化了。

    南都:《一句顶一万句》小说前半部,写的是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同样是写家乡的作品,比如,《塔铺》讲述了退伍士兵参加复习班考大学的故事。有读者很感兴趣,一个农家子弟,通过高考“走出延津”,是什么样的感受?

    刘震云:一个作家除了哲学好,数学也要好。我的数学特别好,高考时我要不考文科,我要考理科也没问题。当时是百分制,我每一科都是80多分,数学达到89分。我当时要是上理科,现在带几个研究生也不错。

    《塔铺》写了一群农村孩子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回答别人给你设置的各种问题,那就是高考。写这个小说,其实让我感动的并不是高考或者学生本身,而是万千的农村人,除了繁重的生活,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对世界还有什么感觉?

    我当兵时1 4岁,当了几年兵回来,然后复习功课,参加高考。

    有一天,我在一个镇上走,这个镇子叫塔铺。傍晚的时候,我去野外背题。当时我顺着那个路走,河边有一个农村的女孩子,我也没在意。当我背完题往回走的时候,发现她坐在河边拿出来一个镜子,她在梳头。这个时候夕阳打在了河水上,我觉得天地改变了一种颜色,特别的美。

    在我们河南农村,女孩子一旦嫁人,生了孩子,会变得特别的豪放。找鸡找狗,满街跑。

    这个女孩也许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但在那一刻,她令人动容。这是我写《塔铺》的原因之一。

    C

    “写作最重要的是目光”

    南都:你觉得写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震云:写作最重要的是目光,反而不是文学。比如像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甚至天文学、政治学。不同的学科对这个世界有各自的阐释,你只有知道的多了,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我三年才写一本书,两年起码是在读书。

    有两本书必读,一本书是书架上的书,还有一本书是生活这本书。有时候我不写书,就读生活这本书,到不同的地方去看看。我不爱买东西,也不会买东西,但我爱坐在街边看。因为每个人走过去,都有他的心事。

    另外,你对所写的东西要有思考。我觉得思考起码要占到百分之八十。

    南都:你说读书很重要。但有些年轻人读书很少,他有很多方式可以了解这个世界,而不再通过读书这种途径。

    刘震云:首先不能说这些年轻人不读书,他也在拼命的读,读的是生活这本书。再比如,通过用手机、玩游戏等也在不断地看“书”,内容也很是丰富。能把这本书读好,也不容易。

    另外,他们不妨也读一读书架上的书。书架上的书特别多,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多读一

    读。比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伏尔泰,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好书跟一般的书最大区别,就是这本书里的“目光”比我们要长远。

    读书其实也是一种社交,也是一场跟作者的对话。比如,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不总是要问别人,可以从书里寻找。在生活中做一个有见识的人,总比做一个目光短浅的、一个无知的人好。

    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曾说教育对一个民族特别重要,一个国家的强盛,要从小学的讲台上做起。教育是什么?就是读书。

    南都:现在,网上对你有赞誉也有批评,对此你怎么看?

    刘震云:说好或不好的声音,我不会特别的在意。我只会在意一点:有没有见识。比如像前面荷兰的那位女士,她说的就是一种有见识的话,说我是一头牛。这个我听进心里了,对我写下一部作品会有帮助。

    有时候身边的朋友,会给你智慧和启发。牟森导演在舞台上,对这些人物的处理,跟小说的处理不一样,以后我写小说可以参照、借鉴。他思考的方式,很真实,挺有意思。

    找到说得着的人,有时是同时代的,有时不是一个时代的。所以我可能跟别人说不着,但跟亚里士多德说得着,觉得这老头说话真有意思。

    生活中如果找不着说话的人,我就和自己书里的人对话。书里的人物永远对我吸引最大:你写的人物,一定能在认识上达成一致。生活中朋友少,书里的朋友永远等着你。和他们交流,眼睛能看得更长,脑子能想得更深。

    时间的流逝是非常快的,像100年前的人,就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没事找孔子聊聊,找亚里士多德聊聊。

    出品:南都采编指挥中心

    统筹:南都人物新闻工作室

    采写:南都记者董晓妍

    摄影:南都记者何玉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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