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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自然与逍遥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5月19日        版次:AA15    作者:王绍贝

    《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杨治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月版,45 .00元。

    □王绍贝

    作为一个“东坡粉”,我最喜爱阅读苏轼作品时所感受到的“坦荡之怀,任天而动”(郑文焯),那种放任自然、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简直就是一种无上的“心灵鸡汤”。他被贬谪到蛮荒之地,却依然乐观、旷达,我们倾向于认为他的文章就是他天性的自然流露,但苏轼的“自然”境界真是彻底的“天性”,没有“人为”的因素?他的“自然”是如何达到的?杨治宜的《“自然”之辩》一书,通过细读苏轼文本,对苏轼的文艺审美思想作了精彩的论述,为我们阅读苏轼提供了诸多启发。

    面对“人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批评者们用“天才”概念来解释艺术品超越其物质性、仿佛能够沟通天人的力量。天才总是带有前瞻性的,因此多数艺术天才都只能留待后人发现。———譬如凡·高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作品却价值连城。苏轼却是少有的在生前便被时人认定的天才。他本人也把自己的创作过程描述为“道法自然”的自由流露,从而印证了他在旁人眼中的“天才”形象。苏轼把自己的文法比喻为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符合自然而然(古代“自然”一词的意思不是物理世界,而是指顺应自然而然的规律和法则行事)的特点,那么苏轼在创作上是排斥技巧的吗?否!否!

    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中强调了技巧的重要性,艺术的自然创造力乃是基于学与习之上,所以在得意、得法之上,还需要勤奋练习才能心手相 应 。文 艺 创 作 必 须“学”,而且有“法”,他还用“道”与“技”的关系来阐述审美规律,“道”与“技”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和张力,他的审美理论每每引用《庄子》的典故,暗示自然创造力乃是灌注了“道”的“技”。

    苏轼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宋代佛学“渐修”与“顿悟”“文字禅”等等非常流行,苏轼经常借用这些理论来阐释艺术创作中“人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宋代“自然”一词主要是指艺术家心灵的无意向性的表达,佛学也是塑造这种人格典范的思想资源之一。“悟”是一种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完全自由的澄明之境的状态。然而在“悟”之前,修行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从有限跃入无限,一切修行手段都是方便。“渐修”是偏重于技巧的,而“顿悟”则是达到“自然”的必要飞跃。自然的审美表面不但需要有心、持续、刻苦的练习,也需要在创作的那一刻引导自己进入物我两忘之境。

    苏轼的“自然之艺”指的是经过长期集中、有意的训练,高度掌握了一系列模式化的技法、动作或者思维方式之后,向一种不再需要反思的直接状态的回归。一旦“自然”成为艺术的最高理想,最好的艺术品就必然是个人化的了。可以说,对“自然”理念的强调恰恰契合了北宋主要文人艺术种类里大胆的个人主义潮流。

    通过高度个人化的形式,艺术作品不仅保存了作者,也保存了他的个性和生活经历。苏轼去世后,黄庭坚曾被人请去鉴定一幅书法是不是苏轼的真迹。经过仔细检查,黄庭坚宣布这是伪作。他的理由是:“东坡现实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作者的“自然”风格最终保证他的作品成为自我的替身,因此一位“知音”便能从作品认出作者,并像承接绵延不绝的流水那样,把作者的生命记忆保存在自己的生命里。这样,作者便实现了不朽———并非与天地共生的绝对不朽,而是与他的读者共存、对他的作品的审美体验共存的有限的不朽。

    放逐岭海期间,苏轼创造性地运用“追和”古人作品这种形式,实现自身创作与人格塑造的另一种飞跃。“追和”陶渊明的全部作品的“和陶诗”表明了文化传统对他自我意识的影响。“自然”是艺术家不断向其“回归”的目标,但这一目标是不可企及的,因为它仅仅作为“人为”的否定面存在,所以任何向它回归的努力都只能导致它的不断退隐。与“自然”相联系的是“平淡”一词,“平淡”是宋代美学的基本理念,有宋以前多为贬义,指无味无趣者,而宋代以来则开始代表简单表面下隐藏的不简单、丰富和韵味。苏轼定义的“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平淡的审美表面需要最高的艺术技巧来造就,这是一种臻于极致后学会自我约束、作减法的技巧。苏轼认为“平淡”的美学风格乃是掌握最高的文学技巧之后的返璞归真。通过晚年有意效法陶潜,效法陶潜即“回归陶潜”,一位能够达到极度铺张繁复的作者有意回归的风格极简主义。苏轼把陶渊明的形象提升成了崇拜和神话,而通过戴上他所建构的这个陶渊明的面具,他对自己的命运行使了一种想象的权力。作为结果,他向内心的自然的回归也同时成为从客观自然的撤退,撤入逍遥的内在乌托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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