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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可以:《息壤》写的是女性观念的交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3月31日        版次:AA11    作者:黄茜

    南都讯 记者黄茜 父亲去世不久,小说家盛可以回到湖南益阳老家槐花堤村,在母亲和一只狗的陪伴下,将酝酿成熟的小说付诸笔端。16万字的《息壤》,写于2018年1月至3月间,几乎一气呵成。严寒没有冻结她的思路,相反,窗外的女人叽叽喳喳的聒噪声,意外地充实了她的灵感。

    《息壤》是一部关注女性生育的小说。在生育率有下跌趋势的当下,它天然地带有话题性。故事发生在湖南益阳的小村庄,初家四代八个女人,随着岁月迁移,个个面临不同的生育难题和人生困窘。子宫,是福祚绵延的息壤,但也不无幽暗。

    这是一个女作家鲜少触及、男作家几乎无力触及的题材。盛可以说:“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我写什么。”时代需要作家的在场。盛可以具有难得的对社会问题的高度敏感,擅于以诙谐的、寓言的、夸张的方式,对现实做出文学性的回应。她2016年的小说《福地》,来源于关于代孕的新闻报道,而两年后的《息壤》,意在“彻底探索女性身体权利”。

    学者张莉认为,《息壤》写出了与每个中国家庭相关的、由生育带来的习焉不察的疼痛。“身体里的疼痛如果真正表达出来,是一个作家最能给予写作的一个贡献。”身体感受疼痛、弥合创伤,身体同样丰沛厚实、蓬勃舒展。《息壤》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不仅大胆呼唤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还通过对爱情、婚姻、亲情关系的入木三分的刻画,体现作者对人性的透彻洞察,在凌厉当中蕴藏巨大的悲悯。

    【访谈】

    南都:你2016年的小说《福地》写的是代孕的故事,最新的长篇小说《息壤》,则直接以几代女性的人生遭际和不同的生育观为主题。为什么近年来对女性的生育问题投入特别多的关注?写这些给你个人带来什么收获?

    盛可以:迈入多事之秋的中年,又几次历经亲人的离世,对人生无常,尤其是生命个体的渐进与荣衰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原本遥不可及的死亡与衰老,忽然一下子走到了自己面前,像凉水当头浇下。写什么不是我刻意寻找的,而是这个题材跳到我脑海里,或者说某件事情撞击了心灵,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我写什么。我的小说几乎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从真实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一个社会事件,一则新闻,或者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死亡。我的写作并没有系列规划,特别安心于书一本只卖几万册的状态。

    《福地》以幽默讽刺的笔调写代孕。我感觉对女性生育这一部分有点意犹未尽,因此可以看作在这里打开了一个新的主题,于是有了《息壤》———彻底探索女性身体权利与子宫负担。正待出版的新长篇小说《女佣》又是《息壤》分裂出来的———我以保姆为主题,写了女佣的欲望与苦涩:经济上当、感情受骗、被歧视、被剥削。

    南都:谈及生育观,涉及到女性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问题。女性一定得生孩子?或者生养必然使一个现代女性丧失自我?如果失去了子宫,一个女人就不完整了?在《息壤》里,存在着各种女性观、生育观和价值观的交锋。很好奇,对于生育和女性价值,作者自己抱持哪一种态度?

    盛可以:我认为现代女性的标准可以用几个解放来衡量,否则就称不上现代女性。一是思想观念解放,从社会或传统糟粕观念的束缚压抑中解放———这个已经说了一百年了;二是经济解放,从对男性的依赖,尤其是经济依赖中解放,建立女性的尊严与自己的世界;三是生育解放,生与不生,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这就是我的观点。只要把自己拎清了,外部的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南都:《息壤》是你2018年春节时回到益阳老家,在母亲和一只狗的陪伴下一气呵成写的。扎堆在乡里的女人中间听她们吱吱喳喳聊八卦大约能搜集到很多写作素材?故乡的环境为你的写作带来了什么灵感?

    盛可以:我是带着非常成熟的想法与构思回故乡创作的,因此在写《息壤》时并不需要临时抱佛脚,但她们偶尔有几句应景的聊天会立刻让我用到小说中,有一些小的细节会用来丰富场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乡音使我能轻易地保持那种叙述声音与腔调,不至于走音,所以气脉流畅。很多作家包括卡尔维诺都觉得离开故乡写故乡会写得更好,但我发现置身其中,小说氛围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感觉截然不同。倘是在他处写,这作品中可能没有群猪的高声嗷唱,也闻不到空气中飘来的猪屎香。

    南都:你在小说中使用了一种比较少见的、以变换字体来呈现对话的方式,这是为了达到什么效果?

    盛可以:非常感谢你关注到了这部作品在形式上的小创意。我记得《小说月报》的徐福伟先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小说使用无标点符号的对话和独白,以变体与叙述相区别,灵感来自福克纳。变体的对话和独白,就像森林小道上的坑,跳进去待着,感受一下,会察觉到不同的世界,外面的声音变了,光线也变了,有一种短暂的打破单调的感觉。

    南都:《息壤》里使用了不少湖南益阳的方言,有的对非湖南读者来说十分生僻,甚至还有几十处加了注释。你觉得在小说中方言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过于生僻,有没有可能对阅读造成一定的障碍?

    盛可以:我没想过刻意使用方言。因为我的人物是有蓝本的,是我的故乡生长的,人物开口说话,就传出了她们的腔调,她们的声音,我很难去强行改变她们说话的习惯。比如戚念慈,在猪屎飘香的环境里,她就是那样一个老太太,她的话最土,她说出来也最生动。往后一代比一代土话少,事实。

    南都:《息壤》里写到到很多女性,那么男性角色呢?

    盛可以:其实书里的男性多少被忽略了,他们有更丰富的故事,但我折叠了。比如知青与农民的儿子阎真清,天生有知识分子的孤傲,却是地道的农民,修长的十指干不了农活,社会发展阉鸡事业衰落,他和他的阉鸡器具都成了废品。风水先生王阳冥,是社会经济大潮中人们对金钱的迷恋成全了他的事业。初月的再婚丈夫承包农田发展养殖业。环境被破坏,人们污染了子孙的土地而不自知,这是一部分农村的现状。在这部作品的女性主题背后,也重点探讨了农村的现状和未来。

    南都:《息壤》里没有正面描写孕育过程本身的切肤之痛。这是作者有意回避吗?为什么?

    盛可以:没有刻意回避,我根本没想过要去写孕育本身和生产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女性生产的辛苦人人皆知,如果我写生产,势必要写哺乳,写完哺乳,也许还得写育儿经、田里劳作的辛苦等等,因为这些都是很艰难的。但孕育和生产本身是一个普通与正常的人类行为,我想过花点笔墨描写初来宝即将生产的妻子在大雪夜躲进山中临死前的痛苦,但我觉得这种痛苦不写比写更有力量,所以只简单描写,人们在雪融化后看见,“脑袋冲着家的方向,手伸向前抠进泥里,地上一片红。人们分析她可能是当晚生产发作出了事”。

    南都: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和你的《福地》在对未来的想象方面有些许相似之处。但阿特伍德可能更极端、更酷烈。能否谈谈你对《使女的故事》这部小说的理解,它作为文学作品带给你什么启示?

    盛可以:2017年《福地》准备翻译成法语的时候,我的译者提到了《使女的故事》,出版后又有专业读者提到了阿特伍德,我这才去看了这部写于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以及火热的同名美剧。《使女的故事》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与反抗力量。如果之前读过,我可能不会写《福地》,或者写出来是另一番景象。比较基列国的残酷与变态,《福地》真的算得上天堂———我的意思是,同为巫,却是小巫见大巫。

    南都:《息壤》里也涉及很多社会现象,你是一个关注小说的社会性的作家吗?你觉得小说应该以什么样的形态和尺度去反映和介入现实?

    盛可以:社会是个大酱缸、大江湖、大子宫。人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活在社会中,小说不可能脱离社会性。聂鲁达说,他只有在必须介入社会斗争的时候才开始有战斗力,这些倾向都融入在他的诗歌里,介入社会,绘画有绘画的理念,诗歌有诗歌的观点,小说有小说的形式,在一切艺术的范畴内,是没有尺度和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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