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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生机与笑意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3月03日        版次:AA12    作者:乔纳森

    【书评】

    乔纳森

    司马迁说过,“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其实,不妨以是否可以“想见其为人”为标准,把古今东西的作者群划分为两组:一组是读其书则可,一见其人,却感觉生意萧索,或者发现其实一身俗骨,与书中大不同;另外一组,当然就是见其人,不仅与书中无异,甚至比书中更生机盎然、更有力量。

    说起来,米原万里无疑属于后面这一组。前年读了她的两本书———《旅行者的早餐》《米原万里的口译现场》,今年春节假期又读了“读库”出的小册子《米原万里》(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版)。前面两本,算是“读其书”罢,后面这本,却等于“见其人”了———斯人已逝,看到书中从小到大各个时期的照片,还有她留下的衣服、首饰、用具、玩偶,也就跟见到她本人没多少区别了罢。米原是那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人。读她的随笔,看她的相片,于平日生活寡淡之人,就像是寒冷冬日就火取暖,热量喷薄,气息扑面。当然,火烧得旺,哔啵作响,火焰消灭下去的速度可能也快些。五十六岁,米原就死了。

    米原讲作为俄语口译员参与的外事活动,我当然有兴趣看。但《米原万里》小册子里最好玩的好像都是谈“吃”的,而且也不一定是米原自己亲历的“吃”,她讲别人的故事,一样生动,如在目前。比如,她讲她妹妹在意大利的飞机上遇到中国人,那会儿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欧洲的亚洲面孔还很新鲜。双方用汉字笔谈,她妹妹写自己来自“日本东京”。对方写的是“四川省”。“这时妹妹几乎条件反射般叫道:‘噢!麻婆豆腐!’然后写下麻婆豆腐几个字。那位一脸憨厚相的四川大叔一下子笑开了花,浑身颤抖着激动地高叫:‘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妹妹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强,于是拼命搜索脑海里其他四川菜名,结果一个没想起来。没法子,只能继续‘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互相点头……不一会儿,大叔带着两个人来到妹妹的座位旁,来人笑容满面,伸出右手招呼道:‘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妹妹当然连忙握手,回应道:‘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从罗马到威尼斯的整整一个小时,都被麻婆豆腐填满了。”我读这一篇,感觉那飞机上跟人笔谈的不是米原的妹妹,简直就是米原自己。说起好的文笔,我们平时总往修辞华丽繁缛的方向想,其实,像米原这样,把一件事写活了,让人牢牢记住场景,却记不起具体的表述如何,也是一种极好的文笔。当然,好,不光是因为文笔,更是因为文章后面有人,那个人,令人难忘。一想到米原万里死了,总记起“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两句。好在她留在文字里的,全是生机,全是笑意。

    读过《米原万里》后,又读另一位日本女作家太田治子写的《向着光明:父亲太宰治与母亲太田静子》(新星出版社2018年11月版)。太田静子的地位颇尴尬:太宰治本有妻室,后与太田静子有了一段情,太田怀了个孩子,就是书的作者太田治子,但太宰治很快就喜欢上别人了,过了没多久,他就跟山崎富荣投水情死。太田静子可谓“两边不靠”。

    《向着光明》,书名光明,但内容简直阴惨凄楚。太田静子对太宰治的期待和怨怼,都让人有不忍读下去之感。“看样子,您也把我给舍弃了。不,是逐渐忘却了。然而,我是幸福的。我的心愿实现了,我怀上孩子了。如今,我感到失去了一切,可是,肚子里的小生命,正是我孤独微笑的动力。”像这样写在纸上,总是容易的,可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说“我是幸福的”,那就太不容易了。太田静子有时称太宰为“恶魔”,有时又会称他为“神明”。不管是神是魔,对太田静子来说,都像是把握不定的超自然力量。这样的巨大阴影里的女人的命运,太可怜了。

    拿太田静子跟米原万里比较,对太田未免太不公平。可是一面是刺骨的冷雨,一面是热情的火,我们总归会向火那边移动罢。时代也没白变迁,从昭和女性到平成女性,生命的温度到底升高了些。

    《海上新世界:近代日本的欧洲航路纪行》(和田博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版)讲的,以明治、大正时期的事为主。同一时期,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也走出国门,坐轮船去欧洲开眼界,许多材料收在《走向世界》丛书里,可惜多是文言写就,基础不够的读者未必有爬梳的耐心。像和田博文这样,将种种稀见的材料拆散了,揉在自己的叙述里,眉目清晰,让人容易读下去,倒不失为一个好选择。

    书中提到,歌剧女歌手三浦环,乘船去新加坡投奔自己的丈夫———“橡胶园的医生”。森三千代曾在书中记载,橡胶林里,在薄雾飘荡的清晨和凉爽的傍晚时分,三浦环喜欢随性歌唱。听到她的歌声,当地人还有中国来的劳动工人就会停下正在采集橡胶汁液的双手,听得入了神。为此,橡胶园的工头担心工作效率下降,请求她,在工作期间不要唱歌。这一橡胶林里唱着歌剧咏叹调的大正女子形象,还真令人神往。

    19世纪后半期开始,很多日本女性到东南亚操皮肉生涯。生于贫穷农村、渔村的女性,被送到新加坡,诗人与谢野宽在当地看到她们低着头的样子,心生一丝怜悯之感。有些日本人对此甚为愤慨,《板垣(退助)君欧美漫游日记》里就说:“此地所居日本人,男子十多名,女子二十多名,女子多居烟花巷中,谈何振兴东亚,直是自取其辱。”高田善治郎《出样日记》里则说,这些女性的存在令“日本国民的信用一落千丈”。与谢野宽倒不是这么看的。他说:“国内的日本人一般认为这些女性生活得十分痛苦、堕落。但我认为完全相反。她们的收入与老板对半分,除衣服外,包括伙食费在内的一切杂费都由老板负担。”从横滨、神户等城市来的女性,很多是因为男女情爱的关系逃离的,而出身长崎的女子则与此相反。她们意志坚定,如果工作四五年,就能存下2000-3000日元寄回家乡。在与谢野宽看来,在日本国内走投无路的女人被送到海外,对日本其实是有利的。

    橡胶园中的放歌与烟花巷里的俯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过,同样作为大正时代女性的豪放与洒脱,似也有相通之处。

    《米原万里》小册子里摘录过米原写的一段话,她说:“我想让那些埋没在历史字里行间的人们复苏,想写活生生的他们。当你看到他们的行走坐卧,这些人就不再是陌生的他者。”我想,我在这三本书里,倒也真见到了几个活生生的日本女人,虽则她们都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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