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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一个形容词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1月27日        版次:AA12    作者:林颐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德)丹尼尔·施赖伯著,郭逸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版,62 .00元。

    【书评】

    林颐

    每到年底,媒体人有一项必然会做的工作,就是为这一年去世的名人写纪念文章,如“逝者”之类,有时人们会感觉措手不及,在你写完稿子打算放松之时,忽然重量级的人物又去世了———比如,2018年12月28日,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去世。而在2004年的同一天,苏珊·桑塔格的离世大概要算最高级别的了。

    次日的《纽约时报》讣告,罗列了20对褒义、贬义形容词,以此说明公众眼里不同的苏珊·桑塔格:真诚的、故作姿态的、老练的、幼稚的、随和的、清高的、热情的、冷酷的、左翼的、右翼的、深刻的、浅薄的、幽默的、缺乏幽默感的……桑塔格,难以被定义的人,性格丰富多面,但就身份而言,她有明确的标记———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

    尽管桑塔格自己可能并不以为然。她非常不喜欢被归类。1994年7月,《巴黎评论》访问了苏珊·桑塔格,其中有一个提问:“你是否介意被称作为知识分子?”桑塔格并不乐意扣上“帽子”,她回答,与其说“知识分子”是个名词,倒不如说是一个形容词。人们把知识分子视为一群蛮狠的怪物,如果这个对象是女人就更糟了,因此她更坚定地抵触那些主流的反知识分子的陈词滥调,比如心灵与头脑之争、情感与理智之争等等。

    理解一位作家,除了读其作品、日记和访谈录,传记也是很好的渠道。2000年,美国推出《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2008年,桑塔格的独子戴维·里夫出版《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2011年,戴维的前女友西格丽德·努涅斯出版《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这些传记各有千秋,前者强调了“桑塔格神话”的形成过程,后面两部侧重情感倾诉。如果论及对于苏珊·桑塔格作为知识分子的认识,由德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者丹尼尔·施赖伯撰写的这部《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似乎要更到位一些。

    作者在序言里就声明,“更多地关注苏珊·桑塔格的公共形象和她在纽约知识文化领域中的活动,而非她私密的生活。这应该是一部关于一个史无前例的知识分子如何逐步完成她世界主义事业的编年史”。总体而言,本书的目标基本达成。

    作者采取了传记通用的时间线写作方法,从桑塔格的童年开始讲起。作者强调,对于高度敏感的孩子来说,被父母反复抛弃意味着对自我的个人想象的价值的反思。苏珊·桑塔格无疑是极其敏感的,长期在中国做生意的父亲缺席她的生活,而母亲呢?桑塔格用“M”来指代母亲米尔德丽德,把母亲符号化的这一举措,意味着感情的抽离。阅读给了小苏珊力量,填满了她的生活。桑塔格从3岁时就读书,6、7岁时学习写作,13岁时阅读安德烈·纪德,他给予了她关于作家的形象概念,15岁时,苏珊就与友人探讨康德哲学。终其一生,智性都是最吸引桑塔格的品质,也是桑塔格最根本的品质;终其一生,早年就浸入骨髓的欧洲文化传统,缔造了桑塔格的欧洲底色和人文深度。

    不美好的童年带来的影响,还在于对成长的热切渴望。戴维整理出版了母亲的日记,第一卷叫《重生》,1947-1963年的桑塔格不停诉说对恋爱的渴望与对恋人的抱怨。在摇摆不定之中,桑塔格于17岁那年闪婚,并很快成为年轻的母亲。在婚姻中,她经历着个性的丧失,隐隐作痛,后来她从婚姻中解脱出来,把自己放置在自由的、无拘束的,主要出于审美与欲念的爱情里。

    桑塔格身上还有一个标签,尽管说标签一定会被作家本人抗议,但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就是天生赋予的那些东西。1933年1月16日,这个女娃儿出生,起名为苏珊·罗森布拉特,一个犹太姓氏。身为犹太人,对她有什么影响?后来,她说:任何时候当这一身份影响到别人,而我挺身而出作为一分子,在那种意义上影响了我。人们说我是犹太人,我感觉作为一名犹太人,意味着被压迫者和弱者息息相关的责任。这个回答体现了桑塔格对知识分子责任感的承担。她所热爱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吸引她投身于写作的,是关注这个世界的方式。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实际上是一部作家的思想传记,因此关于代表作的诞生与评议,必然是构成这部传记的重要内容。桑塔格年轻时先后求学柏克莱、芝加哥、哈佛和牛津等名牌大学,修读了哲学、文学和神学,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既是学者、诗人,也是小说家、评论家,甚至还导演过电影。桑塔格作品的译者之一黄灿然说,桑塔格的思想和写作在前期更多是表现才智,后期更多是体现良知,而且她会希望有才智的读者也会更有良知。这个说法大致正确。

    1960年代开始写作之时,桑塔格年轻且有干劲,她担心某种特定形式的通俗文化会被忽略,或是消除、或是以愚蠢的方式被对待,于是她选择为通俗文化辩护。1964年是一个特别的“文化年”,这一年,桑塔格也发表了奠定她名声的《关于“坎普”的札记》。这个名词用以形容从王尔德到安迪·沃霍尔的那种小众的、精致的美学品位,桑塔格被誉为新文化感受力批评家。接着,在《反对阐释》里,桑塔格敏锐地看到了阐释行为在当代文化语境里的异化,呼吁感性的艺术感知力的回归。同样的,桑塔格对图像这种消耗着大众思考空间的方式深表关切,在《论摄影》里,桑塔格感叹,如今万物的存在,只是迎来在照片中的消亡,问题不在于人们借着照片存留记忆,而是照片成了唯一的记忆。

    桑塔格喜欢摄影的力量,她爱好看电影,同时她也成为了被注视观察的那个人。镜头里的桑塔格充满了魅力,她是到处受欢迎的时髦的明星作家,但绝非空有其表,桑塔格的思维不断如获新生。她可以在自己的癌症里发现“疾病的隐喻”,她会观察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加以隐喻的情形。她的随笔独到且睿智。不过,桑塔格本人更希望成为小说家,30岁时,她就发表了《恩主》,可惜这部承袭法国新小说血统的实验小说未能获得好评,这个遗憾在后期写作的《在美国》里获得了弥补,该书得到了美国全国图书奖、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就桑塔格而言,以何种形式写作可能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其中必须包涵的不可思议的敏感、不可思议的独立、不可思议的自我。

    “知识分子”作为名词,显得静止单一,对于苏珊·桑塔格,它作为形容词更加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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