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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茅药酒商誉起风波,法检监督当作为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8年04月17日        版次:AA02    作者:南都社论

    鸿茅药酒这“劲儿”还挺大。2018年1月,拥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广州市民谭秦东因发表科普网帖指“鸿茅药酒为毒酒”而遭内蒙古凉城警方跨省抓捕,近日事件引发举国舆论关注。据《羊城晚报》报道,内蒙古凉城检方对谭秦东涉嫌犯罪一事“仍持谨慎态度”,经过一次补充侦查并到目前为止,检方“仍未决定是否起诉”。

    一篇被点击2075次、分享120次的网帖,其影响力在凉城警方“跨省”之后才有了数量级上的提升。连日来,舆论对这款药酒包括神乎其神的营销策略、高达数千次被各地食药监部门处罚的经历均有全方位展现。将一则点击量有限的网文与一家药酒生产企业的销量建立直接因果关系并非易事,网文作者无论是基于其医学专业背景还是普通消费者身份,都有对一款产品进行评价的权利。更何况,即便是“受害企业”所称的商誉受损,在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之间依然需要明确的界限和差别。

    正如中国医师协会4月16日发表声明所言,“公权力机关应慎重对待不同学术观点和言论,防止将民事纠纷刑事化”。声明中不乏对“刑法应当谦抑”原则的重申。本案已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凉城警方也已将案件提起批捕,那就有必要将市民与药企的这场纠纷做符合刑事逻辑的程序梳理,寄希望于刑事诉讼的制度化流程发挥作用,以明晰权力介入社会纠纷的边界和尺度。

    一场刑事追诉的启动,从侦查机关刑事立案开始,法治层面的常态制度建设决定了刑事诉讼的诸多环节都要有能力担负起彼此制约和监督把关的使命。鸿茅药酒商誉风波中,从警方介入开始,刑事追诉程序已经启动,但与案件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看法不同,凉城检方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给出了“补充侦查”的建议。

    补充侦查是刑诉法赋予检察院和法院这两大刑事追诉环节一项实用性颇高的法律监督和制衡职权,每次补侦以一个月为期(检方审查起诉期间,法定可补侦两次)。警方负责刑事案件侦查,检方审查起诉,进而交由司法定夺罪与非罪,不同阶段的刑事职责交由不同法律部门,这是最基本的刑事制衡设计,尽管对犯罪证明标准在各阶段都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但因为判断主体的差异依然可以实现对案件证据事实的再权衡。审查起诉是检察机关担负的法定职责,其对前期侦查行为的执法尺度、边界,有加持背书或者监督纠正的作用。法理层面审查起诉的法律后果,在于提起公诉与否,在此中间增加“补充侦查”一项,客观上反映出检方的某种态度,同时意在给侦查行为有反思的时间空当。

    刑事追诉介入民事纠纷,须秉持审慎态度。不仅制度层面预设有“补充侦查”,包括在公诉之前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同样有对羁押必要性的层层把关。2015年10月,最高检、公安部下发《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要求侦查机关提请逮批犯罪嫌疑人,应当“同时移送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这被视为审慎适用逮捕措施的一个标志。于鸿茅药酒商誉风波而言,以千里抓捕和继续羁押来避免所谓商誉受损的必要性需要更明确的说明,甚至本案中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做法同样有待商榷。

    无论是正在程序中的审查起诉,还是可能会走到的庭审环节,都是制度设计层面对刑事追责的反复掂量,均有形态各异的审查和纠正程序。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进行过半,对侦查行为以及随后的公诉流程、具体司法裁量的考验依然在继续,鸿茅药酒的一场商誉风波,尤其是已经启动的刑事追诉能否得到有效的后续监督,俨然已经成为本轮司法改革落地成效的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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