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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新机遇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12月31日        版次:AA19    作者:钱军辉

    钱军辉副教授做客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南都公众论坛,畅谈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机遇。南都记者 邹卫 摄

    □ 钱军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博导)

    2018年正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40周年,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取得的成就,还有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化解的手段。同时要思考,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新时期,中国的企业和个人正面临什么样的机遇。

    中国做对了什么?

    短短4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六成以上,差不多是苏联最鼎盛时期的水平。这个经济总量现在按照普通的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甩开第三名已经很远了。如果按照PPP汇率即考虑不同货币的购买力之间的差距,我们的GDP其实已经超过美国了。

    总量不错,人均发展也很快,已经达到美国的15%左右,按照普通名义汇率计算,2017年估计会有8500多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也是贸易第一强国。

    从外贸上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总量,从工业数据、外贸数据,我认为中国的GDP数据是被低估的,如果对GDP统计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核算,即使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已经超过美国。当然在人均上中国跟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那么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国的发展绝对是奇迹,40年达到这样的水平。做对的无非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是指市场经济改革,最早开始的是农村改革,是非常响亮的第一炮,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面把中国的农业产量提高了N倍,之前几十年一直都吃不饱的中国人,一下子就吃饱饭了。

    这有两个影响,一是这种改革的成功非常有震撼力,让大家一下子看到了改革的好处,这是最好的改革宣传。第二个效果是农村劳动力劳动效率、产出生产力的上升,解放了农村的劳动者,于是农村人口进城工作,这个其实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基本面,所以农村改革非常重要。

    国企改革就没那么成功,至今还没有完成,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其实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当时在朱镕基总理的主导下,对很多国企进行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把很多经营不善负债累累的小企业甚至是有些事业单位该卖的卖、该并的并,然后对剩下的那些大的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等。在那之后,很多国企非常成功,现在在资本市场上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字其实很多是国企。

    在国企改革过程当中,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把很多国企卖掉了,工人下岗,所以中国的住房市场就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没有单位供应房子,住房就开始了一个社会化、市场化的进程,这直接催生了中国整整二十年的房地产牛市。中国人住房条件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的,房价的确是贵,但贵是有道理的,像北京、上海、深圳,有供给端的问题,土地供应太紧张。

    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完成了比较全面的金融改革,一方面当时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汇率制度改革,引入股市、债市,建立银行间货币市场,还有中央银行改革。在中央银行改革之前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宏观经济有一个问题非常突出,那就是通胀,很容易就出现20%多的通胀,中央银行改革之后,对央行做了法律上的限制,之后再也没有超过10%的通胀。新世纪之初还建立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制度,可以说在金融行业用了这种规制的方式,取代了直接的控制。这个使得中国在金融资源的分配上实现了更大程度的市场化。

    另一个是财税改革,那也是九十年代,实现了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得以加强,当然也保留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增强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转移支付有更大空间,因为中央政府有钱了,可以支援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外一个是中央政府有钱之后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基本面。当然,所有的好事都会潜伏着坏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除了改革之外,开放力度也非常大,而且改革和开放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改革能够释放中国内在的生产力,使得开放更有可能,而开放也是促进改革的一个手段,典型的就是九十年代末在谈判进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推进了很多之前没办法推动的改革,所以开放与改革是相互促进的。

    政策扭曲有待纠正成政策红利

    改革和开放,让中国在40年里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已经基本上成为资源分配的主导力量,政府的作用大体上已经从直接命令转型到了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现在这样的经济形态,大致就是一个混合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其实跟西方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西方国家典型的像美国,其实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从18世纪到现在,可以说美国政府在经济当中起的作用是越来越大。美国的路径跟中国完全相反,它是从一个非常自由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政府作用非常强大的混合经济。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开始,逐渐放松,让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的结果差不多,都是经济的主要配置功能让市场去完成。

    当然,中国的政策扭曲还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扭曲,比如说土地还不能自由流转,这个一定程度上是约束经济发展的,很难有农业规模效应,因为都比较支离破碎,每户人家就那么点地,然后农村人进城的速度也受到影响。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我相信很多先富起来的人会到农村买地造房子,然后农村会有更多人进城。这样既能够在农村形成规模经济,也能够在城市形成更好的规模经济。还有的政策比如说股市,IPO还是严格控制的,不能实现市场化的定价。当然最近有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是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只是加快了IPO的步伐,本质上还是在审核,然后用固定的市盈率发行,这是不合理的,也造成很多优秀的企业不能在A股上市。

    各种政策扭曲还很多。当然乐观一点讲的话,这些扭曲其实都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谓政策红利,首先得有一些扭曲存在,纠正之后就释放红利了。

    中国一旦形成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可以说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在宏观经济学当中,所谓的技术进步不仅仅指的是科学工程类的进步,也包含比如企业管理、营销能力、社会组织动员等方面的因素,因为考虑的是整个经济的产出。长期的经济增长其实是靠技术进步的,但技术进步又依赖创新,然后创新又依赖市场经济。

    那么在市场经济下面,一个创新一旦被市场认可,这个创新的人或者公司就会名利双收。这是创新和技术进步最重要的推动力。只要市场经济这个基本制度不变,创新就不会停,经济生态的进化就不会停,中国制造的效率提升就不会停,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也不会停。

    市场经济这个基本制度会不会变?很多人有疑虑,担心会不会又重新回去搞计划经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其实非常顽强,除非真的是意识形态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崇尚商业的一个时期,而且国家的战略也是要富强,为了这个目标,除了市场经济制度之外,根本就没有选择。

    当然,需要警惕贫富差距的扩大。市场经济制度最大的敌人就是贫富差距,如果贫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支持会消退。当然,在这方面我也相对比较乐观,而且从数据上面也能看得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在下降的。平常也能观察得到,制造业的工人工资增长实际上是要快于城市白领的。所以收入差距是在缩小而不是在扩大。

    虽然市场经济制度不会变,但是之前三四十年市场越来越自由的这个趋势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形成,没办法再有很大程度的放松了。接下来很有可能就是各种管制和规制会越来越严格,这是一件好事。完全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也是很可怕的。金融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之后可能会看到更加严格的管制,不仅仅局限于金融行业,还有就是环保,之前地方为了GDP,其他的都可以不管,但是以后肯定不是这样,对企业环保方面的监管会越来越严格。

    推动新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前面讲的是一个长期的面,短期有不少挑战,主要有三个: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二是国有部门的高杠杆,三是最紧迫的民间投资的下滑。

    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可以说是预测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指标,日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生金融危机,房地产崩盘、股市崩盘,在这之前就是一段持续的企业加杠杆。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也是这样,当然力度没有日本那么大,而中国现在杠杆率已经超过当年的日本,中国的杠杆还有一些特征,主要是国企加杠杆力度太大,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整个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上升非常快。

    为什么国有部门债务会这么重?杠杆会这么高?一方面它们借得到债,银行愿意借给它们。第二个也很重要,地方政府官员要政绩,就需要拉动GDP,怎么拉动GDP?投资!哪来的钱?借债!第三个也不可小视,就是经济刺激的需要,一旦发现经济好像不怎么样了,就想着要来刺激一下。怎么刺激呢?投资!哪来的钱呢?负债。银行愿意借,它们也想借,于是就债台高筑。讲债务一定要讲债务所对应的资产,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资产质量还是不错的,但现在越来越下滑了。

    这么高的负债显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担心,不久之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要警惕“明斯基时刻”的发生。这个概念是一个叫明斯基的教授提出来的,明斯基时刻表示的是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明斯基的观点简单明了:好日子的时候,投资者敢于冒险;好日子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冒险越多,直到过度冒险。一步一步地,投资者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上,其资产所产生的现金不再足以偿付他们用来获得资产所举的债务。投机性资产的损失促使放贷者收回其贷款,“从而导致资产价值的崩溃”。目前为止,明斯基时刻的最典型例子其实是美国金融危机。

    为什么提出来?就是因为担心中国的债务、高杠杆问题,会有一个转折点。这么沉重的债务大致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货币化,比如说央行来买这些债务,货币化有一个后果是通胀;另外一种是加税,收税会导致投资下跌,经济衰退,后果是通缩。未来如果没有很有效的改革措施,释放政策红利,大致就是两种结果,一种是萧条,一种是通胀。但是通胀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一点,如果没有强劲的改革措施推出来,更大的可能性是萧条,或者说是经济增速放慢。对中国来讲一直都习惯了7%、8%的增长,如果某一天只能每年增长1%、2%,那估计日子就很难过了。

    第三个挑战是民间投资下滑,这是最近两年发生的事情。民间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所以民间投资下滑其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如何化解?就是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能够释放政策红利,让中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在发展中解决这些问题。

    用什么样的改革?第一个是国企改革,国企数量还是很多,而且很多国企有很好的资产质量,问题就是管理层根本就不愿意做出利润来。其实一直在搞国企改革,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国企改革?真正的国企改革必须得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得有足够的激励给管理层,要用股权激励方式,让管理层跟股东的利益一致,要让他们有动机去把利润做出来。第二个是要有监督,真正的监督要来自市场,得要有比较大的战略投资者入股,才能够真正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

    如果能够一方面引入民间的战略投资者监督管理层,另外一方面又能够比较有力度地去激励管理层,很多国企会成为很棒的企业。第二个,财税改革,涉及到中央跟地方的财权、事权重新调整,对地方政府的发债要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提高预算的合理性、刚性程度。总的目标就是要约束地方政府,避免过度发债,为了GDP造那些没有用的项目。

    第三方面,要搞一个新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要放松供给,比如说增加和改善现代服务的供应,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等。第二是放松对文化、娱乐、体育等行业的过分严苛管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怎么放松?就是不必要的管制要拿掉。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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