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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杀死孩子,谁之罪?

女翻译家袁筱一谈2016年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温柔之歌》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8月20日        版次:AA10    作者:朱蓉婷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医生说小家伙并没有承受太大的痛苦。”

    这个充满悬念的开头来自2016龚古尔文学奖获奖小说,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作者以《局外人》般的冷峻笔调,为小说铺设了一个违背了侦探小说一般规律的开头,从结局起笔:“婴儿已经死了”,在无法忍受的案发现场,母亲发出的“母狼般的喊叫”。

    近日,由女翻译家袁筱一翻译的《温柔之歌》中译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讲述一个保姆杀死她所照看的两个孩子的故事。事实上,在获龚古尔奖之前,这部小说已是享誉法国的畅销作品,短短三个月即销售76000册,获奖后更是引起巨大反响。

    保姆为什么杀人?

    蕾拉·斯利玛尼1981年出生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1 7岁到法国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后来成为了一名记者,在一家法语杂志报道非洲新闻。《温柔之歌》是她的第二部作品。

    小说里的女雇主米莉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决定回到职场。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路易丝无所不能、近乎完美,米莉亚姆夫妇总是骄傲地向别人介绍:“我家的保姆是个仙女。”

    但一个仙女般的保姆,为什么杀死她照看的两个孩子?这大概是第一个跳入读者脑中的问题。小说取材于2012年发生在纽约的真实事件。除此之外,也和蕾拉小时候亲身经历有关:“在我小时候,我就觉得保姆在家里有着非常奇怪的地位。她们既像母亲,又像陌生人。我总是被她们的困难处境或者可能被羞辱的境况所感动。”

    蕾拉笔下的保姆路易丝,宛如一头绝望挣扎的困兽,她的贫困、敏感、自尊,她对完美的偏执追求和对爱的占有,都在原本固有的阶级差异面前面临溃败,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温柔之歌》以一对雇主和保姆为切入点,轻轻松松道出阶级冲突,以及隐匿在生活细节之处的矛盾与分裂。

    读者很容易把今年6月发生在杭州的保姆纵火案与《温柔之歌》联系在一起。确实,正如该书译者袁筱一所言,类似的社会问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存在。她认为,《温柔之歌》里所有的场景和人物都是普通人,但蕾拉·斯利玛尼的天赋,就在于将这个社会实践转化为虚构时,能够赋予人物、情节这些流行小说因素以层次,以及借助并不复杂的叙事手段,撑住了一个不小的文学空间。

    “虽然迄今为止只出版过两部小说,蕾拉却很是懂得波德莱尔所谓的‘不进行道德指控’,这是所有社会小说很难避开的陷阱。”袁筱一说。

    访谈

    南都:去年龚古尔文学奖的新闻出来时,很多人将书名翻译作《甜蜜之歌》,你后来为什么选择“温柔”?

    袁筱一:法语里这个词两个都可以,但实际上,在对待孩子这方面,母性本身是温柔的,而“甜蜜”会让人联想到爱情,我考虑后选择了温柔,选择更偏向母性的一面。

    南都:你初读《温柔之歌》时的印象是怎样的?

    袁筱一:这是一个很年轻,也蛮有天分的作者。第一本小说《食人魔花园》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有名。写得不多,但总的来讲让人觉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文体,无论是语言和叙事上,简洁,一点不拖沓。而她写的主题,确实应该被当做一个社会问题来对待。小说篇幅不是特别长,适合现在的阅读。这本书获奖后不久出版社就已经买下版权了,回来问我是不是能够翻译。当时我先看了电子版,看完就答应翻译了。

    南都:《温柔之歌》的故事情节有十九世纪流行小说的因素,比如探讨了社会阶层差异,同时又有谋杀这种戏剧化的设置,这是不是目前出版市场上比较讨喜的写法?

    袁筱一:在法国,流行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界限非常分明,龚古尔奖也不会颁给流行小说。我不觉得它是侦探小说之类的,因为它上来就把结局亮出来了,而不是要破案,说这是谁干的。它更像是社会小说,没有采用流行小说的套路和设置。

    南都:包括龚古尔奖在内,目前欧洲的文学奖项似乎更青睐有政治与社会关怀的作品?

    袁筱一:龚古尔奖是投票制,可能也有评论家有别的声音,但总体大家还是认为《温柔之歌》是一部文学上有水准的小说,即使不是大作品。

    《温柔之歌》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问题,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比如,雇佣保姆是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保姆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但这样的人又不仅限于保姆,我们生活当中要与大量这样的人相处。《温柔之歌》的故事据说是有真实事件原型的,发生在纽约。最近国内的一些新闻也让我们知道,这类问题不论放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是存在的。

    现在比较年轻的法国写作者挺关注社会问题的,有一些比较出色的,会专门选择这样的写作对象。法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些议题包括身份认同,多元文化,边缘人群,性别等等,本来就是目前法国青年一代写作者比较关注的东西。

    南都:作者在获奖感言里说“这个社会并没有给女性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你怎么看待《温柔之歌》对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两难处境这一话题的深入?

    袁筱一:作者是摩洛哥人,那里女性地位和工作自由度是相当低的。她后来到法国读书,面临一个巨大的反差,才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尤其是在第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里,只读一半就能看出作者一定是一位坚定女性主义者。但不是上街的那种,而是关注到女性真正面临的困境。以前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今天战斗了我就要获得什么权利。”但实际上她们面临非常现实的尴尬,很少人真正触及,蕾拉写出来了,甚至包含对自己道德上的谴责。

    同时,蕾拉的视野是比较全面的,不是专门从保姆的角度,不是就一个职业论一个职业。它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就在于,并不是特别在意典型人物的塑造,人物身上并不带有所谓的典型身份,不是“社会环境决定论”,“因为这样的出身所以她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小说里的雇主米利亚姆和保姆路易丝都承受性别问题,她们社会地位不同,一个是受过教育,一个是教育受限。蕾拉揭示的女性生存状态非常真实,无论是什么身份什么社会阶层,哪怕你换一种文化、换一个职业,女性都面临相似的窘境。

    南都:蕾拉·斯利玛尼是龚古尔奖历史上最年轻的作家之一,从她身上能否看出青年一代法语写作者和上一代人的区别?

    袁筱一:我觉得每一个写作者可能都不一样。法国的各种奖项也有处女作就得奖的,像他们这些作家,虽然很年轻,写作经历不丰富,只出版了一两部小说,但已经显现出一个成熟写作者的风范。蕾拉在这个意义上也是。

    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一定是他的写作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没有一个模仿的写作者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写作者,这是法国文学奖项判断严肃文学、流行文学和类型小说之间的区别的一个标准。什么是真的文学?文学有文学的目的、表现形式,永远在追求新的写作方式。我觉得蕾拉做到了。这不见得是代际的问题,因为法国没有主流的写作,和十九世纪已经不一样了,没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作已经是非常个体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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