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卑贱的灵魂,也有耀眼的火花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8月20日        版次:AA11    作者:谷立立

    《边缘故事集》,(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著,施杰、李雪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5月版,29 .00元。

    《世界尽头的世界》,(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著,施杰、李雪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42 .00元。

    谷立立 自由撰稿人,四川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形容他的人生“总被不可预知的风”推着走。1973年,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犹如一场不期而至的风暴横扫智利全境。之前,他是阿连德的拥护者;之后,他成了阶下囚,被处以30年监禁。1977年,又是一股突如其来的风给了他有限的“自由”,条件是速速收拾行装,离开智利,远走他乡。从此,他像候鸟一样来往迁徙,从亚马孙雨林到撒哈拉深处,从极北的苦寒之地到南美大陆最南端,这个星球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他实实在在地踩在了脚下。

    怎么样去解读《边缘故事集》?这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说它是游记,书中的的确确写满旅途见闻,但我们很难找出半点游山玩水的愉悦与满足,更不用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成功哲学。作者放弃了一切教化世人、感动世界的良机,因为他要教化的只有他自己。就像标题一样,塞普尔维达和他的《边缘故事集》都带有令人无法直视的“边缘”气质。可是,别急着下判断,也别望文生义,因为他写的不是俄亥俄州温斯堡镇的奇人怪事。《边缘故事集》既不是虚构,也不是故事,哪怕它被作者别有用心地命名为“故事集”。

    在长达25年的流亡中,塞普尔维达游走四方,见惯诸般自然生态,也对自然界的神奇有了切身体会。自然的神奇在于多样性。万物生长,绝没有一家独大;姹紫嫣红,必定有绿叶陪衬。好比雨林,它强盛的生命力着实令人咋舌,“巨大的意志决定着最微小的空间里也不能没有生命”。那么,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生命好比一场盛宴,主宰盛宴的不是曾经创下丰功伟绩、肩负改写历史重任的大人物。它可以是微小的、简单的,“仅用三行字写就的简短故事”。或者不妨说,卑贱的灵魂也有耀眼的火花。

    那么,来看看塞普尔维达是如何用三行字来写就故事的吧。他坦承写作是“一张遗失物品的清单”。《边缘故事集》就是这样一份清单,密密地记录着太多无名者的小传。这里的“无名者”,无非是那些被历史掩埋、在遗忘和无名双重折磨下归于沉寂的人们。比如《边缘故事集》一篇,写的是塞普尔维达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遗址的见闻。为了寻访安妮·弗兰克的沉睡之所,他来到此地,几番游走之下竟有了另一番体验。他当然不会忘记集中营角落里刻着的一行句子,“我曾存在于此,无人会讲述我的故事”。当然,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出自何人之口,更没人在意当年那个可怜人最终的去向。

    塞普尔维达猜想作者会有怎样“独一无二的英雄履历”。或者,他什么都不是,终其一生默默无闻,“背负着所有未能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无人为其树碑立传、在生命的街道中匆匆走过”。同样,《阿塔卡马的玫瑰》复写了《边缘故事集》的质疑。塞普尔维达回忆智利政变前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友人弗雷迪·塔维尔纳同游阿塔卡马沙漠寻找沙漠玫瑰的情形。两人进到沙漠腹地,途经若干空无一人的城镇,眼见得学校黑板空空,似乎是在“静待着谁来写下那段历史,把硝石开采的猝死解释清楚”。很明显,最终写下历史的不是弗雷迪,虽然他一路上手拿笔记,不停记录。但不幸的是,没过多久,他就被投入监狱。只是,弗雷迪远没有朋友那么幸运,没能够活着走出监狱大门。

    时隔多年,弗雷迪已和许许多多无名者一样,被历史的尘沙掩埋。然而,就像沙漠里一年盛开一次的玫瑰一样,哪怕正午的阳光将之“锻成灰粉”,也无法抹杀他存在的价值。塞普尔维达知道,芸芸众生中有太多与他有着同样际遇,甚至比他经受过更多伤害的人。这是他的同路人,共同的流亡让他们四散飘零,又将他们紧紧拧成一股绳:无论走到哪里,都掩不住从头到脚、由内而外散发的气味。这是流亡的气味,也是反抗的气味。比如《双子杜亚尔特》里的孪生兄弟。在弟弟被当作游击队员带走多年以后,漂泊异乡的哥哥仍在呼唤弟弟的名字。又或者《斯大林格勒的白色玫瑰》的女技师依娜。二战时期参加苏军女飞行中队,“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与黑色巨兽的斗争”,如今年事已高,只能孤零零地在街头贩卖曾经的回忆。

    同样,身为幸存者的塞普尔维达有一个心愿,想要走遍地图的每一个角落,去认识每一位受难者,为所有被遗忘的可怜之人塑像,讲述他们的一生,传递他们不为人知的故事。在写于1998年的《干杯,加尔维斯老师!》里,他回忆那场改变了他一生的血腥政变。虽然已过去25年,他仍然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惨烈。多年以后回到故乡,有人会到独裁者的坟头狠狠唾弃,更多的人有心无力,只能用余生的力量怀念“被斩断的美梦”。

    显然,怀念与追忆并不属于塞普尔维达,他甚至无意去唾弃。很多时候,他宁可把仇恨深深地埋起来,等待有朝一日从几如焦土的心田萌生一点自由的新芽。他应该感谢皮诺切特,若不是这个横行智利的独裁者,他不会找到属于他的写作。试想若是没有一颗愤怒的心,一路走来又怎会有如此多的奇诡与荒诞。倘若皮诺切特肯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他又怎会攥着这么多有血有肉的故事。或许,暴政并不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反倒是遗忘。毕竟,遗忘最擅长清零,抹去一切,让本应被记住的消失殆尽,进而在时间中化为乌有。塞普尔维达知道,有朝一日他也会面临同样的遗忘,也会被贴上“无名者”的标签,就像那些在抗争中失去年轻生命的朋友一样。

    现实的风推着塞普尔维达走向远方,记忆又带他返回原地。如果说,无名是无名者的标记,那么改变无名的只有写作一条途径。而抗争,说到底,不仅是文人们的专利,也是所有拉美人的义务。

手机看报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