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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之“约”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7月02日        版次:AA17    作者:朱锡庆 陈建利

    朱锡庆(长沙理工大学教授)

    智人的历史1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迄今约1万年。今天谈人间之“约”,思考的时间跨度也要有1万年。这里的“人”是指“个体”,指“芸芸众生”。“约”是指“约定”。“约”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人类起始就不是鲁滨逊的一人世界,而是一个“群”。个体之间因某种勾连,产生了“群”。早年的人群虽然也有某种“秩序”,但是是出于动物本能的。用霍布斯的话讲,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相互残杀。这种“群”和“秩序”严格来说,是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内容。

    动物之间也有“领地”的划分,避免相互残杀,好像摆脱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史前文明期的人类秩序,基本上是基于动物本能的。阅读文明史,会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人间有很多利益“纷争”,出于动物本能的方式去解决,会产生一种恶果:仇恨。积怨成仇后,一定会产生报复,报复后会形成“世仇”,成为人类无法化解的死结。而仇恨是所有恶魔产生的种子。人类在史前期积累的仇恨,到文明产生后还无法化解,甚至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些仇恨,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早期形成的缘由。像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为了耶路撒冷的纷争,是积累了上千年的“世仇”。为争这么一小片地方,死伤无数,迄今都不能化解。人类历史上很多大规模的血腥屠杀,都是因很小的纷争多年累积的仇恨。当今一些极端分子弄出的“人肉炸弹”,这些仇恨都不是某一个时点产生的,追溯上去,渊源久长,是持续累积的结果。

    但人类毕竟不同于其他动物。人间的希望来自于出于动物本能的相互残杀带来的血的教训,为了避免悲剧,产生了人间的“约定”。以致现在人类社会出现了极其复杂和精细的制度体系。最初起源于某几个智者的“约定”,慢慢扩展开来,形成了一套人间制度,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由野蛮进化到文明的转折点。这种“约定”是智人“适者生存”进化之后的“第二种进化”。它形成了一个知识原点,而推动人间之“约”的变化是后续的人与人交往中获得的新的知识积累。知识积累一点,“约”就变化一点,人间制度就变得复杂一点。

    “约定”的性质

    由经验生成的规则,对保护人类福祉极其重要

    人间之“约”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约”的本质。早期的人类认识到不能放任动物本能而相互残杀,应该利用智慧来建立一套区别于智人秩序的时候,“约”就产生了。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它是经验性的。哈耶克后来一直在说,但一直没说明白。他认为人间之约是一套“自发秩序”,但“自发秩序”很容易与动物本能建立的“自然秩序”混淆。

    从有“约”的第一天起,人类就开始拥有了两套截然不同的订约途径。1万年以来都在尝试,未曾中止。一种“约定”采用的办法是推理的,包括宗教。宗教的目的是为化解人类出于动物本能的纷争,来建立相对和谐的秩序。但宗教是推理的,是建构主义的,它试图通过一次性推理推出区别于自然秩序的人间秩序。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依靠人类在交往过程中获得的一点一滴的经验教训。获得一点教训,就改一条约定或加一条约定。也就是通过一个个案例,约定逐条产生,这是“演化”的途径。

    是经验知识的积累在推动制度规则的进化和完善,它不是一次性构建的,而是逐条加上去的。而推动规则累积的知识是人类交往过程的“副产品”,是事先无法预料的。离开了人类交往过程,这些经验知识无从产生。哈耶克把它称为“自发秩序”也是这个原因,但他说不清楚,根源在没能弄清“副产品”的概念。

    减少相互残杀,带给人类福祉的这些“约”本质是经验性的。这就决定了规则的生成机制。1万年的文明史清楚地表明,由经验生成的规则,对保护人类福祉极其重要。而所有构建的东西,由某一个人、某一个组织用一次性推理的方法凭空想象的秩序,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非宗教性的,无一例外,最后都会酿成人间悲剧。尽管宗教的很多条款使人向善,对促进人类和谐、消除戾气是有作用的,但是不能拿来构建人群真实关系。若如此,一定是悲剧。即使是基督教,也造成了中世纪的黑暗。

    人间之约一定是经验性的,是逐渐累积,逐条添加的。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若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就很容易出现“救世主”,去想当然地构建“大体系”,来调整社会中人与人的真实关系。无数案例证明,这是人类悲剧的渊薮。

    “禁忌”的作用

    早期的制度都是“否定性”的,目的在于约束人的动物本能

    人类在文明诞生之前的相互残杀,根源在于本能的放纵。当人类脱离动物本能,用经验教训获得的知识来产生“约定”时,这些约定早期全是“禁忌”,都是不能做的内容。也就是说,早期用来协调人类行为的制度是“否定性”的,目的在于约束人不能像动物般为所欲为。若世上有一个人全无禁忌,可以为所欲为,则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

    人类的自由一定是“有限的”,获得恰恰源于牺牲掉某一部分基于动物本能的“自由”,对本能“设限”。“设限”才能让每一个个体获得“有限自由”,这点在300年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深刻理解。哈耶克把这些人的思想叫“古典的个人主义”。每个个体无一例外地享受“有限自由”的价值所在,人类演化的早期是没有认识到的。而每个个体都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私域,是社会创意源源不断的保证。迄今为止,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这一点的价值看得最透彻、最深刻。现代工业文明的源头不是希腊阿基米德的科学传统,而是这粒种子式的思想。从洛克到斯密再到哈耶克,对此一再论述,不厌其烦。但遗憾的是,讲得都不够通透。美国之前是很重视保护个体私域的,但9·11之后衰退得很厉害,公权对个体私域的侵犯很严重。说明300年前人类认识很深刻的东西,现在退化了。人类1万年的文明史,若真有普适性的思想,也就在此。

    东方对此的认识不够深刻。中国早期的文明史是靠集体治水造就农耕时代的天下独步,国人不大容易看清个体的“有限自由”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意义,或最起码不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那批人深刻。个体私域是很容易受到侵害的,强盗打劫,小偷偷窃,公权践踏等都是。尤其是历史的某些时刻,以神圣的“公平”或“正义”的名义,对私域的侵犯是很严重的。个人主义的真谛就是,哪怕是监狱里面的犯人,其私域不过是缩小了,也没有完全丧失,都应该被保护,不能以任何名义剥夺。

    近代几百年的历史表明,对个体私域的保护,哪个国家做得好,做得彻底,悲剧就少,民众就幸福,经济也相对繁荣。若做得差,一定是悲剧多多。其中最荒谬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以神圣的名义,肆意侵犯个体私域。路易十六是个很有同情心的皇帝,发明了“断头台”,目的是尽快结束生命,减少犯人砍多刀不死的痛苦,但没想到第一个上断头台的是他本人。罗伯斯庇尔以神圣的名义,高呼“法兰西要生,路易十六必须死”。结果罗伯斯庇尔也被以同样的名义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人类要反复研究,我个人认为它比二战时希特勒的大屠杀更恐怖,因为后者之恶人类更易看清,并加以警惕。

    保护个体的小小私域不受侵犯,是维护人间之“约”的一个基本要领,要一再强调。以某些神圣的名义做事,历史证明往往是酿成大悲剧的骗局,一定要保持警惕。美国建国之初的那批精英对此认识是深刻的,《权利法案》写得好,美国坚持了差不多200年,但现在也被侵蚀得很严重了。中国之所以改革开放后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也是与日渐重视个体私域,清楚界定并保护个体的产权有关。中国未来要想维持持续的增长,国民福祉继续改善,对此要比美国人看得更透,坚守得更彻底。中国需要制定一个保护个体私域的法案。不要叫《人权法案》,“人权”两个字含糊不清,现在也被用滥了。可以叫《公民权限法案》,或类似的名称,目的是划分一个范围,规定无论个体、机构还是公权力,以什么神圣名义,都不能侵犯个体的某些私域。

    法条越疏越好

    禁止性的“通则”越多,个体自由订约的空间越小

    人间之约的“禁忌”是一种制度规则,这些规则具有普遍性的约束力,是“通则”。原本是两个人之间的“约定”,第三人看到了约定带来的收益,跟着响应,然后慢慢扩展,就变成了“通则”。现在的法律都是“通则”。“通则”是不署名的,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个机构制定的。人间之“约”的“通则”,无论多大规模的群体,有效的“通则”都是经验性的,由无名氏发明的。

    要明确的一点是,社会上的“通则”不是越多越好。原则上说,是越少越好,越疏越好。因为“通则”都是禁止性的,减少了个体自由选择的范围。个体的自由大一点,选择的余地多一些,社会的进步就会快一点。除非不约束个体间的行为,会对更广大的群体产生危害,才有设立“通则”的必要。

    近代几百年来,人类对此的认真刚好陷入误区。无论是普通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法条越立越密,由第三方写的“通则”越来越多。对比一下同样交易中个体订立的合同,两百年前和今天相比,今天的“通则”增加了很多。像欧美这些标榜法治的国家,法条已经密密麻麻,密不透风,个体自由订约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曾有人讲,中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这是对的。相比欧美,中国个体间自由订约的空间要大得多。

    欧美的衰败已成定局。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高福利,这是投票机制导致的。二是社会被法条密绑,已经丧失了变化的弹性。个体的行为已经差不多被规定了,像美国现在是一个“手册化”的国家,签订合同都要请专业的律师。这样的一个社会,创意从何而来?中国近30多年的经济奇迹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法条很少(当然,不是有意这么做的),留给民间自由缔约的空间很大,所以出现了其他国家见不到的五花八门,又切合实际的合约种类。但现在也在学欧美,法条越写越多,越写越密,这是不好的趋势。若1978年时有现在这么多法条,中国想创造经济奇迹,绝无可能。农民工进城变技工,几乎全民实现了职业转化,若当时就引入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制度这种“通则”,要求必须如此这般,进城农民不可能找到工作。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这点独特的优势,现在有被丢掉的危险。密密麻麻的法条,实际上扼杀了个体创造的空间。它不是在增进而是在缩窄自由,进而扼杀社会的活力和财富的增长。

    第三方通则

    并不比缔约双方更有信息优势的第三方制订通则,是一种低效的僭越

    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的早期阶段,有效的通则都是经验性的,不署名的。有时为了强化阻吓的效果,甚至以神秘的“禁忌”出现。但到了晚近以后,很多通则是通过人间立法产生,不是当事双方的“约定”,而是由“第三方”写出。

    现在法条的泛滥实际上是对第三方制订通则缺乏约束所致。“第三方通则”有没有必要?不能教条化,不是所有的“第三方通则”都没有意义,有些是很有价值的。但诸多案例表明,大部分第三方通则是灾难性的。

    问题是由第三方来制订通则,如何才能做到比当事双方的约定更有效?举例来说,联众的象棋游戏分快棋和慢棋两种。慢棋由对局双方商定每局比赛的时间,超时一方判负。在游戏中碰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对局双方很难就一局比赛的限时达成一致意见。若限时长一些,有经验的游戏者担心,眼看要输的一方故意拖延以至于令人心烦。若限时短一些,又担心自己的行棋速度跟不上。如此一来,双方商定时间,每一方都既要考虑自己的行棋速度,又要考虑在时间上限制对方的无聊行为。然而,彼此陌生、在网上偶然相遇的游戏参与者很难找到这样的时限交集。这是联众游戏网慢棋室门庭冷落的原因。

    快棋与慢棋不同的是,限时的长短并不由对局双方商定,而是由第三方(网站)统一规定,双方限时10分钟,超时一方判负。与慢棋室形成对照,联众游戏网的快棋室门庭若市。一般而言,快棋室的人数为慢棋室的4倍。腾讯象棋游戏中也存在类似现象。为什么由第三方(网站)统一规定的标准化限时条款,比由游戏参与双方一对一议定的限时条款有效率呢?

    根源就在大数据,第三方拥有一种信息优势,联众能根据全部对局记录,知道对局用时的分布。这一信息对比赛时限的把握非常重要,标准化限时条款的有效性正是根源于这种信息优势。必须警告的是,由没有这种优于当事双方信息优势的第三方来制订通则,是一种低效的僭越。

    信息(知识)优势是第三方制订通则的依据。而当下的很多第三方制订的通则,在信息上还不如当事双方,却刚愎自用,肆意妄为。中国近30多年的发展奇迹,各级政府是有功劳的,有一批官员不贪污,也有本领,起早摸黑要做点事,但近年来一个不好的趋势是部分政府主管部门在一些市场领域滥加通则,而这些通则的制订方并不比缔约双方更有信息优势,这是需要警惕的。

    采访整理: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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