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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为何不能启晚清改革之路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3月26日        版次:AA19    作者:刘绪义

    史鉴散照

    ●刘绪义 学者

    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优秀代表的魏源,因一部《海国图志》名垂青史。该书面世后,既不能启晚清改革之路,也不能获洋务派之重视,真的怪国人有眼无珠吗?举个例子,连一生重视读书、手不离书的曾国藩都没有提到过这部书。包括同时的洋务派成员,都对魏源其人很少提及。这是为什么?

    一、《海国图志》成书太草率,有急于成名之嫌。

    魏源自述写这部书是受林则徐的委托,时间约在1841年7月。然而,他从接受嘱托,到出版《海国图志》,前后仅用一年多时间,有50卷,其间还完成了另一部专题性史书著作《圣武记》,不能不令人叹为神速。

    全书虽然是以《四洲志》为基础,但其中征引的历代史志有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有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和一些魏源自己了解到的材料。光是短时间搜集这么多材料尚且是件难事,书中涉及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等等,几乎是部百科全书。然而,从魏源的学历来看,显然又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不可能把这些学科都了解一遍,因此,只能够是从上述书籍资料中直接摘编“引用”。

    书中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等战术原则,只不过是尽人皆知的传统兵法而已。这与魏源书中开篇提出的“以夷攻夷而作,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是一致的,是为打败“夷人”,制服“夷人”,而且主要在技术层面上。因此,看起来非常浩瀚的一部著作,其实是一部资料汇编。魏源如此匆促成书,一是可能正值鸦片战争,急于求功,一种可能是因科举不利、急于成名,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魏源帮助贺长龄主持刊刻《皇朝经世文编》就夹带有“私货”,选入自己的文章多达17篇。

    二、《海国图志》赢得的只是部分传统官僚士大夫的心。

    1852年,全书扩大到100卷。印刻后,受到了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欢迎,1857年5月,时任兵部左侍郎的王茂荫向皇帝建议,“如蒙皇上许有可采,请饬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王侍郎奏议》卷九)可见,王茂荫的目的是要让朝廷官员认识到洋人难以防御,而不是没有办法抵御。但结果没有下文。

    这部旨在开国人眼界且被后人称为有“新思想”的书,为何能引起传统讲究“夷夏大防”的王公贵族和士大夫的兴趣呢?这不奇怪吗?要知道,几十年后,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在出使日记中记载了西方的一些人和事,都招来朝野和其乡人的公然猛烈抨击,最终毁之。

    其实,《海国图志》并没有多少新思想,相反,魏源的思想中充满了大中华主义,如他在书的《原叙》中认为俄罗斯可做“陆战之邻”,美国“劲悍英寇,恪供中原”,可以当做“水战之援”。大清则是“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因此得出一个让大家高兴的结论:清廷完全可以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夷人终将“服我调度”、“范我驰驱”。主张“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错误地认为列强的优势只是在大海,甚至企图以诱敌深入的策略“夺其所长”,都表明他所了解的西洋只是哈哈镜中的西洋。

    这样的出发点,当然能获取传统官僚士大夫之心。相反,洋务派成员都对这部书表达了不屑和批评。

    对西学颇有造诣的洋务派学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批评魏源,说:“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是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人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冯氏直接点出魏源一直以“纵横家”自居,导致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古代,由于他并不懂西方语言和文化,究其实并不通夷情。如果按照魏源的想法,只会“取败而已”。冯桂芬提出,只有进行全面改革,才能做到“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

    有“浙东三杰”之称的维新思想家宋恕对《海国图志》更是毫不客气地表示了不屑:“近人撰外史,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反辱国矣。”

    可见,真正了解西学的人都对《海国图志》持不同甚至批评意见。这就直接导致《海国图志》在国内并不受人重视。

    三、魏源骨子里仍然是传统的。

    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十,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吾新友中,如长塘葛氏阮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盖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之则不应也。”这则罕见的日记中提到魏源是他的“新友”,但据台湾学生书局版《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的手迹来看,当为“亲友”。而此时,魏源已于两年前病逝。

    不管是“亲友”,还是“新友”,他与魏源这位同乡并没有交往的任何记载。就连书信往来都找不到凭据。如果有遗失,不可能恰好遗失一个人的全部信息。

    这则日记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曾国藩说本系湘人的魏源,不惜千里迢迢将祖先之坟改迁到扬州,足见魏源还有想靠风水来改变命运的意思,骨子里那种传统根子和有着新思想的人判若分明。所以,曾国藩言辞中不无讥讽之意,直指魏源有“诈力”。事实上,从魏源的朋友圈来看,大都是传统官僚士大夫。

    曾国藩读过魏源的著作,包括《圣武记》、《道德经注》(《老子本义》)、《书古微》,连魏源主持汇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样的大型丛书他也读过。唯独没有提到《海国图志》。相反,曾国藩提出的“师夷智”与魏源“师夷技”区别很大,两人完全不是一路人。

    对《海国图志》作出高度评价的学者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但这已经是中日战争之后的事了,正是这一战才真正把中国人打醒,回过来才发现《海国图志》。真正触动思想界的并不是这本书。张之洞在《劝学篇》说:“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纸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这一评价是客观的。《海国图志》的命运不能全怪国人有眼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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