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儿童性侵,要加强性教育与法制建设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3月12日        版次:AA19    作者:

    3月2日,由女童保护基金主办的2017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召开,并发布了《“女童保护”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以下为座谈会的报告与代表委员发言摘编。

    性侵作案人6 0 %以上是多次作案

    孙雪梅(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报告》显示,2016年曝光案件数量比2015年有所增多,一共433起,2015年是340起,增长近三成。回顾往年数据,2013年全年251起,2015年340起,一共受害人数778个人,其中超过92%是女童受到受害,也就是770个是女童,剩下是男童,男童遭遇性侵也需要重视,而且法律对男童性侵保护不够。

    今年有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一共曝光的433起案件当中,受害的农村儿童案件首次高于城镇,农村乡镇以下占到7 5 .9 8 %,城市曝光量占25.39%,这个并不代表具体地区发生差距,而是社会关注的程度,2016年对于农村关注更多了。受侵害年龄方面,我们统计受害最小不到2岁,7—14岁中小学生居多,这个年龄段容易成为性侵的目标。

    统计2016年一共曝光的433起案件里头,熟人作案将近70 %,20 14年熟人作案占到87.87%,连续几年发布数据和法院、检察院公布的数据基本相符,都是七八成熟人作案。在熟人里边他们关系是什么呢?有师生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家庭成员,为什么熟人作案这么多?其实已经是共识,因为犯罪嫌疑人可以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受到受害人的信任,再加上地位、地域有优势,容易侵害孩子,不容易被发现。

    在今年433起案件当中,竟然有60%以上是多次作案。这说明一个问题,性侵儿童案件确实很隐蔽,因为一次没有发现就有下一次,也说明这个情况挺严重,如果没有外界干预,性侵犯罪者不会自动终止,犯罪者18—60岁之间性侵儿童最多的,也有14—18岁作案人性侵儿童的。

    呼吁另立或独立儿童性侵罪

    孙晓梅(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保护女童远离性侵,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首先,重点从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个方面构成保护女童的组织。家庭性教育、学校性教育、整个社会性教育都是缺失的。所以我建议学校开设家庭学科,在这课里把防儿童性侵犯内容加进去。这个课里可以讲儿童性教育、儿童法律、儿童的安全、儿童的营养等,这些都包括进来。学校、家庭、社会还有教育部门,要合起来安排一个课,以家庭学科为导向把性教育、法律、安全都搁进去,这样才能够做到防范。还有一个难点是法律,是不是单设一个法制,现在对儿童性犯罪制定、社会救助、社会矫正工作还是空白。我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呼吁,为我们孩子、为孩子健康、为孩子快乐共同努力。

    李一飞(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集宁一中校长):我每年作为女童保护代言人,以人大代表身份,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这个2015年已经废除了。法制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环节,什么样的法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善法产生善文化、恶法产生恶文化,规则最重要。

    另外关于教育问题在哪里?我觉得中国教育最重要的是缺少常识。人类社会更多需要常识,可是现在因为应试教育,只教学生考试的规则,而生活常识恰恰最缺失。所以我在两会多次提过,应该把现有一些课程改成公民常识课,如果有这么一门课程的话,可以把人类社会作为公民生活方方面面,通过这种课程教给学生,让学生从小懂得最基本的做人常识。

    童小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儿童保护的问题实际上都有一个共性,它是违反常伦,如果按照一般人性或者文化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尤其像儿童性侵,也就是制度不完善,或者对人性约束缺失的时候才会出现。那我觉得城乡的这种差异,可能也是约束缺失的重要体现。因为缺乏制度托底,完全靠人们自觉的意识和一般社会秩序,那在农村地区相对来讲,人们对这个方面意识比较弱些。留在农村地区很多都是老弱病残,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全国都在着力重点关爱留守儿童,那么农村地区受害的孩子们跟留守有多大关系?我们关心留守儿童,就是因为他们缺少监护,也就是自然关怀和保护对留守状态是缺失的,如果受害的话这些孩子是高发、高脆弱群体。

    需要通过公益倡导和行动,来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识。现在就像报告里讲的70%以上或者90%左右的家长不会做教育。所以,首先提高意识,这个事情如果不注意,一定有可能发生。第二需要制度建设,需要有法律,我们推动了法律变更,但还有一个往前推进的空间,把“强奸幼女罪”和成人强奸罪分离,因为成人强奸跟儿童表现形式不一样、发现形式不一样、带来危害也绝对不同,为了体现对儿童的关心和整个社会和谐,进一步呼吁另立或独立儿童性侵罪,相对的量刑也更严。第三是教育,让孩子有自我保护、自我防范意识,这个工作比光打击更好。地域差别除了反映普遍问题之外,还反映地域资源和发展不平衡,不管制度建设还是意识开发,未来倾斜农村地区,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把家庭教育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

    宋文珍(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从国家来讲,现在儿童数比十年前降低3000万,占人口比例也在下降,儿童作为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所以这方面需要拿出更多的气力、拿出更多的政策措施推进保护。

    去年11月份召开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李克强总理亲自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当时总理要求把尊重、关爱妇女儿童上升到国家意志,要作为公民的素养,成为社会风尚。这方面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做儿童工作近三十年,我的体会就是在儿童问题上一刻不能等,应该把儿童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真正落实儿童优先原则。

    其实在女童保护上,还是要建立一整套国家儿童保护体系。从教育方面,首先要教育家长,做好亲子教育。其实这些儿童出了问题,责任不能打在儿童身上,应该落在成人肩上,所以亲子教育,应该把家庭教育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当中。因为我国在家庭教育投入很少的,跟学校教育不能比。但家庭教育又非常重要,同时对家庭监护能力给予指导、监督。二是学校教育,教育是对女童保护最重要的办法,很多专家提到把性安全教育纳入课程教育当中,这个问题我始终呼吁。三是与儿童相关的工作人员即“易接触儿童的人”的培训,掌握这个知识,避免犯错误。

    第二个方面涉及女童保护机制,还需要多部门协调的儿童保护机制。儿童保护一定要多方面,涉及公检法教育各个方面,现在要有一支队伍做这个事。国外有儿童保护专员、儿童保护监察办公室,国务院出台留守儿童保护意见,都明确乡、村都有儿童福利监察员。

    第三有安全体系和机构建立起来,比如一个儿童被性侵,有没有专业社工到现场调查、评估?我们需要专业化服务,需要运行机制,建立预防、监测、应急、处置、救助机制。现在就要启动这样的机制,在监测预防方面,比如在社区、在学校、在村里就要筛查高危的孩子,通过什么评估办法筛查出来,一旦发现这些问题要有强制报告机制,最后还有应急机制。

    从法制建设来讲有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体制,包括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警务制度、法庭审理、未成年人检察等,都需要专门的队伍才能把未成年人保护落到实处。

    孙晓梅:还有法律方面要求加强强制报告制度,特别重要的是,对儿童有遭受犯罪的迹象,知情却不报告者要追究法律责任,要设立专门的性侵儿童罪。还有法律层面,完善国家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建立儿童的福利制度。在法律层面,突出保障未成年人隐私权,避免对儿童造成第二次伤害。

    还有社会层面有社会救济和社区矫正,撑起儿童权益保护伞,这个方面主要建立专门的救助机构和组织,目前这方面特别少。及时开展法律援助,怎么对儿童进行法律援助也是专门的知识。还需确立国家补偿制度,对这些孩子身心都受到摧残情况下,国家应该怎么做?要有补偿制度,同时强调矫正方面救助强制治疗制度,如果发现有人是恋童癖就强制接受治疗。

    汤素兰(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我是很支持这种做法的,孩子就像一朵花,刚开始非常软弱,它需要环境保护,接触的人一定要保护其成长。我赞成有这样的前科人在不违法前提下信息公开,至少不能从事容易接触儿童的行业,应该全社会形成共识。

    国家监护机构建设还不完善

    张彦红(全国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妇联组织一直在做,为妇女儿童提供维权服务,因为县一级行政区域三千个,在县一级妇联都开通12388妇女维权热线,当然主要打来的是妇女,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诉会涉及儿童权益。除了热线,还有全国、省、市、到县、乡、村各级妇联都有受理的渠道,如果妇女包括她的孩子权益受到不法的侵害,可以到就近妇联组织寻求帮助和服务。

    对遭受性侵孩子,妇联做的主要工作是,我们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政策的修正完善,比如《刑法修正案九》,得到社会方方面面推动,最后把“嫖宿幼女罪”取消,按强奸论。

    如果一旦不幸遭受性侵,妇联会为妇女儿童提供维权服务,这里包括法律,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咨询,或者符合接受法律服务的条件接受法律服务;还有心理调试方面的服务,妇联也有志愿者、专家,所以有心理疏导的服务。我们其实特别希望在社区,在所生活的环境,包括学校,能尽量避免对孩子的二次伤害,还有案件发生之后怎么回归社区、回归生活环境。在我们国家、在农村有些地方遭受性侵,反而受害人甚至他的家庭都觉得是件很羞耻,当地妇联也会做一些关爱,告诉身边社区邻居,怎么不歧视她,让她更好回归原来生活当中。

    李莹(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律师):在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受害者保护当中,心理救助或社会支持方面,还是有很大的障碍,主要有四个大的障碍:

    第一,法律障碍,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第二,资源障碍,很多老师提到,特别是对未成年人性侵害这方面专业力量很少,即使关注这一块心理方面的支持或者社会支持,专业性不足,而且政府在这一块支持不了。

    第三,孩子和家长自身的障碍。首先在心理辅导方面或者心理治疗方面,应该征求孩子或者家长意见,很多时候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不愿意,很多时候性侵案件长期发生以后才发现,所以家长说我看孩子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不可能体察到孩子遭受伤害。此外很多家长自身需要心理辅导,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自身有这样的障碍。

    第四,社会包括受害者周遭环境偏见,很多人认为这是家丑,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造成他们接受救助方面的压力,甚至有家长一发现孩子有这个问题,要转学、要搬家,这样的举动也会增加孩子压力和羞耻感。我们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排除这些障碍。

    张雪梅(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2014年针对监护人侵犯未成年人行为出台具体的意见,2015年刑法修正案,2016年反家暴法实施,这些政策有很强操作性,我们立法前进、社会意识在提升,相应儿童保护工作者也好、儿童保护部门也好,法律机构也好,加强法律的适用性,法条真正走到了基层对儿童进行保护。

    但法律立法政策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发布实施几年又发现新的问题,针对问题往前推进它。现在摆在眼前,关于监护问题,推动监护制度完善,不仅让孩子能够有监护,而且这个监护不能形同虚设,要获得有效的监护,比如监护变更、监护剥夺、以及安置方面。解决最后监护人的问题,不是最好的结果,还要解决担任监护人长久的机制,剥夺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可能通过亲属寄养等方式,目前国家监护机构建设还不完善,完善过程当中还要意识到加强对儿童保护救助和福利机构的建设,使它能够满足儿童需求,另外就是倡导爱心家庭、爱心社会机构参与解决儿童监护辅导。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整理

手机看报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