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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杀子:民国“黄金十年”的阴影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2月04日        版次:AA19    作者:韩福东

    浮世阅史

    ●韩福东 媒体人

    周金氏的丈夫去世两年了,46岁的她和四子一女相依为命。长子阿魁19岁,幼子阿宝刚刚5岁,唯一的女儿阿毛17岁。一家六口,全靠阿毛做花边度日。这是1930年的春天,绍兴人周金氏一家六口住在上海漕溪路50号门牌的草棚内,隔壁就是牛税局。

    一年前的那个春天,周金氏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将三子祥生过继给了一个陈姓人家抚养。幼子阿宝患有痿痹症,肌肉瘫痪。长子阿魁马上进入弱冠之年,却“事事游荡,不务正业,屡戒不听”,与周金氏常生口角。周金氏为此更加心灰意冷,生起自尽念头。

    三年前,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在南京宣告成立国民政府,由此开启所谓的“黄金十年”序幕。到了“黄金十年”的第三个年头,一党训政体制在政治管控上日渐游刃有余,这年5月爆发中原大战的后果是进一步巩固了蒋的权力。工业部门的增长率维持在8%-9%之间。外交的成就也有目共睹,1930年开始收回英占的威海卫,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亨利·墨菲和古力治这两个美国人受到邀请,以顾问身份参与规划中的“首都计划”———据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它展现了南京冀图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野心。杭州到南昌的铁路,也开始修建,“黄金十年”的铁路交通里程较此前增长了二分之一。

    甚至于就连中国的文化,也在西方掀起惊艳之旅,这多少会被看成是民族勃兴在传统文化上的影射吧———虽然一年前胡适提出全盘西化概念。比较代表性的是梅兰芳登上美国舞台,带动起一股京剧旋风。他第一次登台演出时间是1930年2月16日,在陷入大萧条的美国一炮而红。

    而就在梅兰芳带着虚幻的国粹意象在纽约弦歌高唱的同一天,上海《申报》上,关于周金氏的报道《断炊自缢惨剧,周金氏杀子然后自杀》出街:

    “(周金氏)近则生活更难,断炊已二日矣,乃于前日(十四日)下午六时许,先将幼子阿宝在阁楼上缢死,然后投缳自尽。及伊女阿毛放工回家,见母弟二人双双悬梁高挂,不觉大骇,设法救下,抚之已气绝,遂报告该管六区二分所……(地方法院)验得已死周金氏周阿宝母子二人委系生前自缢身死,着尸属自行备棺收殓云。”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如周金氏这样因生活困顿而引发的杀子自杀事件并非个案。1930年2月,山西赈会发往京平的乞赈电文中,也“列析骸杀子各事实”(《申报》1930年2月18日)。析骸杀子,在这里并非纯然的比喻。山西彼时已遭遇连续多年的灾荒。

    旱灾义赈会江苏视察主任成翊青1935年在一份报告中,汇报了江苏十县的灾情,其中提到:“江浦县全境多山,素来瘠苦,全县五区,第一二两区,滨江尚有薄收,三四五区为山地,四区面积尤大,占全县之半,受灾亦最重,籽粒无收,现已草根充饥,颇有死亡。汤全镇迭出因饥杀子命案,应列为最重灾区。”(《申报》1935年3月6日第10版《旱灾义赈会据报溧阳等十县查赈详纪》)

    类似的“因饥杀子”事件,引发媒体侧目。1935年4月4日,《申报》在一篇评论中将这种现象与国民经济的基本面联系在一起:

    “正如整个局势的走入险境,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被迫上吊’的地步,由农村破产而产业衰退。在此情况下,随着乡里农民杀子自杀、阖门同殉之后,这东方巴黎的上海,也进入这一绝路。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几乎已是‘见惯不惊’。这许多失职失业的人怎么办呢?许多生存机会被剥夺而没有看清这一根源的人,就这样无明地厌世牺牲了!因之,自杀事态的严重,何曾在于个人的‘大解脱’呢?它象征着国民经济的自杀,民族国祚的自杀。”

    很显然,处于饥荒中的农村,杀子后自杀的案例应较城市中为多。但在当时的报道中,他们更多只是代表一种现象而存在,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灯红酒绿的上海滩,则为那个年代留下了更为细节分明的见证。

    周金氏杀子后自杀。她有减轻家庭负担之意,但其死后还需家人筹钱备棺收殓,这对已断炊两日的孩子们,显然也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在这个过程中,隔壁的牛税局仍在拔百姓家养牛身上之毛,但政府似无意向这些陷入绝境的孩子伸出援手。周金氏之死,发生在最为国际化的上海滩,格外具有讽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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