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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总局深圳人大均拟出新规,打假“生意”或不再受保护

职业打假拐点到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1月20日        版次:AA06    作者:李亚坤

    第二落点,第三视角

    双11上千亿规模的网购狂欢背后,一双双特殊的眼睛也在环伺着这场盛宴,围猎属于自己的一份蛋糕。他们,就是职业打假人。

    职业打假人王海曾对南都记者表示,今年双11期间,他的打假团队购假索赔额预计达1000余万元。一些单兵作战的职业打假人也确定了高达几十万的打假索赔目标。

    他们打假的商品从食品、酒水到箱包、奢侈品应有尽有,很多产品并非传统意义的“假冒伪劣”,而是存在诸如商品标签产地标注错误、进口商品未贴中文标签等瑕疵。

    近年来,在消费者维权的觉醒之下,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开始出现。他们知假买假,博取行政执法部门的奖励,获得商家“以一罚十”的赔偿,将打假变成一门庞大的生意。

    但是争议声也日盛,商户们的联合维权频频,最近从国家工商总局到深圳地方人大,也都在试图将该类以牟利为目的的打假与市民日常生活中遭遇假货维权予以区分。职业打假人这一行业,或将面临萎缩。

    职业打假人追求商业利益很难说有什么过错,但不少质疑直指他们在操作手段上触碰法律底线。

    法律容许职业打假人源于,其寄望于职业打假人的出现,能推动市场净化。但近年来对于职业打假人的质疑声不断,一大观点认为职业打假人实际在钻法律空子,对净化市场环境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

    打假风暴

    商户和职业打假人之间的“斗争”,近些年来频频上演。深圳目前记录在案的职业打假人1000多人,而有媒体曾报道称总数或在万人左右

    深圳多家经营酒类产品的商行,正在联合起来对抗职业打假人。他们召开会议内部通报打假人的动向,共同到法院参与庭审相互提醒与支持。

    参与这次联合维权的张林(化名)告诉南都记者,他经营有酒行生意,早于去年他就接到法院传票,对方诉称在其店内购买了两瓶红酒,价值2000多元,指红酒没有合法的中文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对方要求依据食品安全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在退还购物款的同时还要支付10倍赔偿金。张林最终败诉,赔偿了2万多元。随后他开始发现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商家并不在少数。

    南都记者了解到,2016年以来,深圳至少有300 多家烟酒商行因商品中文标签缺失而遭到起诉,并索赔商品价格十倍赔偿金。

    深圳市葡萄酒行业协会秘书长陈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深圳市烟酒行业第一次面临如此大规模的索赔。

    张林告诉南都记者,由于毗邻香港,深圳不少酒行确实会从水客手中,购买一些进口的红酒来进行销售,“这就好比国内的人喜欢买国外的奶粉、洗发水一样。”

    虽有现实背景,但并不合乎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依法应当有说明书的,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不得进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职业打假人正是拿着这一法律的“尚方宝剑”,先是专门购买没有中文标签的酒类产品,随后通过诉讼主张权利。

    深圳是职业打假人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于喜峰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据统计,深圳目前有职业打假人1000多人,这还仅是记录在案的。而有媒体曾报道称,深圳职业打假人总数或在万人左右。

    面对职业打假人的维权,被维权的商户也在试图通过抱团取暖。张林就告诉南都记者,职业打假人行为在他们看来已近敲诈勒索,部分行为甚至是钓鱼式的打假。“他们有的进店来指明要国外的酒,有些商户本身店内没有,还从其他店去拿货再给他,结果也中招。”

    众多商户通过网络进行联系,甚至召开反打假人会议,通报近期职业打假人的动向,提出应对之策。张林提供的部分微信截图显示,一些职业打假人甚至表示可以主动向他们出售其他职业打假人的动向情报。张林和商户们还共同去法院参与庭审,相互支持鼓励,也联合起来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诉求。

    实际上商户们和职业打假人之间的“斗争”,近些年来在深圳频频上演。这背后职业打假人的争议之声也不断。

    变成生意

    最初,职业打假人是带有英雄色彩的。但近些年公益色彩越来越淡薄,商业色彩浓厚,打假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

    最初,职业打假人是带有英雄色彩的。

    以深圳知名的职业打假人陈书伟为例,他在2004年开始从事消费维权,针对的是大型通讯公司,发起的都是公益色彩浓厚的诉讼。以一人之力挑战垄断行业、大型企业,获得一片喝彩之声。

    2009年,在深圳福田法院一宗诉讼败诉后,他曾在上诉理由中写下一个“操”字,被法院处以司法拘留十五天。这一案件备受争议,引发广泛关注,陈书伟也名声大噪。

    2012年,引发广泛关注的徐福记有害添加剂事件,陈书伟也参与其中。陈书伟指出徐福记在一款糖果产品中标识的两种抗氧化剂,属明令禁止添加的。福田法院一审支持了陈书伟一方的诉讼请求。

    这一诉讼引发轩然大波,徐福记也被指在产品中添加有害添加剂。不过事后徐福记提供的相关资料证实,这两种抗氧化剂实际是其他原料本身所含有的,并非人为添加,少量的摄入并不影响人体健康。

    但近些年职业打假人的公益色彩已经越来越淡薄,商业色彩浓厚。

    深圳一家超市经营者近日向南都记者提供与职业打假人之间的微信往来显示,对方在其超市内购买了过期食品,已向工商部门投诉,但同时也可接受私了,双方就私了价格进行商议。

    双方在微信中你来我往,约定一单投诉按照400元的价格私了。在微信付款之后,对方即把购买的过期食品快递返还,同时从工商部门撤诉。这如同是一次生意谈判。

    打假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去年,广东省质监局在一次会议上就反映称,“职业打假人目前也呈现出公司化、集团化的趋势,有明确分工,大批量、有目的制造举报”。

    南都记者在早前对一名职业打假人的调查采访中也曾发现,一名职业打假人的背后有大约20人的团队,他们主要针对商业超市的打假维权,通过“假一赔十”来博取利润,一些大型商超也闻之色变。双方之间甚至时常发生肢体冲突。

    职业打假人追求商业利益很难说有什么过错,但不少质疑直指他们在操作手段上已触碰法律底线。

    江苏就曾有媒体报道,有职业打假人先将食品藏在超市的一角,然后等到过期的时候再翻找出来向工商部门投诉,要求商家进行十倍赔偿。超市在调取监控录像后,才发现这一玄机。

    媒体还披露称,就在2016年5月27日,北京多家超市联合举报遭遇掉包商品敲诈,事件中8名涉嫌“敲诈勒索”人员被朝阳警方带走调查,警方透露这些人的车辆后备厢里,发现存放着大量过期食品,甚至还有棍棒、管制器具。

    深圳有商行老板就告诉南都记者,不少超市的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时间有限,通常是一个月左右,长的能到三个月,但是不少职业打假人往往是五六个月后才开始诉讼,此时他们即便对交易过程有所疑虑,也难以找到证据予以佐证。

    今年5月,多家小型超市与几名职业打假人发生矛盾,超市经营人员怀疑职业打假人带了过期商品进店对正品进行掉包。当地警方介入调查后未能发现证据,警方也指出,商业超市在证据搜集方面较为匮乏,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职业打假人则注意证据搜集,能提供完整的视频录像。

    疲于应付

    由于职业打假人以利益为主导的倾向,容易产生偏执、偏激等非理性行为,除了引发商户的不满之外,也令行政部门疲于应付

    职业打假人一方面通过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博取奖励,对于市场监管部门不予支持或超时未回复的举报,则发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大量司法资源也被用来处理该类问题。

    除了引发商户的不满之外,职业打假人也令行政部门疲于应付。

    这些打假行为占用了大量行政、司法资源,“职业打假人往往一个人大量复制同类型案件。”有专家表示。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曾披露称,2010年,经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受理并转办的“职业举报人”提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含分局直接受理,下同)141件,占申请总量30%;2011年336件,占申请总量76%;2012年1008件,占申请总量97%;2013年2800件,占申请总量99%。

    在复议诉讼方面,2012年由“职业举报人”提起的以该局市局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150宗,占申请总量的92.6%;以市局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152宗,占提起总量的87%;2013年由“职业举报人”提起的以市局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414宗,占申请总量的97%;以市局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338宗,占提起总数的92.1%。2013年该局全系统行政复议总数977宗,行政诉状总数1088宗,合计2065宗,其中90%以上为“职业举报人”提起。

    2014年1至4月,“职业举报人”以市局作为被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193宗,5月至8月25日,提起行政复议432宗,增长123%,其中8月份即提起307宗;2014年1至4月,“职业举报人”以市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300宗,5月至8月25日,提起行政诉讼479宗,增长约60%,其中8月份即提起306宗。

    相应地,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在类似行政诉讼案件中败诉率较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从2013年开始逐年发布的行政审判白皮书都显示,行政败诉案件中,所占比例最多的就是市场监管局。

    法院在分析原因时指出,深圳消费维权兴起,产生了一批职业消费维权人士,他们主要是通过在商场购买标签标识不合格的产品,然后向市场监管局进行举报获得奖励。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有关法官表示,由于这一类案件爆发,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疲于应付,同时又没有相关的处理流程,导致问题频出。

    去年,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中也介绍说,他们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里97%是由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认为相关的行为甚至已经“滋扰行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该名负责人介绍说,由于职业打假人以利益为主导的倾向,及其对法律法规教条的理解,很容易产生偏执、偏激等非理性行为,一些机关的处理结果不能满足其不合理要求时,职业打假人通常采取群体投诉、重复申请、群体复议、对执法人员不断举报等方式,滋扰行政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名副院长在该次会议中也介绍,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为例,70%以上案件是由职业打假人起诉,经常在同一地区针对大型超市、药房的食品或药品主张赔偿,可以说,消费者司法维权的途径更多是由职业维权者在使用。同时,也有个别消费者动辄要求商家“假一赔十”,不乏出现过度维权的情况。

    “良性举报行为对于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有着积极意义,但偏离正常轨道、非理性的举报造成了行政与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至少耗费了该局七成以上的行政力量。”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早于2014年就向媒体披露称。

    一名年轻的基层执法员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从个人意愿来看,他希望能办一些真正的危害食品安全的案件,譬如深挖查处黑窝点,从源头上来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但大量的精力要被用来出力职业打假人的投诉,并没有精力去深挖案件,个人的职业成就感也不高。

    风向转变

    随着职业打假人的争议声日渐增多,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也在进行。职业打假人这一随着法律实施而衍生出来的庞大群体,也或将因法律的调整而萎缩没落

    近期,深圳市法学会、深圳市民商事调解中心等单位专门举行了一次辩论会。正反方的声音也正是目前职业打假人的争议所在。

    一方认为,在职业打假人群体中存在一部分人,为私利损害商家利益、滥用政府行政资源,扰乱秩序。另一方则认为,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商家存在生产不规范、审核不严格、检查不仔细等问题。

    法律容许职业打假人源于,其寄望于职业打假人的出现,能推动市场净化。但是近年来对于职业打假人的质疑声不断,一大观点认为职业打假人实际在钻法律的空子,对净化市场环境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

    如职业打假人较为专注的标签类打假,并非商品本身有什么问题,主要在于标签存在不规范。有商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造成标签不规范原因有很多,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不符合现状,也有法律法规调整过快,市场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

    譬如前述2012年引发过广泛争议的徐福记糖果含有害添加剂事件。这一事件本身极为简单,职业打假人仅仅从徐福记糖果中的标签上发现,其标识的成分中,有两种抗氧化剂为国家禁止添加,遂提起诉讼。

    徐福记在回应中也指出,实际上这两种成分是原料本身带有的,并非人为添加,这也符合法规。该类抗氧化剂少量摄入对身体也没有危害。他们是从严谨的角度将该类抗氧化剂予以标识,没想到也被打假人士盯上。

    这一事件发生后,徐福记强硬表态不会召回产品,但是不少超市却将食品下架。其原因在于职业打假人从超市购买该类产品后,直接向超市索赔,厂商仅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超市为了规避风险,会选择下架产品。

    该类糖果本身价格不高,但是职业打假人成批量购买,同样也可以博取巨额赔偿。企业在产品本身并无问题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标签不规范,既要蒙受声誉受损,更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

    随着争议声日渐增多,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也在进行。国家工商总局几月前公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一条款中就明确,“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意味着如果征求意见稿最终实施,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为将不再受消法保护。

    有职业打假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尽管目前尚在征求意见,但是一些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已将这一征求意见作为重要参考。

    在深圳,今年10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草案修改一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这一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食品安全监督主管部门、消费者协会受理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投诉时,发现投诉人存在超出合理消费或者以索取赔偿、奖励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应当终止调查,并对投诉人进行规劝”。

    如果这一草案得到实施,通过大批量购买产品来博取赔偿的行为也将得不到执法部门的支持,执法部门长期疲于应付该类案件的局面也将得到改变。相应地,职业打假人这一随着法律实施而衍生出来的庞大群体,也将因此而萎缩、没落。

    采写:南都记者 李亚坤

    在职业打假人群体中存在一部分人,为私利损害商家利益、滥用政府行政资源,扰乱秩序。

    PK

    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商家存在生产不规范、审核不严格、检查不仔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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