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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让从严治党日常化经常化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0月26日        版次:AA04    作者:程思炜 娜迪娅

    专访

    十八届六中全会首次专门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将审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份文件。本次全会可能释放什么信号?对当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扮演什么角色?新形势下如何理解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规则?南都记者就此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谈全面从严治党

    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完成党的使命

    南都: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重要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监督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是什么角色?

    郑永年:十八大以来的总体议程被概括为“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使命性的政党。其中第一个全面最重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按照“十三五”的规划,到2020年中国人均G D P将达到12000多美元,才可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提升到高收入社会水平。怎样达到这些目标?深化改革是工具,法治是工具,但我想,最最重要的还是党。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建立法治,深化改革,从而完成党的使命,实现小康社会。

    南都:从党的内部怎样从严治党?关键是什么?

    郑永年:首先要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使命性的政党,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学里讲perform ancebased,意思就是靠业绩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之前一段时间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党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要从严治党。这次六中全会要审议的两个文件,我想也是让从严治党做到日常化、经常化,而不是运动化。治党要讲规矩,这就是新规矩。

    谈党内监督

    把巡视制度化常态化每年抽查

    南都:这次六中全会将审议的另一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一般来说,党内监督可以分为上级对下级,平级对平级,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在实际中较好操作,另两种监督好像弱一些。

    郑永年:监督制度和人事制度是相关的。比如说,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出来的,那可能自下而上的监督就更重要。但如果干部是上级政府任命的,那自上而下的监督更重要。反腐败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在就说由中央来负责,中国的干部是下管一级,现在的反腐败也是下管一级,我觉得这比以前的同级反腐有效。十八大以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确实进步不小,例如巡视等形式,体制也基本形成了,我想这次全会会更加强化这方面的内容。

    南都:你提到巡视的监督形式,这次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可能对巡视的规定做什么修改完善吗?

    郑永年: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可以做,把巡视制度化、常态化。不要出了问题才巡视,不出问题就没有巡视。当然也不是说随时都要巡视,可以做一些设计,比如规定100个组织里每年抽查20个,随机选择巡视。新加坡就有这种制度,对高级公务员说每五年里集中一天跟踪检查,也不告诉你哪一天。但只要五年里有一天可能被检查,你心里就有自我约束。

    谈基层组织

    任何政党最大的威胁是和社会脱节

    南都:有人注意到,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完善党内法规方面连续有很多动作。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治党是永恒的问题。作为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同时又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治党尤其困难。就像一个国家不断出现新的法律一样,党纪也要根据形势来调整。党的制度化建设是长期连续的过程,相信以后十九大、二十大也会不断更新这个系统。

    南都:你去过中国的很多基层地方,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你认为哪些问题是值得高层关注的?

    郑永年:主要是党员的认同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使命性的政党,但慢慢随着世俗化、物质主义的发展,有些基层的党员开始没有认同感,搞不清楚党员和非党员有什么区别了。“四个全面”的战略不能传达到基层的话,就很容易脱节。任何政党最重要的威胁都是和社会脱节。所以共产党也在改革,共青团、群团组织的改革都是往这个方向改。怎么样使得党真正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能够反映社会的现实,而不是官僚化,这是最重要的。现在整个西方也面临政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为什么民粹主义兴起?就是因为执政党脱离社会现实,不了解社会现实,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

    采写:南都记者 程思炜 娜迪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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