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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密蓬国王与战后泰国的政治转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0月23日        版次:AA17    作者:陈建利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10月13日,泰国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病逝。巴育政府宣布举哀一年,全国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30天。如何评价普密蓬国王在泰国历史中的地位?在战后泰国的政治转型中,他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为什么享有如此高的政治权威,深受泰国民众爱戴?泰国战后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普密蓬国王的离世又会对泰国政治产生什么影响?他信派与反他信派未来能否达成政治妥协?就这些问题,南都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周方冶副研究员。

    普密蓬国王的“仲裁者”角色

    南方都市报记者(以下简称“南都”):普密蓬国王病逝,泰国举国哀痛。如何评价他在泰国战后历史中的地位?

    周方冶:普密蓬国王是战后泰国现代化进程的“舵手”,他使得泰国在跨越式发展中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作为王室-保皇派的核心人物,普密蓬国王的作用比较明显。在泰国的历次政权争斗或政权更迭中,若没有普密蓬国王这种“稳定器”或“防火墙”的存在,泰国付出的代价可能要比现在大得多。泰国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初,都出现了政治危机,包括新世纪持续了近10年的政治动荡。新旧政治势力的冲突一旦到爆发边缘,就需要“仲裁者”和“熔断机制”,使得各方能达成某种妥协,继续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普密蓬国王就扮演了这种角色或机制。

    南都:在泰国的政治生活中,为什么军人集团和国王扮演着重要角色?

    周方冶:泰国近代历史上,军人集团数次通过政变上台执政,且执政时期也比较长。泰国的政治也具有典型的东亚“威权政治”特色。

    军人集团为何扮演着这么重要的角色?是因为最先推翻专制君主政权的是军人。在后来的发展中,从二战一直到冷战时期,强势的军人集团政府能够保持泰国的稳定、统一和政策的执行。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等于把发展的时间压缩了,如何协调新旧利益集团的冲突是个难题。若按照西方民主选举“赢家通吃”的规则展开,或者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都可能会带来政治社会秩序的动荡。国王“仲裁者”的作用以及军人集团的强势存在,使得博弈各方不会走到最后以暴力解决分歧的地步。或者说,在这种政治博弈中,没有一方有“翻底牌”的能力。这方面的能力被国王和军人集团联手限制了。泰国战后很多关键的爆发流血冲突的可能性,都是因为这两种力量的存在而被压制。

    但是不是博弈各方都乐于接受这种不翻底牌而折中的方案?随着国王年老体衰,上几年他信派已经不满意了,他们想以民主选票的规则“赢家通吃”。2006年王室-保皇派和军人集团的“熔断”就没能成功,这才有了前年巴育政府的上台执政。

    南都:普密蓬国王扮演“仲裁者”的政治权威来自何处?

    周方冶:1932年民主革命瓦解君主专制以来,泰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已有80年历史。从宪法条文看,泰国奉行“虚君立宪”原则,但与日、英等国的立宪君主不同,普密蓬国王不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且拥有事实上的重要政治权威。

    权威的形成一是政治文化因素。在泰国的传统社会中,“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国王既是“一国之父”,也是所有臣民的最高庇护者,具有至高政治权威。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泰国并未经历颠覆性的社会变革,即使是1932年民主革命,也更像宫廷政变而不是暴力革命。这就使得泰国的政治文化中存留了相当明显的传统家长制和庇护制特征,从而为普密蓬国王的政治权威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实际上,自上世纪60年代在沙立扶持下步入政坛开始,普密蓬国王就通过枢密院系统礼贤下士,数十年间网罗了一大批社会精英,构建了拥有庞大影响力的保皇派阵营。

    二是宗教信仰因素。泰国被誉为“黄袍佛国”,全国九成以上民众信奉佛教,国王作为佛教护法者,拥有尊崇的宗教地位。佛教重视因果报应,国王的政治地位被视为前世修行的善果,得到佛教徒的顺从。婆罗门教虽已式微,但在泰国社会文化中保留着很多重要的基因片段,其中包括国王是神之化身的“神王”观念,从而在神圣血统的宗教意识形态基础上,赋予国王以先验性的政治权威。

    三是历史背景因素。19世纪中后期,泰国之所以能成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拉玛四世的外交斡旋以及拉玛五世的维新变法,这就为泰国立宪君主政治权威提供了民族主义的历史依托。1932年的民主革命中,人民党与拉玛七世达成妥协,从而为王室-保皇派保留了元气,有助于立宪君主政治权威的存续和发展。冷战期间,泰国军政府将王权视为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助力,从而为立宪君主政治权威的复兴提供了契机。

    四是人格魅力因素。普密蓬国王不仅精通多国语言,拥有深厚文学造诣,通晓音律绘画,酷爱体育运动,擅长创造发明,而且勤奋克己,长期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数十年如一日地深入贫困农村和边远山区推动扶贫开发工作,从而被民众亲切地誉为“农业国王”。普密蓬国王的卓越才能与道德品行,使其拥有了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从而为“感召型”权威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

    战后政治转型的四个阶段

    南都:战后泰国的政治转型和经济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周方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50年代末,陆军司令沙立先后两次发动政变,依托武力接管国家权柄,并在摒弃原有的“准权威体制-国营工业化道路”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革。

    在政治体制方面,沙立政府否定了1932年民主革命后效仿西方的宪政民主体制,开始推行军人威权体制,军人集团独揽军政大权,并通过议员全部由任命产生的议会,把持了国家立法权。从成效上看,得益于“军人威权体制-民营化进口替代道路”的有序互动,泰国经济60年代飞速发展,GDP年均增长高达8.4%。

    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三年“民主试验”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冲突后,军人集团再次通过政变掌权,并在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形态的发展模式。

    当时军人集团并未回归到60年代的威权体制,而是在“民主试验”取得教训的基础上,构建了国王领导下各派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半民主体制”。一方面,军人把持了行政权,并通过1978年的宪法掌握了立法权。但国会并没有被军人控制,70年代末,地方豪强通过贿选而成为国会的主导力量。

    在经济上,军人政府为克服之前“进口替代”带来的弊端,在1972年提出了“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在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同时,推动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依据外贸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从1970年到1980年,泰国出口总额年均增幅高达24.6%,为泰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初。军人集团被迫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在城市中产阶级的推动下,泰国开始效仿西方,试图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在政治体制上,全面西化的“选举民主”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知识精英为泰国社会提供的唯一解决方案。

    1992年,城市中产阶级大规模走上街头,迫使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增补规定“内阁总理必须是选举产生的众议院议员”,从而剥离了军人集团的行政权。但随着军人总理退出政治舞台,泰国曾经秩序井然的行政管理体制很快就被地方豪强主导的中小政党政争搞到混乱无序。从1992年到2001年,泰国相继更迭了四任总理,严重影响了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执行力。

    同时,在经济政策上,开始根据西方经验实行“全面自由化道路”。但1997年金融危机的残酷现实否定了这一道路,并深刻影响了21世纪初泰国的发展道路选择。

    南都:第四个阶段呢?

    周方冶:由于90年代的“选举民主-全面自由化”架构未能通过本土性检验,在新世纪之后,泰国进行了新一轮发展模式的尝试。但在经历近10年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后,到现在也没形成新的稳定的发展模式。

    政治上,从1997年的宪法设计来看,城市中产阶级的期望是在独立机构监督下形成两大政党制衡的政治格局,既能保持城市中产阶级相对军人集团、王室-保皇派、传统产业集团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选票优势,也能利用宪法监督机构,通过反腐败反贿选对执政的地方豪强集团形成有效制约,从而切实保证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话语权。但随着以他信为代表的新资本集团的强势崛起“有监督的选举民主体制”没能取得预期成效。

    作为资本雄厚的新兴政治力量,他信派系一方面在北部和东北部农村地区建立基层组织,对长期以来作为“沉默大多数”的农民群体进行有效组织和动员,迎合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从而在短期内搭建起有效的新资本集团的“资金”与农民群体的“选票”联盟。得益于占选民总数近七成的农村选民支持,他信派在2001年的首次大选中就拥有了压倒性优势,并在2005年的大选后建立了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

    2006年政变后,反他信阵营开始有意识回归传统,强调尊重少数派的“政治协商”,而非“赢家通吃”的民主选举。但面对他信派选票占有绝对优势的联盟,反他信阵营根本无力应对,2007年和2011年的大选,他信的密友沙玛、妹夫颂猜、幺妹英拉相继出任总理。直至2014年以巴育为代表的军人集团再次发动政变上台。

    经济上的分歧则集中在普密蓬国王倡导的“充足经济道路”和他信派推行的“他信经济道路”。前者重视自力更生、规避全球化风险、提倡渐进式改革、强调通过精神文明建设缓和社会矛盾。后者则重视对外开放,积极应对全球化机遇和挑战,提倡“草根经济”,保证中下层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缩小贫富差距。

    泰国未来隐忧重重

    南都:普密蓬国王的离开,等于泰国失去了一个“稳定器”和“缓冲器”,这会对未来的泰国政治产生什么影响?

    周方冶:随着普密蓬国王的离世,泰国的这一“熔断机制”肯定是消失了。无人能替代普密蓬国王至高无上的“仲裁者”角色和地位。本月15日,巴育政府宣布由枢密院主席炳就任摄政王。炳是国王的心腹,长期执掌枢密院,是国王与各方沟通的中枢。这一任命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政治稳定,但炳年事已高,填补不了也替代不了普密蓬国王的角色。

    原来的体制下,国王是“熔断机制”的主导者,军人集团是执行者。现在军人集团能不能主导,通过对参议院的控制达到既做“熔断”又做棋手的角色?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就大了。军人集团作为一个团体,要像普密蓬国王作为一个人一样做到中立是很难的。而连普密蓬国王在世时作为“熔断机制”,他信派力量都可以反复合闸反复跳闸,何况现在按照选票逻辑,他信派可以做到“赢家通吃”了。

    巴育政府不可能无休止拖延“还政于民”的时间表。若未来泰国政坛依然无法达成新的政治共识与协商体制,就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红黄冲突,且不会再有“熔断机制”为秩序稳定提供保障了。

    南都:这也是舆论分析中普遍担心的问题。

    周方冶:巴育政府执政以来,通过新宪法草案的两次讨论拟定,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泰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发展共识,并为新一轮的政治协商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军方能否在新宪法下替代成新的“熔断机制”,且保持利益的中立,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泰国政治体制的重新安排了。

    南都:如果按照现有的选举规则来,他信派一定会再次执政。巴育政府能否通过修改某些规则,使得各方利益达成某种平衡?

    周方冶:关键是对泰国的未来发展,各方能不能达成一个有共识的方案。现在看,可能性很小。中长期来看,如果不考虑外部因素影响,泰国政治发展前景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信派在中下层民众支持下,在后普密蓬国王时代强行推动改革,以牺牲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式完成泰国的社会经济转型,进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二是他信派在各派政治力量的联手压制下被“再平衡”,被迫走上保守性的改良道路,新农民群体再次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从而引发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得泰国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冲突中陷入发展困局。

    因此对泰国而言,积极开展对外合作,特别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引入外部动力和资源,通过国内资源整合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从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才有可能跳出现在的政治困局,实现社会经济的再次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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