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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的功能变迁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0月02日        版次:AA19    作者:沈玮玮

    法治小史

    ●沈玮玮(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正所谓“恩威并施”,历代君王都青睐刑罚和恩赦,以恩赦为核心的统治方式,被称为“恩赦政治”。古代中国的赦,包括大赦1200多次,加上曲赦、别赦、减等、赎罪、德音等各种恩赦,总数不少于2000次。赦的功能正如荀悦所言包括五种:“一曰原心,心可矜也;二曰明德,德可释也;三曰劝功,功可准也;四曰褒化,化所关也;五曰权计,权时之宜,非常典也。”

    《尚书·舜典》记载“眚灾肆赦”,即过失行为应缓纵而释放。《周礼·秋官·司刺》也载“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最初的赦只是针对族内的个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兹无赦。”且只是减等刑,而非免刑。之后,赦开始针对过失犯或无责任能力之人,或是针对疑狱的从轻处理。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开始尝试集中释放囚犯。秦本法家之政,“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久者不赦。”近15年才赦1次,因法家认为,“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西汉正式确立了广泛而全面的赦免制度,标志着“专制皇权”和“赦宥思想”的成熟。赦总以隆重的仪式出场:“赦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于宫城门外之右,勒集囚徒于阙前,过鼓千声,宣制放其赦书,颁诸州,用绢写行天下。”

    乱世之赦比较普遍,治世反倒较少。如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以及三国魏晋南北朝之际,滥赦频繁。隋唐以后,律令对赦的规范已相当严密,内容涵盖赦生效的时间、范围、不当得赦者、赦前断罪不当的补救等。赦不只有赦宥罪犯之效果,赦文中还包括了官员的赐爵以及对民间债务的免除,兼具赦罪和恩赐的双重意义。武则天《改元光宅诏》的颁布标志着赦的内容开始向国家重大制度变革延伸。安史之乱后,赦因其颁布的范围广、时效快,成为朝廷推行政令的重要手段,申禁处分的内容渐多,于是,赦更像是朝廷“总的政策说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具有“全面行政”的意义。

    北宋末年以后,因财政困难,州县违法征收猖獗。赦书中开始出现一些约束赋税征收的条文,称为约束赦文,更加明确细致,同申禁明显不同。赦文由单个诏敕便可以发布的许多独立性条款组成,借助三年一次的大礼赦发布,颇有“立法制,行禁令”的味道,取代了本由敕这一主要法律形式承担的发布政令的功能。

    元明之际十分谨慎,平均5年多1次大赦。赦减免刑罚的功能已被会审、热审、朝审等司法制度取代。《大明律·名例律》首次出现“常赦所不原”条,更是限制了赦的适用。广泛适用赎刑,也使得明代本通过赦可以部分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诸如监狱拥堵、刑罚残酷、执行笞杖刑的成本大增等。清承明制,奉行少赦,习惯对在押罪犯均减刑一等的做法,赦频低至平均14年多才1次。

    自汉代始,赦必有因,包括立后、立储、加服、庆满月生、祀明堂等政治性赦因,和改元、上尊号以及有事南郊等政策性赦因。唐代从最初诸多的政治性赦因到逐渐固定于较少的政策性赦因,与中唐之后赦文内容的变化相辅相成。政治性赦因往往具有规律性,容易被利用,汉代已有“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唐律疏议》也有“知有赦而故犯罪”和“改赦前不当之断罪”,这也是唐代赦因变化的原因。明代恰好相反,政策性赦因几乎没有,只有登基和立储(或生皇太子)才能大赦,要求极严,这与明代建立起了诸多的替代性制度有关。

    赦从最先皇帝的宅心仁厚逐步过渡到兼具免罪、恩惠和行政的多重功能,而且逐渐被其他更具有可控性的制度创新所取代,变得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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