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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历史维度中的广东区域经济差距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9月04日        版次:AA18    作者:陈鸿宇 邹卫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做客南都公众论坛,谈岭南经济空间的千年故事。南都记者 邹卫 摄

    □陈鸿宇 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教授

    “高铁进城、南沙加冕”,这是广州城市规划的两个新动向。8月5日,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上,南沙首次被赋予“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定位,广州市乃至广东省的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将受到深刻影响。广东区域经济现状有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从历史的维度看待当前的一系列动向?南都公众论坛邀请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广东省委党校陈鸿宇教授,从两千多年岭南经济发展史分析当前广东区域经济差距的由来、走势、现状,以及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岭南两千多年历史中,广州曾是二线、三线城市,后来慢慢变成一线城市。广东今天为什么会有核心区、次核心区、边缘区?珠三角比粤东西北发达,差距怎么来的?广东各经济地带间经济差异的产生,可追溯到秦汉以前。

    人口迁移催生区域经济差距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迁移是强化劳动的有效手段。”整部人类的发展史、岭南的开发史、广东和广州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移民到广东来,广东就能发展。从秦汉年间到宋元年间,每一次移民大潮都给岭南经济带来大发展。19世纪中叶之后潮州人、客家人下南洋、恩平人被“卖猪仔”,那是广东经济社会动荡的年代。1979年之后,新一轮移民大潮席卷珠三角,广东一跃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珠三角的工业化、城市化也迅猛发展起来,当然广东内部的区域差距也随之不断扩大。因此,人口的迁移以及与其对应的产业集聚,可以作为观察广东区域差距的由来和走势的“窗口”。

    人口迁移和区域经济差距存在因果关系,没有区域差距,就没有迁移,而人口迁移又会倒过来影响区域差距的走势。先秦时广东因五岭阻隔,人烟稀少,山泽四布,地理因素加上落后的社会制度与耕作方式,开发水平相当低,散居于各地的百越族各部落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尚不明显。后来秦军进入,创造了广东经济第一次起飞的条件:一是交通方面,秦军在平定南越的持久战争中,历时数年在漓江上游修建了人工运河“灵渠”,第一次沟通了长江水系和西江水系,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内广东通往中原的最佳通道。二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确立,使岭南产品和人口等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被逐步消除。三是南下秦军及其家属、后代大都留在南海等郡,秦始皇还以“谪戍移民”的名义,向岭南移民十余万,“与越杂处”。这些“中县人”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科技及其他要素。四是秦军将领在南海郡治先后修筑了“任嚣城”、“赵佗城”和一些县城,建立起广东最早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五是秦军将领及后来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均较好地协调了民族关系,采取了一些鼓励民族融合的政策措施。通俗地说,这一期间广东的交通开始建设了,行政建置和区域中心出现了,政策又比较得力,人口就不断迁移进来。番禺周边的一些土地被垦殖种植稻、黍,广东也因而产生了最早的区域经济差距。

    广东区域核心区的形成与转移

    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代,确定行政区划时已经考虑到该空间区域内经济实力大小(如赋税额)、交通便捷情况(这是当时行政控制力的基础)等。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如果太差,就不能维持和供养相应的行政机构。与中原相比,秦初南海郡仅置番禺、四会、傅罗、龙川等数县,“地广人稀”是不争的事实,既没必要多管,多管也管不起。

    秦代广东的核心区是番禺,汉代时,番禺作为南海郡的“手工业中心”,制陶业、铸铜业、造船业已有一定规模。处于分工优势和交通优势地位的番禺、广信、徐闻及其邻近地带,即珠江三角洲北缘、西江下游、北部湾近海地带,其发展水平也相对高于广东省的其他地带。相对先秦时期岭南经济的“混沌状态”而言,这一时期是广东经济差距开始形成的阶段。

    六朝时期,中原、江南战乱不断,广东远离政治中心,社会相对稳定,吸引北人大规模南徙,这是广东历史上第二次中原人民迁入高潮,珠江流域地方建置达8郡25县之多,大部分在西江和谭江流域下游。原来的粤中、粤西领先于粤东、粤北的格局,六朝时期继续维持,直到唐朝中叶时开始发生变化,次核心区从西江流域逐步转移到粤北。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新开了连接赣江和北江的大庾岭通道,这是继灵渠之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连通的最主要通道。大庾岭通道的开辟,极大地方便了中原人民南迁广东,天宝年间(742年之后),广州有居民42235户,而粤北连州和韶州则分别有32210户和31000户,分居二、三位,人口不单远高于粤东,也超过了粤西地区。唐代广东境内已置25州、96县,新置州县主要在粤北地区。

    两宋期间广东前后出现了三轮大规模人口迁入浪潮。北宋前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经大庾岭通道和粤东海道进入广东的浪潮,这一时期粤东与粤北的人口增长呈比翼齐飞趋势。北宋末年直至南宋初年,出现了内地人口大量迁入广东的第二个浪潮。南宋末年数以十万计的南宋军民落籍广东沿海各州,从而形成两宋时期广东人口增长的第三个浪潮。与以前的人口迁入不同的是,南宋年间南迁广东的人口主要来自江南地带,大量熟悉水田耕作技能、适应较成熟规范的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农业人口、大量熟练的手工工匠、大量谙熟商品流通技能的江浙闽商人以及具有较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士族和士大夫阶层进入广东,使广东的人口不单在量上迅速增加,而且在质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两宋时期大量人口涌入广东,客观上就要求“辟地以种食”;珠江三角洲、粤东的韩江三角洲大片冲积平原的开发,荒滩的垦殖、堤围的建筑,恰恰需要大批熟练的农业劳动力。随着各种生产技术的改进,水利设施的建设,垦殖者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之后土地私有制的完善,沿海地带农业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于北部山区地带;剩余产品的不断积累,又进一步导致工商业向沿海地带集聚,使沿海地带成为除了传统商路之外的新“经济增长点”。此时广东粤东和粤西、粤北发展差距有所缩小,区域布局出现了短暂的均衡状态。

    农业社会中人口分布均衡化的过程,也就是农业生产布局均衡化的过程。明朝初年,由于南迁人口增加很快,人口与粮食的矛盾,引起了人口在广东境内的二次迁移。粤北交通干线沿线城镇原滞留较多的南迁人口,逐渐向荒地较多而人烟稀少的丘陵地带迁移,耕地相对有限的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地区过剩人口,也逐渐向两侧沿海台地和边缘滩涂迁移。明清两代广东兴起了一轮又一轮开荒和围垦热潮。

    清代康乾年间,家庭式的手工业(尽管也与市场相连接)已渐渐不能适应国内与国外的需求,建立在劳动分工和雇工劳动基础上的手工工场慢慢地成长起来,并且按地域逐渐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与国内外更广阔市场相连的陶瓷业、纺织业、制糖业、矿冶业、铸铁业、茶叶加工业。广东城市、中心城镇和农村墟市以及商品流通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着广东的农业与手工业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自秦朝初年至1840年二千余年间,广东一直存在着“核心区———次核心区———边缘地带”三个经济发展梯次。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直居于广东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位置;以广州为圆心,广东的次核心区则按顺时针方向由西向东推移;秦汉时期是粤西;隋唐以后是粤北;南宋、元、明、清则是粤东沿海地带。广东区域经济的“边缘地带”也随着“次边缘区”的推移而不断变化。

    产业结构影响区域经济差距

    即使在成熟的农业社会,手工业及商业也主要是依托于农业而存在的,农业内部分工的每一次深化,都会促使手工业和商业作出内部结构及外部空间布局的调整。如上所析,导致广东区域格局变化和次核心区顺时针摆动的因素,秦汉六朝时期主要是人口、区位、交通、政治等;隋唐宋元时期主要是人口、商路、粮食、土地等;明清两代则是经济作物、手工业、城市圩镇、商业外贸。

    正是明清两代出于对更高的农业剩余产品率的追求,广东的空间经济分工不断强化:手工业与规模较大的商业活动集中于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带和粤东沿海地带,经济作物种植业基本集中于沿海的丘陵、台地,杂粮种植业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规模较小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则集中于各商路沿线的中心城镇。在广东这样一个成熟的农耕社会中,已经孕育着使产业结构离开农业“母体”,资源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和市场重新配置的强烈冲动。

    1840年以后,广东区域经济核心区和边缘区布局被进一步强化,第一个原因是近代资本的进入,西方资本、民族资本和官营资本成为广东区域发展的新主体。由于近代资本愿意进入的产业和地域,必然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投资的边际收益较高的领域,广东的产业结构逐步走向外向化和工业化。先是发展日用消费品工业以及与外贸相关的修船业等;进而发展军火、铁路、机器工业等;再次发展轻工业、建材、交通等产业。这三次近代工业浪潮都发生在珠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第二个原因是在近代资本的驱动下,广东沿海地带近代城市和一批新城镇的兴起,一些新的增长极替代了原来的增长极,如香港对澳门的替代、汕头对潮州的替代等。

    然而,相比起广东整个区域来说,建立在沿海城市、城镇的近代工业、能源、交通设施,与当时周边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活几乎是隔绝的,广东内地、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经济活动,仍保留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新的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也没能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广东的边缘区与沿海地带的经济差距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畸形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布局进一步被强化。

    1949年-1978年期间,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均衡发展战略”的主导之下,在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地区优势的基础上,注意开发山区和落后地区资源,经济落后地区建起一批现代工业,粤北地区成为加快建设的重点地区,广东经济空间格局呈现出相对均衡化趋向,初步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但这一期间各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物价水平长期稳定,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区域差异。1978年广州、佛山、东莞等“高收入地区”与汕尾、清远、梅州、河源、阳江等低收入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也不过220元左右。这是因为1978年以前广东各经济地带,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还未真正开始,农业在各区域的产业结构中仍占据主要地位,即便珠江三角洲地区也不例外。

    广东区域经济差距短板亟待补齐

    1979年以后,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向沿海地带倾斜的“梯度推移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广东各区域经济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区域经济的差异也在长期历史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因各区域的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区际分工及改革开放后的政策体制环境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15年,珠三角地区以全省30 %的土地,聚集了50%以上的常住人口,产生了近80%的G D P、85%的地方财政收入,全省21个地级市有12个地级市人均G D 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肇庆之外其余11个市均在粤东、西、北地区,原先的“三层次”空间格局演变成为珠三角和粤东西北为两端的“哑铃”形格局。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狭小,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关系扭曲,影响经济运行效率,也影响发达地区的稳定发展。

    因此,振兴粤东西北的“三大抓手”还要继续推进。在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要把建设粤东西北高效畅通的交通网络作为首要任务。一方面,空港、港口、城轨、高速等交通方式要实现对接联通,形成区域性的交通枢纽;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县道和乡道的等级。在产业园区建设上,正是近代以来先进生产力被集中配置于珠三角,粤东西北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长期落后,才导致“哑铃形”空间格局的出现。要把先进的生产力引到粤东西北去,就要改变“欠发达地区只能发展低端产业”的认识,鼓励珠三角企业把总部、研发等“母体”留在珠三角地区,把生产环节、配套设施延伸至粤东西北的产业园区。在加快城区扩容提质方面,城区的扩容只是形式,提质才是最重要的,要着力提升城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城市化质量、民生保障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和辐射带动周边城乡的质量。

    整理: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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