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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吕刑的司法要义:古今中西之同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3月27日        版次:AA18    作者:沈玮玮

    法治小史

    ●沈玮玮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自西周昭王起,王道微缺,至周穆王时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穆王遂命司寇(主管司法的官员)吕侯(又称甫侯)“度时作刑”,也算是变法,定名为“吕刑”。因吕侯又称甫侯,故《史记·周本纪》又称之为“甫刑”。“吕刑”原本已佚,今文《尚书》载有吕刑篇。通观《吕刑》,内容均简略至极,但重点明确,大致上包含了以赎刑为主的刑罚以及一般的司法裁决原则和方法等两大部分。

    赎刑实际上重构了西周穆王时期的刑罚体系。一般认为是周王室为补救财政空虚,缓和社会矛盾而作。吕侯将夏商赎刑旧规增减取舍,确立以往墨、劓、剕、宫以至大辟五种刑罚,凡属疑罪,皆可以铜赎罪。按照罪刑轻重,赎金数量自“百锾”(锾,西周重量单位)至“千锾”不等:“墨辟疑赦,其罚百鍰……劓辟疑赦,其罪惟倍……剕辟疑赦,其罚倍差……大辟疑赦,其罚千鍰,阅实其罪。”赎罪实际上属于行刑阶段,与定罪和量刑均无关。因此,为了认真处理疑难案件中恰当的适用赎刑,以示西周“明德慎罚”的治国理政之策,吕刑接下来重点规范了司法裁决的方法和原则。

    为了彻底贯彻慎罚,吕刑全篇的基调便是强调“明于刑之中”的目的。“中”有公平、准确、宽和之意。具体而言,司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应当按照“上下比罪,无僣乱辞,勿用不行”的定罪原则,“比”即类比,类推之意,按照“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作为比罪的具体适用规则。大概意思是,如果未规定具体的刑罚,可比较对照上下轻重条文审慎量刑;不能用刑与讼词不相应,也不得使用已废止的法条,颇有罪刑相适应的意思。适用上刑,如果导致罪重情轻,应当减一等服下刑;适用下刑,如果导致罪轻情重,应当加一等服上刑;用刑理应按情节轻重,权衡妥当。可以说汉代的“取比类以决之”,唐律出入罪之原则和援例类推断罪,都发端于此。这是吕刑中确立的具体司法定罪操作准则,旨在保障罪刑相当,类比得当。

    而判决是否合适还应结合社会公共政策来判断,即“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世轻世重”的刑罚原则出现在公元前1l世纪左右,相当于当代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西周推行的封邦建国体制中,大小1800余个封国采取不同轻重的刑罚政策,是很自然的事情。《周礼·秋官·大司寇》关于“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的“三典”原则已在周初得到了贯彻,此后沿袭不断。在刑罚的适用过程中,司法官员或依法典即“惟齐”而裁决,或酌情轻重即“非齐”来定案,但总体原则要分清主次,掌握关键,即“有伦有要”。

    总体而言,吕刑的内容可以看成两部分,前部分重点讲刑罚的可赎性操作,后部分重点强调司法审判如何做到公正执中的方法。二者均按照德行的标准进行操作,以体现“明德”之本,“慎罚”之意。不过,即便是赎刑部分,也可以被视为通过恰当公正的司法保证疑难案件中赎刑的恰当公正。这样,吕刑全篇都可被视为司法操作的基本原则。

    如何真正实现这一目的呢?吕刑在司法艺术上依然从“明德”出发,最后强调了对司法官审判品德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曾有言,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吕刑对司法官员德性和能力的要求也围绕着善良和公正这两方面展开。司法官的公正来自于“非佞折狱”,即不能靠歪曲谄媚来审判,善良来自于“惟良折狱”,两者结合才能实现司法正义。吕刑还更进一步揭示了司法官员善良公正品行的培养需来自于“哀敬折狱”,审判定当常存哀悯敬畏之心,唯有秉持对当事人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此为“哀”),和敬畏法律(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法和因果报应,此谓“敬”)的心境,才能认真和充分听取诉讼双方(两造)的陈述,不会以私意和喜怒偏向任何一方,此即“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在“哀敬折狱”的过程中应当审慎察断,时刻注意克制的美德,“惟察惟法,其审克之”,最后要达到的效果便是“狱成而孚,输而孚”,“孚”通“服”,即判决作出后当事人要都信服。

    由此可见,吕刑在论述司法过程和效果的过程中,先从具体审判操作入手,再进入审判原则,最后落脚在司法品格,由具体到抽象,始终以“明德”为中心,充分阐释了“明德”对于“慎罚”的终极意义。不仅如此,“明德”与“慎罚”高度合一,也是善良与公正的合一,中西对司法要义的阐释在此高度契合了,这就是吕刑向今人所揭示的传统司法本色追求,古代如此,现在依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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