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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与优势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01月10日        版次:AA20    作者:王秀宁 黄少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做客南都公众论坛,谈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的出路。南都记者 邹卫 摄

    黄少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上海汇智经济学与管理学发展基金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World De-velopment》、《China &World Econ-omy》、《金融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刊物,出版著作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效率与地方政府财政风险》、《供应链金融》和《经济转轨中的合同执行》。

    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为提升中国的长期增长能力。为什么说中国的后发优势尚未用完,高校扩招与人力资源质量方面的问题是什么,供给侧改革、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又带来了什么问题?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南都公众论坛特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副教授开讲。

    “三大红利”与“一大优势”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偏乐观,我并不认为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幅下滑。当然,这是有条件的乐观。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拥有4个正面因素,可以总结为“三个红利、一个优势”。

    “三个红利”,一是结构(存量)红利,包括所有制结构、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结构、不同产业的资本结构,由于存在结构性资本误配,纠正这些误配就能够产生收益,我讲的结构是存量概念。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一直在改变,今天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市结构,跟过去十年,甚至五年前都很不一样,但这里不讨论这个。

    二是信息化红利,这跟当下另外一个更加流行的名词“互联网+”有点关系,或者说“+互联网”,或者说移动互联网。总之,跟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开发和利用有关系。

    三是高等教育红利。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每年新增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数迅速增加,随之带来怎么配置这些人才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对大学生这一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是不高的。从一个指标可以看出来,这些新增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都不高,拿不到高工资,说明他们对经济增长应有的贡献没有发挥出来。

    “一个优势”是指后发优势,即落后国家相比先进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而不需要自己再去做研发了,拿过来就可以。林毅夫特别强调后发优势在中国过去发展中的作用,十年前,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与林毅夫有一场著名辩论,杨小凯说不要光看后发优势,还要看后发劣势,发达国家有先进的技术,还有先进的制度,你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但是学不来人家的制度,如果你学不来人家的制度,后发劣势很可能就会严重束缚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这个争论没有定论。我们一方面要努力尽可能改变后发劣势,同时也要继续利用好后发优势。

    国企改革是实现红利的前提

    三个红利、一个优势,是否天然就能够实现?显然不是。比如说存量结构的调整,如果没有制度的改进,不能克服杨小凯所讲的后发劣势,存量调整就不可能完成。现在国有企业效率这么低,能够将国有企业的资本从它的手里转移到民营企业手里吗?那些资本利用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家们能动用这些资源吗?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不能并购国有企业的话,这些红利就会变成一个泡影。

    经济学家朱晓冬的研究表明,国有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很长时间里都在10%以下,但是非国有部门,从1978年以后迅速上升到接近60%,然后长期稳定在55%,是国有部门的5倍多,换句话说,一块钱的资本放在国有企业里从事生产赚1毛钱,非国有企业就能赚5毛5,如果资本从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不需要增加任何新的投资,只要将资本配置的所有制结构做调整,就能够让中国经济有一块新增产出。这个结构红利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加快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必须让民营企业在经济生活当中有更大话语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个结构红利就没有办法实现。

    城市化重点是实现规模经济

    另一个结构性红利来源于城市结构不合理。虽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4%,但是效率并不高,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中国有太多城市达不到规模经济。城市为什么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为什么甚至可以说,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发动机?因为在城市里,更多的人口集聚能够带来新的思想、新的技术和新的创意,而且城市有规模经济、有范围经济,城市有那么多服务业能够帮助工业企业更好地生产,降低它们的交易成本、生产成本。

    城市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城市化也要实现规模经济。100个小城市变成10个大城市,经济效率上是不一样的,前者达不到后者那么好的经济增长效果。根据美国经济学家J·弗农·亨德森(20 0 6)的估计,中国70%多的城市没有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其中56%的城市低于95%的可置信区间规模经济要求的下限,与此同时,中国又有少部分城市已经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教育、金融、商贸、娱乐生活等等,这些方面要降低成本都需要这个城市拥有足够规模。

    城市化下一步其实要让更多人进入到大城市。我同意亨德森的看法,中国要发展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不是100万以下的小城镇,因为达不到规模经济,实现不了经济效率。那么,下一步我们的城市化政策应该有所调整,要鼓励人们往规模在500万到1000万的城市迁移。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收获高等教育红利

    现在全社会每年新增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者为700万,是20年前的10倍还要多。大学生多了,就会产生很不一样的经济结果。2003年扩招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根据李实等人的研究,大学扩招以后劳动力市场上新毕业生的失业率提高了,这个提高一方面和大学生招多了平均能力下降有关,另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供给量大了,而企业的需求量短时间并没有增加。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大学生就只能屈尊拿一个并没有增长或增长缓慢的工资。这跟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有关。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是低技术工人为主,而不是高技能人才,而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随着大学扩招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个需求变化滞后于供给变化的矛盾,本身也蕴藏着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红利。

    20 14年,我们的人均G D P是美国的1/8,即便和世界银行规定11000美元的高收入水平相比,我们也相差了50%.导致人均G D P差距的原因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人均资本存量的差距,譬如,我们的人均资本仅仅是美国的1/3;其次就是效率的差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这个差距既表明了我们技术水平的落后,也来自于劳动者自身人力资本的不足。所以,要缩小差距,一方面,对代表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品,还需要继续投资;另一方面,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从业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也要进一步提高,包括提高他们接受教育的年限。但是,如果现有的产业结构不能充分利用这些人力资本,不能让劳动力的教育投资产生足够回报,就会限制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

    高等教育扩招和改革,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条件。高校扩招带来的低成本的人才供给,是企业可以利用的一个优势。

    “互联网+”的关键是企业结构与流程再造

    到底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关键还是要看企业怎么改造自己的组织结构和流程,以提高效率。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任何一种新的通用技术出现后,企业的组织结构如何适应这个新变化,都需要时间来检验。

    譬如,过去没有电的时代,机械作业的动力是分散提供的,靠马、骡子拉动,或者是水驱动,所以生产一定是分散的、小规模的。但是电的应用使得动力可以在一个地方集中供应,所以大规模生产就产生了。为了适应大规模的生产,销售能力的提高就变得非常重要。过去小规模生产,在本地市场销售就可以,可是大规模生产,本地市场消化不了,就要将产品卖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因此,企业的销售部门要适应大规模生产的变化,建立庞大的销售队伍。人力资源部门在招聘和培训上也要发生变化,为更大市场服务的研发部门也要建立起来。我们会发现,为了适应大规模生产的需求,企业的组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新技术变革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企业组织的调整跟上来,效率的提高才体现出来。

    未来,互联网能否被企业家利用来提高生产效率,恐怕也需要去寻找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的组织模式。互联网时代,企业生产更加强调应需生产,强调根据市场需求来灵活地决定生产什么。要实现应需生产,企业需要分权,将更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转到供应链上,外包给其他企业来做。信息革命让供应链供给更加有弹性和及时性,十多年前有人提出“大规模定制”的概念,在今天有可能真正变成现实。

    中国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模式,更多是集权式的,而欧美国家的企业更多是分权模式。根据斯坦福大学B loom教授的研究,分权作为一种管理实践能够提高管理效能,譬如,中国企业的平均管理效能就比美国要低30%-40%.然而,企业能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分权,跟国家是否有更分权的财政体制、竞争程度更高的市场,以及更高的社会信任有关。Bloom还发现,信息技术和企业分权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即越分权的企业越愿意利用更多信息技术,从而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这正是一个国家生产效率不断进步的源泉。互联网时代的确给高效率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但是,企业怎样进行组织再造、流程再造,怎么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答案,需要企业家自己去探索和实践。

    改革为实业家创造新的春天

    对于政府来说,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点,就是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如果能够加快民营企业并购低效国有企业的速度,加快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更好地利用高学历人才,以及加快企业组织管理的变革,中国经济的确可以提升生产效率。

    然而,假如没有金融改革,市场资源、银行存款、储户手里的钱就不会跑到私营企业手上。假如资金又跑到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手里,然后又投到没有效率的项目上,这样的话,后面的经济发展可能就会比较困难。

    假如土地制度改革不进行,农民不愿意进城———因为土地可能被没收或者抛荒,进一步推进城市化也会受阻。土地市场的改革,目标就是允许那些进城的农民将他的承包地转租给别人,这件事目前在加快速度,这是非常好的。另外,假如户籍制度改革不推进,那些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人,他们的孩子不可以在这里读书,他个人不可以在这里养老,他就不可能安安心心在这里工作。那么,我们的城市化就摆脱不了“伪城市化”的嫌疑。

    企业应该怎么做?当然,企业家要充分利用三大红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土地改革、户籍改革,这些结构性改革都会释放出很多机遇,企业部门要努力抓住。利用互联网来改造自己的生产流程、销售模式乃至内部组织结构。高等教育红利和继续存在的后发优势,仍然是很多企业成长的宝贵资源。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一定会看到这些机遇和资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一定是来源于企业家的潜心探索。在切实推进改革的大背景下,勤勤恳恳又懂得拥抱三大红利和后发优势的实业家,一定会站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潮头。

    南都评论记者 王秀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