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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2月20日        版次:AA18    作者:傅国涌 邹卫

    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做客南都公众论坛,解说民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南都记者 邹卫 摄

    傅国涌:著名历史学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

    民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十分短暂,却留下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流变中,企业家起着什么作用?这些民国企业家重要的自治精神如何才能在当代中国企业家身上得到有效地传承?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南都公众论坛邀请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开讲民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

    我讲的民国这一段,其实只讲到民国十年左右,大概是1914-1922年。为什么称之为黄金时代?对于那一代企业家来说,是那个时代的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创办和发展企业的相当自由,给了他们极大的可能性,激发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过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一刻,给中国企业家的机会如此之多。他们利用了那样的一个空隙,在短暂的几年内,奠定了个人事业一生的基础,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在那个时候开启了人生全新的方向。

    实业巨子纷纷投身社会事业

    唐闸是长江北岸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地方,原来就是一个农村,1922年之前,唐闸镇这个地名竟然出现在世界地图上。为什么它会进入世界视野,变成世界地图上会标注出来的地方,是有特别原因的,它是中国第一轮工业化、第一轮经济起飞,在世界上被关注的一个标志。

    唐闸镇是张謇创造的一个奇迹。张謇是晚清状元,他在晚清开始办企业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却赶上了中国第一轮创办企业的潮流。他从1895年开始筹备第一家大生纱厂,到1900年开机生产,刚刚起步就赢得了市场。不过,张謇的理想到了民国后才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在创立企业成功之后,真正想做的是办学校。中国的新式教育大概是从1902年以后起步的,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真正展开。到了民国十年,也就是1922年,张謇已经在南通办了一系列学校。北京作为中国当时的政治中心,从教育的普及程度来说,都没有超过偏远的南通。南通也成为西方人最关注的一个地方,原因就在于张謇,因为张謇在这里创办了企业,创办了学校,还有很多社会事业。

    张謇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是师范学校。学校完全按照日本模式,最早请来的老师就有王国维,那时王国维还没有到日本留学,只有二十几岁。还有陈寅恪的哥哥、以后有名的画家陈衡恪。这些老师在当时都默默无闻,但后来都很有名。师范学校办起来之后,他又办了一所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这之后一路办下来,从大学、小学、幼儿园都办出来了。

    张謇不光给南通人带来学校,还为南通带来了博物院、医院、剧场和很多公园。他在南通一共办了6个公园。他甚至在南通建造了漂亮的旅馆,梁启超、梅兰芳、竺可桢、陶行知还有美国哲学家杜威,访问南通时都在这里住过。

    张謇还开办了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还有公共体育场、气象台,有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场、济良所、聋哑学校、残废院、医院等等。张謇将自己从企业中得到的红利基本上都投入到这些公益事业中去了,然后动员自己的哥哥、朋友也这样做。1922年他70岁生日,许多国家在上海的领事都专门赶来给他祝寿。这是张謇一生最辉煌的瞬间,虽然此时他的企业已经开始衰微。大家一致给予他高度评价,在外国人眼里,南通和上海、汉口不一样,那些地方都有租界,搞得好也是外国人搞的,而南通是中国人自己建起来的,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家通过自身的努力,从零开始的创造。

    荣氏兄弟(荣德生、荣宗敬)受张謇的影响,在晚清开始创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企业蹿升为中国面粉和棉纱两个行业的龙头。他们的兵船牌面粉,具有国际竞争力,曾经在欧美和东南亚都有销售。1919年前后,兵船牌更是已经变成了世界知名品牌。他们创立的棉纱品牌叫“人钟牌”,上海的棉纱交易所,曾经就以此为标准进行交易。

    荣氏家族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创办了大量企业,在纺织行业有9个企业,面粉行业有12个企业,以及其他附属企业。他们当时占据了中国面粉和棉纱的半壁江山。1912年,荣德生在家乡无锡太湖旁边种了三千棵梅花,建了一个公园,就叫梅园,从一开始这个梅园就不是私家园林,建好以后就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不用买门票进入,现在去的话要买票。

    早在1918年,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给荣氏兄弟发了一块匾,肯定他们办教育的业绩。荣家在无锡办的学校也是一串,一共是四个男生的小学,又办了四个女子小学,还有工商中学和一个豁然洞读书处,读书处就在梅园里。后来还办了江南大学,钱穆先生就曾经在这里当过教授。他们还办了大公图书馆,藏书超过十万卷,其中有不少珍稀的古书善本,荣毅仁后来将这些书都捐给了无锡市图书馆。

    陈嘉庚是一个华侨,是厦门北面的集美人,在新加坡赚到钱之后他做的就是到厦门来办学。厦门大学创立于1919年,是他独资创办的一所大学,一直支撑到30年代,那时实际上他早就没有钱了,但即使在企业失败、十分困难之际,他还继续想尽办法来维持厦门大学,为此变卖了三幢住宅。鲁迅、林语堂在厦门大学教书时它还是私立大学。陈嘉庚在集美还创办了一系列学校,从中学到专科学校,被称为“集美学村”。

    南通人看到张謇,无锡人看到荣氏兄弟,厦门人看到陈嘉庚,那个时代的人留给当地的人、留给中国人的遗产比留给子孙的更多,他们做的更多是社会建设,而不是停留在个人享乐的层面。企业家的黄金时代,某种意义来说其实是指一个企业家有没有机会通过自己创业成功得到的财富和社会声望来帮助社会,让整个社会分享他经营企业成功的果实,这才是黄金时代的真正内涵。

    商务印书馆提升了中国的文明水准

    黄金时代的企业并不仅仅是我前面所说的这些类型。机器印刷在晚清是新的产业,那时,中国刚刚从木刻时代转到新的印刷时代,夏瑞芳、鲍咸恩、鲍成昌、高凤池等人在外国人创办的印刷企业掌握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他们不甘心一辈子都在外国企业里打工,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小小的商务印书馆,后来变成中国印刷企业和出版企业的航空母舰。1930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访问美国,《纽约时报》还专门发表评论欢迎他,题目是“他们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

    自晚清以来,特别是进入民国,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一直影响着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有个统计数据,从1 9 1 2年中华民国创立到1916年,五年当中他们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初小部分,每年发行数都在七百万以上。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受教育的人很少。这批教科书影响中国之深远,难以估量。共和国教科书一年级国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一个毛笔写的“人”。第二册第一课是“人不读书不能成人”。到高小最后一课《大国民》,明确说不是领土大、人口多就是大国民,大国民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万国都能够各守其职、各尽其道,能够承担责任的人,小学教科书始终贯穿着对人的理解。他们提倡的教育才是真正人的教育,他们整个的教科书讲述的是何以成人,整个教科书体系渗透的都是这个。

    商务印书馆通过教科书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通过它的大量出版物,包括它出版的字典造福了几代中国人,通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商务印书馆只是一家企业,但在盈利的同时提升了整个中国的文明水准和文化层次。商务印书馆在它第一个50年里所做的这些贡献,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都被高度肯定。1932年淞沪战役爆发,日本人炸掉了它的总部。因为商务印书馆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民族的精神支柱,日本将炸掉商务印书馆看作是战略行动。

    “中国摩根”陈光甫的金融哲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留美回来的陈光甫先生在1915年创办的,典型黄金时代的出品。晚清中国已经有银行,但是规模很小,大部分还不是民营的。中国的民营银行就是在1915年前后真正开始成长的,陈光甫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金融,回国几年后就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这家企业在金融上的创举极多。陈光甫率先在中国金融史上创造了一元起存,现在中国的银行几乎都是一元可以办一个账户,但是在陈光甫之前,在1915年之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陈光甫的银行迅速崛起,他也被誉为中国的摩根,美国财经界、金融界都很认可他。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就是派他去美国,成功借到一笔巨款,支撑中国抗战七年。通过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源源不断运过来的物资就来自这笔借款,他之所以在美国人眼里有信用,就来自他创办的这家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大楼最醒目的特点,就是门特别小,没有大门,只有小门。陈光甫有意修这么小的门,他说门修大了小客户望而生畏,不敢进来,门要小,不要给人压力,不要让人觉得银行财大气粗,银行是给人服务的,要谦卑。门要小、厅要大,里面为什么要大?要气派,更重要的是有容量,让很多人进来坐在那里等都可以坐得下。他说银行是要热闹、要有人气的,这个地方没有人气,人们就不会来。不能只做大生意,也要做小生意,做小生意就是要维持热闹,要让银行始终看上去都是人很多,这样才能做得好、做得长,这是他的哲学。

    黄金时代的企业家气质

    张謇先生是状元出身,一生做事主要是在南通,但是他在南通做事可不是眼睛看着南通,他的这番话就充分将他的底牌亮出来了:“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在南通做事,但是眼光不是南通的,而是世界的、中国的,所以他的格局那么大,他做的事好像都不可思议。

    荣德生喜欢一幅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是荣德生最喜欢的座右铭,原创是晚清进士沈兆霖。

    陈光甫反复叮嘱自己的员工讲银行服务之道:“本行所恃,既全在服务二字,则应以平等眼光,招待社会人士,不可以贫富贵贱,而显示招待上之区别……”“中国的摩根”反复跟员工交代的是这样一句话,这是最难做到的,也是他最宝贵的地方。

    这些人不是一般人,他们被时代选出来,也经历了时代的曲折动荡,一百年后还被留下来,因为他们始终知道企业是什么。中国的字很有讲究,企业的“企”字,下面是工厂、烟囱、房子,上面不就是顶着个“人”吗?不错,企业举起来的就是人,无论是做棉纱还是面粉,做金融还是做印刷,头上都顶着人字,始终将人举得很高。他们尊重人,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所以,他们自己也被后世的人尊重。

    黄金时代的企业家之所以成就了他们自己,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成就了别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很难成就自己。企业说到底是一个关于人的事业,所以人在顶上,人最高。

    南都评论记者 王秀宁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