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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何罪之有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5年10月21日 10:49        版次:AA21    作者:刘绪义

    浮世阅史

    ●刘绪义 文史学者

    从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以来已有110年了,百年来有关废科举的得失利弊争论颇多,从“科举有罪”到如今“废科举有罪”,其间经历过太多有意思的变化甚至转折。

    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废科举是清王朝自毁根基,造成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纵观这一风向标的转变,说到底是当今社会对公平的关注和思考所引起的。

    持这一观点者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废除科举导致士大夫阶层“中国梦”破碎,传统平民上升通道关闭,离散了士子之心。科举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超越种族、门第、血缘,构建一种精英阶层,是“和谐社会的稳定器”。另一个理由是科举制度本身并无太多的弊病,它所要革除的只是考试的内容、八股文体,废除科举是一种急躁的改革。

    废科举真的成了清王朝自掘坟墓的做法吗?其实,这种看法恰恰忽视了当时废科举的历史情境和歪曲了科举制度本身的性质。

    科举制度的废除并不是急躁冒进,相反是社会的普遍共识。早在鸦片战争以后,不少有识之士就已充分认识到科举之弊,如曾国藩就认为科举无用,不是正业,力主自己的弟弟、儿子不必汲汲于科举。“总之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庚子之变后,科举更是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落后之元凶,包括荣禄在内都很早倡议废科举,1895-1898年天津、上海、湖南等地相继出现了新式学堂,到1901年废武举,1903年颁布大学堂章程,1904年减少科举名额,这中间不仅有一个较长的循序渐进过程,而且得到舆论界的普遍叫好。

    这一方面是由于内忧外患日益暴露了科举考试内容不合时宜,通过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无裨国用,士子们所学儒家经义不能救国。另一方面科举直接影响教育的改革,“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科举不废,“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上海《时报》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

    如此普遍共识,何以会导致士绅阶层失去对政府的向心力,使政府失去赖以支持的阶级基础呢?

    其次,从科举制度的本身来看,它并非一种教育制度,也不是唯一的必需的政治制度运行机器。

    在清末废科举之前,无论是唐宋,还是元明清三代都发生过科举存废之争,算上1905年这一次共有6次之多。虽然争论过后科举照旧进行,但可以看出,科举制度本身是可以废除的,并非一旦废除国将不国,自毁根基。

    要开放政权,要保证平民阶层平等公平地参政议政并非只有科举考试一途,更何况,废除科举的当年7月,光绪皇帝就主持了首次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学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分别差事;1906年10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了《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年10月对海归学子考试两场,择优录用。并非人们所说的废除科举后没有新的制度来替代,相反,前后衔接几乎没有时间差。这种改革根本在于选人用人的导向发生了变化,鼓励人们出国留学,学成同样有为国效力的机会。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开放眼光,主动学习西方,这何罪之有呢?

    废科举有效地改变了国人对西方的看法,对人才的要求,一些地方官绅也积极鼓励资助本省学子出国留学,如湖南就出现了留学热潮,留学国也不止于日本。湖南巡抚还要求“州县官须知法政学”。这些变化更好地遵循了前途向有才能者开放的原则,远比以前用严格的八股文考核儒家只言片语取才的制度要好得多。这不仅仅是考试内容的变革,更是用人导向的变革。科举废除后,新的人才培养和用人机制造就了一批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社会出现了一股爱国救亡的新风气。国家意识史无前例地崛起,反专制反封建使民族焕发出一种生机,这是大势所趋。

    值得指出的是,科举制度并非皇权制度化的忠实“守门人”,事实上也守不住世界大潮冲击之下的国门。大清王朝的根基并非倒在科举之废上,而在于这种专制制度根本无法与西方社会制度相抗衡,它倒在自己的保守、封闭和腐败上,不废除科举一样会倒掉。相反,如果再提前50年废除科举,或许这个王朝还有可能建立起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共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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